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整座城市还在沉睡，小区的路灯透着昏黄的光。赵玉芬已经穿戴整齐，坐在了餐桌前。
面前没有往常这个时刻必须要准备的面团和案板，只有一叠信纸和一支笔。她的脚边，放着一个略显褪色的帆布包，那是五年多前她从老家来这座城市时提着的包。如今，包里装着她来时的几件旧衣服，而她用大半辈子积蓄换来的那套老家房子的房款，早已经变成了这座房子首付的一部分。
她干枯粗糙的手指握着笔，手背上还有洗洁精长年累月腐蚀出的裂口。她静静地看着卧室的方向，那是儿子儿媳的房间。她没有去敲门，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准备丰盛的早餐。她深吸了一口气，开始在纸上写下第一行字。
“林夏，当你们一家三口醒来，走出卧室，习惯性地走到餐桌前等热粥和包子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坐上了回老家县城的绿皮火车。不用找我，也不用给我打电话，那张卡我留在桌子上了。这封信，算是我这个做婆婆的，给你，也是给浩宇的最后一点交代。”
赵玉芬写下这段话时，没有流泪。她的眼泪早在过去的无数个深夜里流干了。她只是觉得胸口那种闷了五年的窒息感，终于松动了一点。
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把她的思绪拉回了五年前。那时的她，刚刚办完老伴的丧事不久，儿子浩宇打来电话，说林夏怀孕了，城里买房差首付，问她能不能想想办法。赵玉芬二话没说，把老家那套虽然破旧但能遮风挡雨的房子卖了，拿着四十五万块钱，提着这个帆布包，满心欢喜又小心翼翼地敲开了这扇门。
她记得自己刚来的时候，是抱着一颗讨好的心的。社会上总说婆媳关系难处，婆婆都是恶人，她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林夏当亲女儿一样疼。林夏孕吐严重，闻不得油烟味，赵玉芬就在厨房里关紧门，开着最大档的抽油烟机，憋着气变着花样给她做清淡可口的饭菜。
林夏说外面的衣服洗衣机洗不干净还伤料子，赵玉芬就搬个小板凳，在卫生间里手洗他们换下来的所有衣物，哪怕冬天水冷得刺骨，她的关节疼得像针扎一样，她也从没抱怨过半句。孙子乐乐出生后，这个家里的所有重担更是全部压在了赵玉芬一个人身上。
“林夏，我还记得乐乐刚出生的那三年。你们年轻人要上班，要拼事业，我都懂。每天晚上乐乐哭闹，为了不影响你们睡觉，我整宿整宿地抱着他在客厅里走。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
白天你们去上班了，我要买菜、做饭、拖地、洗衣服，还要推着乐乐去晒太阳。你们下班回来，家里永远是干干净净的，饭菜永远是热腾腾的。那时你们还会对我说一句‘妈，辛苦了’，我听了，觉得腰里的酸痛都不算什么，觉得一家人在一起，再累也是甜的。”
可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赵玉芬停下笔，望着客厅角落里那个昂贵的扫地机器人。那是去年双十一林夏买的，说是能减轻家务负担。可实际上，机器人扫不到的边边角角，还是需要她弯腰去擦。而那个机器人的价格，抵得上她一年的买菜钱。
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像水滴石穿一样，一点点侵蚀了赵玉芬在这个家里的尊严。随着乐乐渐渐长大，上幼儿园了，赵玉芬的作用似乎从一个不可或缺的“育儿嫂”，退化成了一个单纯的“免费保姆”。她的付出，在这对年轻夫妻眼里，变成了理所当然，甚至变成了某种不合时宜的累赘。
“也许在你们看来，我就是一个只会干粗活、浑身上下透着泥土味的乡下老太太。你们开始嫌弃我洗菜不够精细，嫌弃我做饭的口味太重，嫌弃我为了省水把洗菜水留着冲厕所。林夏，你还记得去年中秋节的那顿大闸蟹吗？”
写到这里，赵玉芬的手微微发抖。那是她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到心寒。那天，浩宇买了几箱昂贵的大闸蟹回来过节。一家人坐在餐桌前，浩宇和林夏熟练地剥着蟹壳，把最肥美的蟹黄挑出来喂给乐乐。
赵玉芬在厨房里忙着洗锅、切水果，等她端着果盘走出来的时候，餐桌上只剩下一堆狼藉的蟹壳，和一盘已经冷掉的炒青菜。
浩宇抬头看了她一眼，轻描淡写地说：“妈，螃蟹性寒，你血压高，吃多了不好，就没给你留。你随便吃点青菜吧。”林夏在一旁头都没抬，正拿着手机拍桌上的蟹壳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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