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公子
最近，一个久违的名字突然冲上热搜——曲婉婷。
镜头里的她状态低落，坦言自己在新冠疫情期间确诊了乳腺癌，已经切除了一侧乳房，并且没有做填充整形手术。
她说自己一个人做手术、一个人化疗，身边没有家人陪伴，只有两个朋友。说着说着，她崩溃了，双眼含泪问了一句：
“为什么是我？”
换作任何一个艺人，曝出这样的消息，评论区大概会被“加油”“早日康复”刷屏。但点开曲婉婷那条热搜的评论区，画风完全不一样。
“看看苍天饶过谁”。“天意修正，可喜可贺”。“苍天有眼”“报应来了”“现世报”。甚至有人直白地留言：“希望病魔早日战胜她。”
整个评论区几乎看不到多少同情和安慰。
有人可能会问：一个歌手生病，网友至于这么“刻薄”吗？
至于。
因为网友讨厌的从来不只是歌手曲婉婷，而是她背后那桩牵扯了五百多个家庭的旧案，以及她近十年来始终不变的傲慢与回避。
曲婉婷的母亲叫张明杰，曾任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2009年到2011年，张明杰主导哈尔滨原种繁殖场的国企改制。
她通过暗箱操作，把本该属于职工的安置补偿款截留挪用。涉案金额高达3.5亿元，其中包含1100多万的下岗职工安置费。
这笔钱是什么钱？是566名职工——包括420名在岗工人和146名退休老人的“活命钱”。是他们在丢掉“铁饭碗”之后，赖以维持生计的最后保障。
钱被截留之后，这566个人没有收入，没有安置费，没有三险一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他们就这样被抛弃在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
东北的冬天有多冷？每年1月，哈尔滨平均最低气温零下24摄氏度。原种场原本有自己的锅炉房给职工宿舍供暖，2009年改制之后锅炉房废弃了。
工人们买不起蜂窝煤，只能捡垃圾里的碎柴碎煤烧着取暖。自来水管在低温下纷纷冻裂。有人生了病硬扛着不敢去医院。有人在绝望中上吊自杀。甚至有人全家服毒、跳楼。
而同一时间，曲婉婷在干什么？
她18岁就被送到加拿大留学，学钢琴、玩音乐，住着豪宅，过着公主一样的日子。母亲被抓之后，她如此评价自己的母亲：
“她是一个勤奋的人，她给了我能得到的最好生活，不管她是如何得到。”
这句话，比贪了3.5个亿还让人心寒。贪是恶，但至少还是赤裸裸的欲望；而这种轻描淡写的“不管”，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冷漠。她享受了那些被搜刮的血汗，却连一丝愧疚都没有。
张明杰2021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曲婉婷始终拒绝退赃，从未向受害职工道过歉。
她继续待在加拿大，挥霍着母亲留给她的资金，偶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发动态，为母亲“喊冤”，甚至称母亲是“英雄”。今年2月她试图在国内开通账号复出，很快就被封了。
更让人愤怒的是，她在海外接受采访时，把母亲贪污3.5亿职工安置费的事情轻描淡写地略过，仿佛那只是一桩“争议”和“指控”。
现在，她坐在镜头前，满脸悲伤地问：“为什么是我？”
我想，当初那566个下岗工人也想问“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偏偏是我下岗？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安置费被吞了？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家庭在零下30度的冬天里断了暖、断了医保？为什么偏偏是我在绝望中走上绝路？
有人说，疾病不该被诅咒，癌症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这话没错。但网友的愤怒，真的是在庆祝一个人生病吗？不是的。
网友是在不满“凭什么犯错的人还能过得安稳顺遂”。是在反感她既得利益者的傲慢。是在气愤她一边吸着普通人的血汗，一边还要立清白无辜的人设。
这份积压了近十年的情绪，在她自曝患癌、卖惨喊冤的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大家说这是“报应”，说这是“现世报”。但其实，这更像是一种无力感的投射。
一个反派，身怀巨款，逍遥海外。法律判了她妈妈，但追不回那笔钱，抚慰不了那566个破碎的家庭。公众能做什么？除了愤怒，除了在键盘上敲下“报应”两个字，什么也做不了。
于是我们只能想象，想象她受到的苦难和她的作为有关，想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主持公道。
“报应”这个词，成了公平与复仇的代餐。于是一群由唯物主义指导的民众，在这一刻，甘愿投身唯心世界。
因为我们太希望这世上有因果。
因为我们太害怕坏人没有坏报。
因为我们太需要相信——
那些在零下30度的寒风里挣扎过的人，他们的哭喊，天上有人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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