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外头的灯还亮着。
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屁股硌得慌。这椅子也不知道多少人坐过，边角都磨白了。
手机响了。
是我妈打来的。
我摁掉。
又响。
再摁。
第三次响的时候我接了。
“喂。”
“志强啊，你在哪呢？你爸说你今天没去档口。”
我妈的声音听着急，但那种急是习惯性的急，她什么事都急。
“在医院。”
“医院？你咋了？”
“没事，做个检查。”
我没说实话。
走廊尽头有个护士推着车过来，车轮子咔嗒咔嗒响。我侧了侧身子让她过去。
“什么检查要去医院？社区卫生院不能做啊？”
“妈，我真没事，回头跟你说。”
我把电话挂了。
然后关机。
我老婆陈敏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话。她手里攥着那张CT报告单，攥得紧紧的，纸都皱了。
“你别攥了。”我说。
她松开手，看了我一眼，眼睛红红的。
“万一不是呢。”她说。
我没接话。
三天前，我在广州中山三院做的CT。医生说肺上有阴影，建议进一步检查。我问什么阴影，医生说不好说，要做病理。
“不好说”这三个字，我懂。
我今年四十三，在广州白云区开了个服装档口，批发女装。档口不大，二十来个平方，雇了两个小妹看店。生意不好不坏，一年刨去成本能剩个十来万。房贷每个月五千多，儿子上初中，补习班一个月两千。
日子就这么过着。
不抽烟不喝酒，怎么肺上就有阴影了。
我想不通。
手术室的门开了。
不是叫我。
是叫旁边那个老太太的家属。
老太太的儿子冲上去，医生跟他说了些什么，他脸色一下子就白了，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陈敏抓着我胳膊的手收紧了。
“志强。”
“嗯。”
“要是……要是真有事，咱们怎么办？”
“能怎么办，治呗。”
我说得轻巧。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
档口那个生意，我要是躺下了，谁来管？陈敏在街道办事处上班，一个月四千多块，稳定是稳定，但指望她那点工资养家还房贷，根本不可能。
儿子明年中考，正是关键时候。
这些事我不敢细想。
一想就睡不着觉。
前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了一整夜，陈敏也没睡着，我知道。她背对着我，一动不动，但呼吸声不对。睡着的人呼吸是匀的，她是憋着的。
我们都没说话。
有时候不说话比说话更累。
“张志强。”
护士喊我名字了。
我站起来，腿有点软。不是怕，是坐太久了。
进了诊室，医生让我坐下。是个五十来岁的男医生，戴眼镜，白大褂上别着胸牌，姓刘。
他面前摊着我的报告。
“张先生，结果出来了。”
他顿了顿。
这个停顿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病理显示是恶性肿瘤，早期肺腺癌。”
陈敏在旁边一下子哭出声来。
我没哭。
不是坚强。
是懵了。
就像被人猛地扇了一巴掌，耳朵嗡嗡响，疼还没传到脑子里。
“早期是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发现得比较及时，肿瘤还局限在肺部，没有明显转移迹象。”
“能治吗？”
“可以手术切除，配合后续治疗，五年生存率还是比较乐观的。”
乐观。
这词用得真好。
医生说了一大堆，我听进去一半。什么手术方案，什么基因检测，什么靶向药，什么放化疗。
我就记住了一句话。
“尽快手术。”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黑了。
广州十一月的天黑得早，六点多就全暗了。路灯亮着，黄黄的光照在地上，地上有痰印子，黑一块白一块的。
陈敏还在哭。
她哭起来没声音，就是眼泪一直流，擦完又流。
“别哭了。”我说。
“怎么办啊志强。”
“医生说能治。”
“他说的是乐观情况，万一不乐观呢？”
“你能不能别老想万一？”
我声音大了点。
她愣了一下，眼泪流得更凶了。
我后悔了。
但我没道歉。
我不知道怎么道歉。
回到家，儿子在自己房间写作业。门关着，里面传出打游戏的声音。这小子肯定又在偷偷玩手机。
平时我肯定推门进去骂他了。
今天我没管。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盯着电视。电视没开，黑屏的，能照出我的脸。
