胸痛中心，在一群志同道合的心血管专家全力推动和国家卫健委的大力支持下，持续提升着我国心血管疾病防治的新高度，曾获泰山奖“诊疗方案奖”（现更名为医疗创新奖）。
2026年8月9日，第七届“泰山奖”将在上海举办，欢迎扫码报名参加（文末附“泰山奖”日程和报名链接），了解更多价值医疗案例。
撰文 | 燕小六
“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而言，送医每快一分钟，坏死的心肌就少一分，生的希望就多一分。
就在十几年前，中国的胸痛救治还相当“粗放”——标准跟着国外走，患者从发病到打通血管，常常被耽误在途中。
15年后的今天，这套一度“跟跑”的体系，反过来给世界定了一回标准。
2026年4月3日至4日，第十五届中国胸痛中心大会首次走出内地，移师香港，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并与深圳“双城联动”，吸引了来自香港、内地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约3000名专家。
会上，《胸痛中心建设与认证标准（国际版）》正式发布。这意味着，中国用15年沉淀出的胸痛救治方案，正式从“本土探索”迈向“全球输出”。
五年前，“医学界”曾把第二届泰山奖的“诊疗方案奖”授予中国胸痛中心，以表彰其构建起标准化、同质化的救治网络，大幅缩短急性心梗等心血管急危重症的救治时间；五年后，这套方案走向了世界。
从跟着别人跑，到带着别人跑，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胸痛中心建设又将通向哪里？近日，“医学界”专访了中国胸痛中心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首席专家霍勇教授。
以下是本次对话的主要内容：
“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医学界：今年4月，《胸痛中心建设与认证标准（国际版）》（以下简称“国际版”）正式发布。这背后的宏观考量是什么？
霍勇：“国际版”是在中国胸痛中心建设走过15个年头之后发布的。它既建立在中国经验模式的基础上，也建立在不同国家、地区持续交流的基础上，尤其是与香港的交流。
2023年5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按国家标准启动胸痛中心建设；2025年，首家胸痛中心在香港玛丽医院落户，并获得国家认证。
众所周知，香港与内地在医院管理、社会救助体系、公众认知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胸痛中心建设能在香港落地，并在不到3年内取得丰硕成果，本身就是一次积极的适应性探索。
“国际版”的发布，不仅标志着中国方案走向世界，也说明我们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中摸索出的经验和规律，可以推荐给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这种输出，对全球重大疾病防治、对完善各国医疗服务体系，都是一种有效的补充。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全球治理倡议，旨在倡导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共同守护全人类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这需要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而“国际版”正是其中的一个体现。
医学界：制定“国际版”时，如何在普适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找平衡，以适应不同的医疗体制？
霍勇：任何标准都受区域、时期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适用范围都有局限。这一点，在此前15年的中国胸痛中心建设实践中，我们早已体会到。
比如，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密集、经济和医疗条件较好，当地建成的胸痛中心，和西部、边疆地区并不一样。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差异，我们逐步摸索、推出了“边疆版”“中医系统版”等不同的胸痛中心建设与认证标准。
需要强调的是，这类调整有一条底线：强制性细则不能动，只有针对各地客观差异的条款可以微调。
所以，讨论一个标准的普适性与灵活性，拿捏其中的平衡点，最根本的依据只有一条——它在具体实践中，能不能切实提高救治效率、改善救治效果。
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此前了解到，当地不少医生在值班期间是不做急诊手术、不做急诊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院前急救由消防系统主导完成，不同于内地由急救中心和医疗机构派出专业人员；当地的信息化建设、病人转运的信息传输，也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异。
那么，在香港推进胸痛中心建设，就必须贴合当地实际。
效果是实打实的。据玛丽医院介绍，在筹备和建设胸痛中心的过程中，该院推行了“院前心电图先导计划”，患者在抵达急诊室之前就能完成心电图，并实时传输到急诊室；
医院还打通了“绿色通道”——院内设有清晰指示和专门的胸痛患者心电图检查区域，并开通“信息绿色通道”，把心电图及时传给心内科，确保整个流程顺畅；同时建立员工培训机制，几乎所有CCU（冠心病监护病房）护士都能参与导管室的启动工作。
几方面合力之下，香港玛丽医院的门球时间（即从患者进门到导丝通过病变的时间），从100多分钟缩短到53分钟，优于国家标准。这既是香港在心脏急救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也说明：守住基本原则，再针对香港实际作出调整，这条路是站得住脚的。
