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初夏，北京西山一处军分区招待所内热浪未散。省军区司令到访，警卫们忙得团团转，可主人李德才却端着搪瓷茶缸，挽着袖子站在院里看葡萄藤。司令客气招呼：“老李，半年不见，身体可好？”李德才抬眼：“凑合，您坐吧，屋里有风扇。”一句话，把气氛吹得有点凉。年轻参谋不解：这位穿旧布军装的大校凭什么对首长这般淡淡？要说资历，他确有底气。
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传遍北平，年仅二十一岁的李德才丢下铁锹，跟着八路军冀中独立营走进队伍。那一年他只会几个字，部队里教识字、学马列，他的脾性却一点没改：要打仗，别废话。晋察冀边区的游击战争把这个北方汉子磨炼成老兵。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他已经是独立团的“老班底”，后背挨过刺刀，脸上留了旧伤疤，说话仍然直来直去。
同年夏末，上级决定南下建立新区。第三支队在邯郸集结，司令员文年生拍着作战地图布置行军。9月，部队穿过伏牛山深处抵达河南光山，刚扎下营盘，冀鲁豫军区急电：局势有变，立即北返。长途跋涉的官兵闷声不响，绑好行囊再上路。可走到冀中休整时，李德才突然“罢工”。他背着枪找到文年生：“我不走了，我就想留在冀中，有仗我自己找。”文年生耐着性子劝：“命令不等人，大家都走，你单独留下算怎么回事？”李德才往旁边吐了口烟，“反正我是不走，您看着办。”文年生只得呈报军区，最终批准这位“犟驴”留下。
1946年春，华北部队整编，冀中独立旅、冀晋部队合组第六纵队。文年生任司令，李德才被调到十七旅五十一团当团长，不久又升副旅长。连串调令挡不住他的火性，每逢作战会议，他总一句“让我们当主攻吧”，气势汹汹。文年生了解他，索性成全：打石家庄外围的昼夜强攻，让五十一团开路；围歼麻家营守敌，又让他领着三营强渡滹沱河。两年里，十七旅参战十余次，李德才次次冲在最前，被战士背下火线三回，勋绩簿上添满朱红印章。
1947年8月，保北战役打响。大正定城乃战略要隘，是津浦线北段门户。夜幕降临，十七旅几路兵锋仍陷胶着。前线电话急促响起，作战参谋报告：“城东南炮楼未拔掉，步兵推进慢。”文年生皱眉，扯下话筒，命令提升攻势，并叫来李德才：“你是副旅长，担子更重。再拖下去，全局被动。军法面前，可没情面！”李德才脸色一沉：“别扯这些，完不成任务我负责。”扔下话筒，他带着警卫冲出指挥所，天井里只来得及抓两条子弹袋。前沿指挥员正对敌喊话劝降，李德才挥手打断：“喊啥？上！”一连冲锋，炸药包贴墙，炮楼垮塌，敌人溃散。天亮时，正定收复，保北战役首战告捷。可他也中了弹，独臂抱枪回师，连包扎都拒绝多缠。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战功赫赫的指挥员轮番深造，职位水涨船高。昔日与他平级的老战友，有人成了兵团参谋长，有人走进军区机关；李德才却只挂了个副师长。组织部考虑到他的年龄和文化程度，1955年授衔时定为大校。消息一出，老部下感叹：“李团长可委屈了。”他却不以为意，只在酒桌上憨笑：“大校怎么啦？我还不是照样抽廉价烟！”
1959年，华北军区精简，李德才下放到某地级军分区任司令。这里多是边角驻军，平日抓民兵训练，抓粮草储备。他嫌事务烦琐，干脆住进兵营，早晨陪新兵拉练，晚上摸黑检查哨卡。参谋说首长太拼，他皱眉：“当兵的，不吃苦吃啥？”习惯了火线上说话，他对谁都一个腔调。省军区来电要他汇报工作，他回一句：“文件都递上去了，还汇报啥？”弄得机关首长哭笑不得，只得亲自跑来。
说来也怪，这副倔脾气并没有给他招来处分。老首长们对他，又是头疼又是心疼：一开火场仗，他从不躲；一到会场，嘴就不饶人。1964年，他因胃病复发住进总医院，政委探望，他半躺在病床上调侃：“组织上是不是想让我早些转业？正合我意，省得听汇报。”同年秋，他正式离休，搬回冀中老家，带着那支磨得发亮的驳壳枪和一摞军功章，住在砖瓦小院里。邻居的小孩常跑去听他讲打仗的故事，他每次开头都是那句：“咱当年要是真客客气气，可就打不了胜仗。”
熟悉他的人都承认：李德才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冲”。战时，这股劲头转化成了撕开敌阵的锐气；和平岁月，同样的直爽却成了官场的“钝器”。有人感叹他未能更进一步，也有人说幸亏有这样几个人，才能保持部队那股杀伐果敢的老作风。至于他自己，从未抱怨，破旧挎包里塞满借据和奖章，提起旧事总往轻松里带。1979年，对越作战打响，老兵们又被请去作战动员，他拄拐头也不抬：“让我上？行，给我把老花镜找回来，不然看不清敌人。”
次年春，他在自家院里植下一棵槐树，说是想再看看它开花。两年后，老人病逝，遗愿很简单：把骨灰撒到滹沱河，“我就是那片河滩的兵。”送行那天，曾经的首长文年生已是军区副司令，他默默脱帽致哀，自语：“这回，总算没人能说你‘不客气’了。”那句迟到的讣告上写着——“李德才同志，一生戎马，襟怀坦荡，眼里只有战斗，没有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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