我看着自己的脸。
四十三年了，这张脸。
颧骨有点高，眼睛不大，眉毛倒是浓。年轻时候人家说我长得像某个港星，现在没人说了。胖了，下巴圆了，鬓角也有白头发了。
我从来没认真想过自己会死。
四十多岁的人，谁会天天想这个？
但现在不想不行了。
死这个字，以前觉得远，现在觉得近。
近到什么程度呢？
近到我能闻到它的味道。
不是臭味，是一种冷冰冰的、空荡荡的味道。像冬天早上打开冰箱，里面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空。
陈敏端了杯水过来，放茶几上。
“我给爸打个电话吧。”她说。
“别打。”
“这么大的事……”
“我说别打。”
她嘴动了动，没再说。
我爸妈住在番禺，我爸退休前是中学老师，我妈是纺织厂退休的。两个人身体都不好，我爸高血压，我妈糖尿病。
告诉他们有什么用？
除了让他们着急，让他们睡不着觉，还能怎样？
我妈那个人我知道，她要是听说我得了癌，能当场犯病。
上次我表哥查出肝有问题，她担心得一宿没睡，第二天血压飙到一百八。
不能告诉她。
至少现在不能。
“那你打算怎么办？”陈敏问。
“医生说手术。”
“在中山三院做？”
“嗯。”
“要不要去别的医院再看看？”
我想了想。
“也行。”
广州的医院我熟。中山三院、南方医院、省人民医院，都在这边。但我心里有个想法，没跟陈敏说。
我想去上海看看。
不是信不过广州的医生。
是觉得上海医疗水平更高一些。而且我有个大学同学在上海，叫李明辉，在浦东那边上班，混得不错，认识的人多。说不定能帮忙找找关系。
我把这个想法跟陈敏说了。
她没反对。
“那档口怎么办？”
“让阿芳盯几天。”
阿芳是档口的小妹，跟了我三年，人机灵，靠得住。
第二天我去了档口。
白云区这边全是做服装批发的，一条街挨着一条街，档口密密麻麻的。早上九点多，街上已经全是人了。拉货的、拿货的、打包的，三轮车电动车挤来挤去，喇叭声此起彼伏。
我站在自己档口门口，看着招牌。
“志强服饰”。
这四个字挂了好多年了，白底红字，边角有点褪色。
隔壁档口的老王正蹲在门口抽烟，看见我，站起来。
“志强，昨天咋没来？”
“有点事。”
“啥事？”
“没事，私事。”
老王看我脸色不对，没再问。做生意的都懂，人家不想说的事别追问。
阿芳在里面理货，看见我进来，叫了声“老板”。
“阿芳，我可能要出去几天，档口你盯着。”
“去哪啊老板？”
“上海，有点事。”
“行，你放心。”
她没多问。
这姑娘懂事。
我在档口坐了一会儿，看着货架上挂着的衣服。新款秋装，韩版的，进价四十五，批发价八十五，走量还可以。
这些衣服，这批货，这个档口。
我经营了八年。
八年了，从早忙到晚，进货、理货、发货、对账、催款。跟厂家扯皮，跟客户周旋，跟隔壁抢生意。
图什么呢？
图个日子能过下去。
图儿子能上个好学校。
图房贷能按时还上。
现在这些事突然变得轻了。
不是不重要了，是顾不上重要了。
命都快没了，还管什么档口。
这话我没跟任何人说。
但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晚上回家，我跟陈敏说订机票。
她查了查手机。
“后天有班飞机，早上八点，六百多块。”
“订吧。”
“住宿呢？”
“我问问明辉。”
我给李明辉发了微信。
“明辉，我后天去上海，有点事，方便的话见一面。”
他很快回了。
“来啊，啥事？”
“见面说。”
“行，到了联系。”
我没说看病的事。
微信上说不清楚，也不想说。
订完机票，我坐在阳台上抽烟。
我不抽烟的。
这包烟是今天买的，红双喜，十一块。
我拆开，点了一根。
吸了一口，呛得直咳。
但还是继续吸。
陈敏走过来，看见我抽烟，愣了一下。她从来没见我抽过烟。
她没说话。
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进去了。
她知道我心里烦。
这根烟抽完，我把烟头摁在花盆边上，起身回屋。
儿子房间的灯还亮着。
我推门进去。
他果然在玩手机，看见我进来，手忙脚乱往被子里藏。
“别藏了。”
他低着头，等着挨骂。
我没骂。
我在他床边坐下来。
“作业写完了？”
“写完了。”
“真的？”
“真的。”
“行，早点睡。”
我站起来要走。
“爸。”
“嗯？”
“你今天怎么不骂我？”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十三岁的男孩，个子已经到我下巴了，嘴唇上有点绒毛，声音开始变粗。