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优化自己
医学界：将如何推动国内现有的心血管救治体系完成新一轮的底层逻辑迭代？
霍勇：推出“国际版”，不只是因为我们有了标准和经验，能够帮助别人；更重要的是，不同地区之间的分享、借鉴与相互促进，能在教学相长中，推动我们自己的救治体系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这是胸痛中心建设中很重要的一环。
还是以香港为例。建设胸痛中心之后，当地公众从胸痛发作到首次医疗接触（FMC）的时间，约为两三小时；而内地则从原来平均6个多小时，缩短到5个多小时。
香港之所以能取得比内地平均水平更优异的成绩，靠的是公众对胸痛救治的广泛认知、更高效的急救体系，以及全港已建成的7个医院联网——它能按区域分配医疗资源、提供持续护理。这种布局和效率，都值得内地学习。
医学界：在2021医学界价值医疗大会暨第二届泰山奖颁奖仪式上，中国胸痛中心建设获授年度“诊疗方案奖”（编者注：该奖项现已更名为“医疗创新奖”）。如今回望，这对我国胸痛急救体系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霍勇：那一年，我代表中国胸痛中心领下这个奖，这是对我个人，也是对整个胸痛中心建设工作的高度肯定。
这背后，有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有专家和医疗机构的共同努力，也有社会各界的力量。大家携手，一步步铸就了胸痛中心建设的“中国模式”。
从2021年到现在，又过去了四五年，中国胸痛中心建设不断拓展、提质。
回顾过去15年，我国胸痛中心建设成果显著：全国胸痛中心建设数量已超过6100家，其中通过认证的有3325家；在农村地区，建成了2万家胸痛救治单元和4万个胸痛救治点。依托胸痛中心建设，我国心脏急救的救治时间大幅缩短，救治效率显著提升，救治结局明显改善。
如今，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胸痛中心建设，正从国内的几家医院、一个区域、一张网，一步步迈向国际。
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国方案或许能够帮助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破解重大疾病的防治难题。这些成果未来将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也是在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设，尽一份力。
胸痛救治体系未来如何发展？
医学界：我国胸痛救治体系已形成多元化格局，既有胸痛救治单元、卓越胸痛中心等不同类别，也有基层版、标准版、国家版等不同标准。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这张胸痛急救“矩阵”?
霍勇：中国胸痛中心网络已经基本成形：省级实现100%覆盖，地市级和县级的覆盖率达到96%至99%。
但织成这张网，并不是终点。
此前，我们提出了胸痛中心的“三全模式”，即全域覆盖、全民参与、全程管理，希望让急救网点更密、反应更快、联动更有效，同时让公众、院前转运、急救人员、院内各科室医生，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参与进来。
接下来，我们要把胸痛救治向两头延伸。
一是在社会层面解决预防问题。我十几年前就说过，胸痛中心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没有胸痛”——要尽可能早地筛查、识别出高危人群。
二是强化院后的长期慢病管理，让心血管病患者少发病、不再发病，并回归社区和家庭，去影响身边的人，把救治和预防意识一层层传递下去。
医学界：众所周知，如今胸痛救治的核心痛点在于“院外延误”。下一步，中国胸痛中心将如何从公众教育、院前急救体系联动等宏观层面，破解这道“第一公里”难题？
霍勇：我们已经公布了胸痛中心建设的未来五年规划。
一是提质量，向更高水平的卓越胸痛中心发展；
二是向基层延伸——除了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建立胸痛中心，还要在一级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进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把整个救治体系向下铺开，真正落实医改提出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
我们也会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在心电图识别、患者分诊、救治流程等环节的应用。还有很关键的一点：要真正让中国的胸痛中心、胸痛救治单元，成为社会疾病救治网络的重要节点。
我国每年有60多万例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率却仅有1%至2%。我们要把它提升到10%、20%，甚至更高。这就需要胸痛中心发挥更大作用——通过专业机构开展心肺复苏（CPR）培训、教会大众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而作为专业救治机构，则要更高效地接诊心脏骤停患者，让他们活下去。
总的来说，胸痛中心的未来，是一张充满想象力的蓝图。我们希望建成三个体系：从急诊急救，拓展到慢病管理，再延伸到健康筛查，以覆盖更广泛的人群，让更多人拥有可期的心血管健康。
8月9日，上海
第七届“泰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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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学界
校对：蔡 菜
运营：莉 莉
责编：汪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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