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清晨,满洲南部驶往公主岭的军用列车里,一名穿旧军服的朝鲜青年正捏着一张回乡许可,他叫李蕙馥,22岁,身高近一米八,在日本关东军里被安排操纵重机枪。几小时前,苏联红军三路突进,他所在的“北方派遣军衣支队”已被打散,战败的阴影像车窗外的荒原一样无边无际。

时间拨回两年前。1943年夏,汉城宝城大学商科二年级的李蕙馥被迫应征。北平郊外的集训场,他因为个子高,被选作重机枪手。“要挺胸,子弹不要省!”教官的一嗓子像铁钩钩在空气里。机枪手通常摆在火力交汇点,最容易招来八路军的狙击,他也多次在土墙后看着战友倒下。

1945年春,部队调往南满,开始练习用手榴弹贴身炸坦克,人人心里都明白,这意味日本已无胜算。李蕙馥抓住机会,凭借商科背景转去长春陆军会计学校,试图避开前线。某日,校中一名大佐苦笑:“全班就两支步枪,拿什么挡苏联坦克?”这句话让他更加坚定要自保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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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攻势来得比想象快。被俘后,他被关在铁丝网围出的临时营地。日军军官威吓说:“逃出去就会被中国人打死。”可当他得知即将被押往西伯利亚时,深夜喊一声“太君,再会了!”便翻墙而去。换上从东北老乡那儿换来的破棉衣,他在公主岭朝鲜人协会的帮助下挤上通往新义州的闷罐车。

抵达新义州,衣衫褴褛的他被街边小贩驱赶,只得一路乞讨、打短工,绕开苏军哨所,步行至三八线。那天黄昏,他趁暮色溜进汉城昌信洞老宅,父亲李寅求医生看到他,激动得只说了句:“你活着就好。”五天后,他因暴饮暴食阑尾炎发作,又被送进手术室,险些丢命。

秋天,他重回母校——已被改名为“庆城经济专科学校”的宝城大学。院长当场递上一纸毕业证,算是弥补遗憾。校内左右翼学生在礼堂混战的场景,却让他彻底打消了留校念头。走出校门,他在乙支路一根电线杆上看到《共同日报》招记者启事,心头一动,报名考试,百人取五,他榜上有名。社会新闻的奔波,让他练就了敏锐笔触,也让上级注意到这位文字煽动力极强的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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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秋,韩国国防部决定从各大报社挑选二十名编辑、记者进行短期军事训练,发给“战地记者证”。李蕙馥与《朝鲜日报》赵昌燮、《东亚日报》崔庆德等人同批结业。讲课的李翰林上校严令:“枪声响时,记者既要活着,也要写得出来。”

1950年6月25日,炮声炸醒汉城。李蕙馥已跳槽《京乡新闻》,依旧持有战地证。当晚,他随威利斯吉普突赴东豆川采访第一师团。联队长胸脯拍得震天响:“放心,三天就把他们赶回去!”他当夜写下“国军奋战,侵略者必败”通栏标题,报纸一清晨售罄。可两日后人民军坦克轰然入城,新闻部长金贤洙中校中弹身亡,前线联络全断,李蕙馥仓皇躲进明伦洞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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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解放日报》的招募令已在街头散发,同为从军记者的李模劝他“顺势而为”。李蕙馥冷汗直冒,转身连夜逃往郊外老宅,把那本反苏小说《再见,苏联》连同战地证一并埋进柴火,火光映着夜色,他暗暗发誓: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10月,韩军反攻推进到黄海道。搜救队在村里认出他,他随车回到汉城,一见安正植少校即要求再赴前线。少校笑着把手一挥:“目标平壤!”李蕙馥与《东亚日报》金振燮等三人坐进缴获的苏联吉普。19日上午,大同江浅滩烟尘弥漫,白善烨率先过江,参谋长石柱岩的车却被地雷掀翻,双腿当场粉碎。市区几乎空无兵力,李蕙馥写下“平壤光复”的稿子,连夜押送回汉城印刷,又带五百份报纸折返北上沿途散发,国防部额外批他两万韩元差旅费。

板门店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军为记者准备了“和平列车”,五节卧铺车一字排开。1951年12月9日,他在会场外看到一名佩“特工”字样的人民军少校,正是大学英语老师金东石。对方挑衅似的开口:“你们真认为能赢吗?”李蕙馥压低声音:“老师,战争之外,总还有一句问候吧。”走到帐篷背面,气氛缓和许多。金老师透露多名文化人已在撤退途中被肃清,两人不由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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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25日,他领到战争纪念徽章;1955年获金星花郎功绩奖。荣誉并未让他停笔。1958年金门炮战,他又被派赴前线,同行的崔秉宇当场被炮弹夺命。李蕙馥在战壕内咬牙写稿,回首一片火光,心底却腾起熟悉的使命感。

多年后他评点战时审查:“有些真相,被墨汁涂得太厚。”读到玛格丽特·希金斯记录美军溃败的《朝鲜战争编年史》,他哑然:“我们写不出,那才是真相。”

1968年,停战十五周年,59位老战地记者重聚,成立“从军记者友好俱乐部”。四十余年倏忽过去,到2010年,健在者仅剩五人。2013年,李蕙馥离世,享年90岁;从机枪手到记者,半生颠簸,他用打字机记录下战争,也被战争改写了自己的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