“以后少玩点手机，对眼睛不好。”
我关上门出来。
眼眶有点酸。
妈的。
四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矫情。
去上海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起来了。
陈敏煮了粥，我没怎么喝。不是不饿，是吃不下。
儿子还在睡。
我站在他房间门口，想进去说一声，又怕吵醒他。
算了。
到机场的时候七点不到。白云机场T1航站楼，人已经很多了。排队过安检，找登机口，坐下等。
陈敏一直没怎么说话。
她平时话挺多的，今天反常。
“你怎么不说话？”我问。
“不知道说什么。”
“那就别说了。”
飞机上，我靠窗坐。
起飞的时候耳朵不舒服，我嚼了块口香糖。
从窗户往下看，广州越来越小，房子像火柴盒，珠江像一条灰带子。
我忽然想，会不会这是最后一次从广州起飞。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把它摁下去了。
别想这些。
想也没用。
两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
上海的天灰蒙蒙的，比广州冷不少。
我打了个哆嗦。
陈敏从包里掏出件外套递给我。
“穿上。”
我穿上。
出了机场，打车去酒店。酒店是陈敏在网上订的，在徐汇区，离中山医院近。一晚上三百多，不算贵也不算便宜。
出租车开了四十多分钟。
上海的街道比广州宽，楼比广州高，路上的车比广州规矩。司机是个上海本地人，说话带着上海腔，一路上叨叨个不停。
我一句没听进去。
到酒店办了入住，房间在十二楼。
窗户望出去，能看到高架桥，车流像一条发光的河。
我给李明辉发了定位。
“我到了，住下了。”
“晚上一起吃饭，我订地方。”
“行。”
下午没事，我跟陈敏去中山医院转了转。
没挂号，就是去看看。
医院很大，好几栋楼，人来人往的。门诊大厅里排队的人从窗口排到门口，黑压压一片。
我看着这些人。
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来看病的。
有的脸色蜡黄，有的瘦得脱了相，有的坐在轮椅上，有的被人搀着。
我站在大厅中间，忽然觉得自己不算什么。
这世上生病的人多了去了。
比我惨的也多了去了。
“走吧。”我说。
陈敏跟在我后面出来。
晚上六点，李明辉来酒店接我们。
他开一辆黑色奥迪，穿件深蓝色夹克，看着比大学时候胖了一圈，头发也少了。
“志强，好久不见。”
他跟我握了握手，又跟陈敏打招呼。
“嫂子好。”
“你好明辉。”
“走，吃饭去。”
他带我们去了一家本帮菜馆，在一条老弄堂里，门脸不大，里面装修得挺精致。
点了几个菜，红烧肉、油爆虾、腌笃鲜、蟹粉豆腐。
菜不错。
但我吃不下。
李明辉给我倒酒，我拦住了。
“不喝了。”
“咋了？你以前不是挺能喝的吗？”
“最近身体不太好。”
他放下酒瓶，看着我。
“志强，你跟我说实话，这次来上海到底什么事？”
我沉默了几秒。
“查出肺有问题。”
“什么问题？”
“癌。”
李明辉筷子停在半空。
“确诊了？”
“广州那边做的病理，早期肺腺癌。”
“操。”
他把筷子放下。
“那你是来上海看病？”
“嗯，想找这边的专家再看看。”
“找谁？”
“还没想好，中山医院的胸外科听说不错。”
李明辉想了想。
“我认识个人，在肺科医院那边有熟人。肺科医院，胸外科全国排前三的。你要不要去那边看看？”
“能挂上号吗？”
“我帮你问问。”
他当场就打电话了。
电话那头应该是他朋友，两个人用上海话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我一句没听懂。
挂了电话，他说：“明天下午，有个专家门诊，姓周，周教授。号已经满了，但我朋友说可以加一个。挂号费六百。”
“六百？”
“专家号，正常。”
“行。”
六百就六百。
命比钱贵。
吃完饭回酒店，陈敏坐在床上算账。
“机票一千三，酒店两晚六百，明天挂号六百，吃饭……”
“别算了。”我说。
“不算怎么行，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算也没用，该花还得花。”
她不说话了。
我知道她心疼钱。
我们家不富裕。档口一年剩十来万，房贷六万多，儿子补习班两万多，日常开销，一年到头存不下几个钱。
这次看病，不知道要花多少。
手术、住院、后续治疗，少说十几二十万。
如果要用靶向药，更贵。
有些药医保不报，全自费。
这些事我不敢想。
