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位乞丐远赴瑞金执意见周恩来，三天后红军为何正式踏上漫长的长征征途？

1931年深秋的上海法租界，灯光穿过晨雾映在勃生路的旧洋楼外墙，楼里几个人影正围着一张餐桌校对一份密码本。屋内最沉默的那位叫项与年，福建连城人，六年前在海员罢工里锤炼出一身胆识，此刻已是中央特科行动线的骨干。没多久，他收到了潜伏同伴递来的字条：“沪上有变，白某已倒向对面。”短短九个字，像锋利刀锋划破夜色，也划开了他此后漫长而隐秘的道路。

中央特科成立不过几年，人数不多，却覆盖上海、南京、汉口等多地。组织里行话极少提“间谍”二字，而称“耳目”。他们要干的，无非两件事：保己方安全、探彼方虚实。为了不让叛徒白鑫泄露更多机密，项与年奉命处理。8月的一个雨夜，他守在法租界霞飞路43号门口，等白鑫钻进汽车后毫不犹豫开枪击破后轮。那场面后来被同志简单回忆——“两枪，没废话”。从此，特科在上海的防线勉强稳住。

三年后，情报战场从弄堂移到赣江水系。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开会，将几十万兵力分作数路，准备把中央苏区围成“铁桶”。会议文件厚达数寸，编号“乙丙丁-一四”。文件上第一行就写着：“十月中旬总攻，同日合围。”国民党方面对信息安全颇自信，却忽视了一个细节——德安专署的新任保安司令莫雄早已与我党暗通款曲。

莫雄收到文件后，脸色铁青地对身边助手低声说：“这下子，真要下死手了。”当天夜里，他把文件交给地下交通员刘哑佛。刘翻了几页，倒吸冷气：“得尽快送去瑞金。”可如何冲破层层哨卡？众人默然。项与年恰在此时赶到德安，随身只带了几本破旧字典。他把门一关，“咚”的一声砸掉四颗门牙，抹掉血说：“现在，看我像不像流落的老要饭？”莫雄苦笑：“兄弟，这趟路凶险。”“认命，可也得认路。”项与年的回答干脆。

10月初，江西西部的田埂上出现一个衣衫褴褛的瘦汉子，腰间挂着破铁碗，背篓里塞着四册《辞源》。沿途有哨兵喝问，他张口一笑，缺牙的咀嚼声伴着乡音：“要碗饭，有没有剩菜？”士兵嫌脏，挥手放行。其实，那些字典早被挖空，里面夹着密写胶片。为了防意外，他把胶片摔碎藏成粉末，再封在香灰里。用他的话说，“乞丐就得带点香火灰，求人点化。”

距离瑞金还有一百多里时，形势陡变。敌军增设了流动巡逻，乡间小路断断续续。夜半，项与年靠在残墙小憩，一名挑担大嫂悄声提醒：“前面查得狠，你绕山背。”谁也不知那大嫂其实是苏区女交通员。短暂寒暄，他只回一句：“麻烦了。”就消失在雨雾里。

7日拂晓，瑞金城外的小河滩升起炊烟。警卫察觉一个乞丐蹲在草垛旁，正往嘴里塞半截红薯。把人带进指挥部后，周恩来细看片刻，示意关门。项与年从字典中抖出灰末，倒在铜盘里，再用温水轻轻冲开，墨迹浮现：国民党各路军的行军天数、火炮口径、空军起降场坐标，纤毫毕现。周恩来低声道：“消息从哪儿得来？”项与年只回答四个字：“同志送命。”屋内一时无声。

10日清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桌面上摆着厚厚几页新电令。电令核心有两点：主力部队当夜起向西突围；各地游击队分散牵制，掩护主力。文件底部是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几人联署。消息一出，前线将领心中雪亮：所谓“第五次围剿”已无避让空间，只剩突破。

12日傍晚，湘赣边境的公路上尘土飞扬，红三军团先头营悄然拔营。多年后，一名老战士回忆当夜情景：“没敲锣打鼓，也没口号，只有苦笑——大家知道，这一走就是生死看天。”长征自此拉开帷幕，而蒋介石直到几天后才发现“铁桶”底部已被掏空。

回头看，蒋介石的作战构想并不拙劣：中央军压正面，地方团练封隘口，德式山炮进驻要点，再辅以空军侦察，逻辑明晰。但计划最大的漏洞，是对内部裂隙的忽视。莫雄在德安，另有人在抚州、吉安，各自挖开一个针孔，针孔连成暗道，再坚固的桶也会漏水。

项与年跟随队伍进入贵州后，继续担任先遣侦察。有同伴打趣：“缺牙哥，你还接着装乞丐？”他摇头：“牙没了，装谁都行。”行军途中，他曾两次潜入敌占集镇测路，三次截获保安团电报。1935年遵义会议前夕，李克农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这口气咱们还能喘，全靠你们这些‘哑炮’。”项与年只是咧出那排参差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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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他调到地方文教系统，偶尔被学生追问旧事，总是摆手：“过去的账，今后教科书里自然有。”1956年国庆阅兵，他与莫雄并肩站在观礼台角落，礼炮响起，莫雄轻声道：“当年那份文件，值了。”项与年点头，却没说话。

1978年10月2日，他在龙岩病逝，享年84岁。遗物中只有几本磨烂的《辞源》，扉页上仍留着当年掏空后的缺口。书页再翻动，空洞处透出旧纸特有的干燥味道，仿佛在提醒：情报战没有硝烟，却常常决定炮火落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