一想就睡不着。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躺在酒店床上，枕头太软，被子太厚，空调嗡嗡响。
陈敏睡着了。
她这两天太累了。
我听着她的呼吸声，匀的，轻的。
窗外的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了一道细细的亮线。
我盯着那条线。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想儿子。想档口。想房贷。想手术。想化疗。想死。
想我要是死了，陈敏怎么办。她一个人带着儿子，那点工资怎么够。房贷还不上，房子会不会被银行收走。儿子以后上学怎么办，娶媳妇怎么办。
越想越睡不着。
干脆起来。
我轻手轻脚走到窗边，拉开一点窗帘。
上海的夜景挺好看。
万家灯火。
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
我的烦恼是癌。
别人的烦恼可能是别的什么。
但说到底，都是烦恼。
第二天下午，我们去了肺科医院。
医院在杨浦区，政民路上。门口排着长队，全是等进停车场的车。
我们打车来的，在门口下车。
门诊楼是新的，玻璃幕墙，看着挺气派。
上了三楼胸外科专家门诊区，走廊里坐满了人。
李明辉已经到了，旁边站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这是老张，我朋友，在医院后勤工作的。”
老张跟我握了握手。
“周教授的号很难挂，今天正好有个病人临时来不了，我跟周教授说了一下，给你插进去。”
“太感谢了。”
“没事，明辉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我们在走廊里等。
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瘦得皮包骨，旁边是她女儿，端着个保温杯喂她喝水。
对面一个中年男人，光头，一看就是化疗掉的。他一个人来的，低着头看手机，屏幕上是个小孩的照片，应该是他孩子。
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这味道我熟悉。
广州的医院也是这个味道。
等了大概四十分钟，护士喊我名字了。
“张志强，周教授叫你。”
我站起来。
陈敏也跟着站起来。
“你在外面等我吧。”我说。
“我跟你进去。”
“不用，我自己去。”
我不是不想让她陪。
是我怕万一听到什么不好的，她受不了。
她嘴动了动，最终坐回去了。
我跟着护士进了诊室。
诊室不大，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一个看片灯箱，两把椅子。
周教授坐在桌子后面。
他看起来六十岁左右，头发花白，戴一副金丝眼镜，脸上没什么表情。
“坐。”
我坐下。
把广州带来的病历和CT片子递过去。
他接过去，没看。
“什么情况？”
“广州那边确诊肺腺癌，早期。”
“病理报告带了吗？”
“带了。”
我从袋子里抽出病理报告给他。
他戴上眼镜，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片子插到看片灯箱上，打开灯。
黑白的肺部影像亮起来。
他盯着片子看了很久。
没说话。
诊室里很安静。
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咚。咚。咚。
他转过身来，摘下眼镜。
看着我。
“你这个病，不用治。”
我愣住了。
“什么？”
“我说，你这个病不用治。”
“不用治？可是广州那边说……”
“他们说要手术？”
“对，说要尽快手术，切除肿瘤，配合……”
周教授摆了摆手，打断我。
“你听我说。”
他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你这个确实是肺癌，病理报告我看了，没错。但是你知道肺癌有多少种吗？”
我摇头。
“肺癌分小细胞和非小细胞，非小细胞又分腺癌、鳞癌、大细胞癌。你这种是肺腺癌，而且是早期，肿瘤直径不到两厘米。”
他顿了顿。
“肺腺癌有个特点，发展非常慢。有些人的肺腺癌，十年都不长大一厘米。”
“可是……”
“你听我说完。”
他又打断我。
“你现在四十三岁，对吧？”
“对。”
“你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咳嗽？胸痛？咳血？”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做CT？”
“单位体检，拍了个胸片，说有阴影，让我进一步检查。”
“体检。”
他重复了一下这两个字，嘴角动了动，像是笑，又不像。
“你知道现在体检有多泛滥吗？低剂量螺旋CT普及以后，查出肺结节的人太多了。查出来就慌，慌了就做手术。但很多人的肺结节根本不会发展成致命的癌症。你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因为它有任何症状。但你一旦做了手术，切掉一块肺，你的生活质量反而会下降。”
他指了指片子。
“这个位置，靠近胸膜。手术要切掉整个肺叶，创伤不小。术后你会出现肺功能下降，活动耐力减退。本来你能跑能跳，做完手术可能爬个三楼都喘。”
“可是不切的话，万一它长大了呢？”
“那就等它长大了再说。”
他看着我，眼神很平静。
“肺腺癌进展慢，你有的是时间。定期复查，半年做一次CT，监测它的大小。如果它真的开始长了，再考虑手术也不迟。到那时候再做，效果跟现在做是一样的。”
“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
他靠在椅背上。
“你现在做手术，是过度治疗。过度治疗比癌症本身更可怕。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了，查出一个早期癌，吓得赶紧做手术，做完之后肺功能不行了，一辈子离不开氧气瓶。结果呢？那个癌如果不做手术，可能二十年都不会要他的命。”
他拿起我的病理报告，看了一眼，又放下。
“你这个情况，我建议你什么都不做。该干嘛干嘛，半年后复查。如果两年内没有变化，改成一年复查一次。”
“那……那万一转移了呢？”
“早期肺腺癌，这个大小，转移的概率非常低。比你出门被车撞的概率低多了。”
我沉默了。
他说的这些话，跟我之前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广州的医生说“尽快手术”。
上海的医生说“不用治”。
两个都是专家。
我该信谁？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敷衍你？”周教授忽然问。
“没有没有……”
“我告诉你，我当医生三十多年了。年轻的时候我也跟你一样，觉得查出癌就要切，切得越干净越好。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人体不是机器，不是哪里坏了换哪里。有些病，你不治它，它反而跟你和平共处。你一治，反而把自己治垮了。”
他站起来，把片子从灯箱上取下来，递给我。
“拿着。回广州去，该工作工作，该生活生活。半年后复查。记住我的话。”
“那……那要不要吃点药？”
“不用。”
“真的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不用做。”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
很淡的笑。
“你知道你今天花六百块挂号费，买到了什么吗？”
“什么？”
“买到了一个‘不治’。”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回去吧。你没事的。”
我走出诊室的时候，整个人是懵的。
陈敏迎上来。
“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我张了张嘴。
不知道怎么说。
“他说……他说不用治。”
“不用治？什么意思？”
“就是……暂时不用做手术，定期复查就行。”
陈敏的表情变了。
“他是不是没认真看？是不是觉得咱们外地来的，随便打发一下？”
“不是，他说得很详细。”
“那广州的医生怎么说要手术？到底听谁的？”
“我也不知道。”
我们站在走廊里，周围的人来来往往。
那个瘦老太太被女儿搀着从我身边走过，她看了我一眼，眼神空洞洞的。
光头男人还在看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
李明辉走过来。
“怎么样？”
“周教授说不用治。”
“不用治？”
“嗯，说是过度治疗反而不好。”
李明辉看了看老张。
老张点点头。
“周教授这个人我知道，水平很高，而且他不会乱说。他要是说不用治，那就是真不用治。”
“可是……”
“志强，周教授在全国胸外科都是数得上号的。他见过的肺癌病人比你听过的都多。他敢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
我没说话。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快黑了。
上海的冬天黑得早，路灯亮了，街上的人裹着厚衣服匆匆忙忙地走。
我们站在医院门口。
陈敏看着我。
“志强，你信哪个医生？”
我想了很久。
“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
“先回去吧。”
“回广州？”
“嗯。”
“那到底做不做手术？”
“让我想想。”
回酒店的路上，我一直没说话。
脑子里翻来覆去是周教授的话。
“你这个病，不用治。”
“过度治疗比癌症本身更可怕。”
“你出门被车撞的概率都比它转移的概率高。”
这些话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脑子里。
但广州医生的话也在。
“尽快手术。”
“五年生存率还是比较乐观的。”
两句话。
两种说法。
我该信谁？
回到酒店，我坐在床边，掏出手机。
开始查。
查肺腺癌。
查早期肺癌。
查过度治疗。
查了好多网页，看了好多文章。
越看越糊涂。
有的说早期肺癌一定要手术，治愈率高。有的说惰性肺癌可以观察等待。有的说中国的肺癌过度治疗率很高。有的说不能冒险，万一进展就晚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我把手机扔床上。
陈敏在旁边看着我。
“查得怎么样？”
“没怎么样。”
“那到底怎么办？”
“你让我想想行不行？”
我声音大了。
她愣了一下。
然后转过身去，背对着我。
我知道她委屈。
但我控制不住。
我不是冲她发火。
我是冲自己发火。
冲这个病发火。
冲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说法发火。
那天晚上我又没睡着。
半夜两点多，我爬起来，走到窗边。
外面下起了雨。
雨点打在玻璃上，一条一条地流下来。
我看着窗外的上海。
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这里的医生给了我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答案。
我本来是来求一个“治”的方案。
结果得到了一个“不治”的建议。
“不治”。
这两个字说起来简单。
但做起来太难了。
你身体里有个癌，医生说不用管它。
你能睡得着觉吗？
你能正常过日子吗？
你每半年去复查一次，每次等结果的那几天，你能不煎熬吗？
万一哪次复查，医生说“长大了”。
那怎么办？
到那时候再做手术，还来得及吗？
这些问题像一群苍蝇在我脑子里嗡嗡嗡地转。
赶不走。
第二天，我们退了房。
去机场。
李明辉来送我们。
“志强，回去好好想想。周教授的话，我觉得值得认真考虑。”
“嗯。”
“有什么事随时联系。”
“谢了，明辉。”
过安检，登机，起飞。
两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广州。
从机场出来，广州的天灰蒙蒙的，比上海暖和，但空气里有股潮乎乎的味道。
回到家，儿子在上学，家里没人。
我坐在沙发上。
陈敏去厨房烧水。
水烧开了，她端过来一杯。
“喝点水。”
我接过来。
没喝。
放在茶几上。
“志强。”陈敏在我旁边坐下来。
“嗯。”
“我想了一路。”
“想什么？”
“我觉得……咱们还是做手术吧。”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种我熟悉的倔强。
“上海的医生说得有道理，但那是概率。万一你是那个小概率呢？万一你的癌不是惰性的呢？万一它转移了呢？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可是他也说了，过度治疗……”
“过度治疗总比不治强。”
她打断我。
“志强，我赌不起。儿子也赌不起。”
她说到儿子，我胸口像被人攥了一下。
“咱们做了手术，切干净了，心里踏实。就算肺功能受点影响，那也比整天提心吊胆强。你说呢？”
我没说话。
她说得也有道理。
两个医生，两个道理。
一个讲概率，一个讲万一。
一个讲生活质量，一个讲心里踏实。
选哪个？
我拿起水杯，喝了一口。
水有点烫。
“让我再想想。”我说。
“你已经想了一天了。”
“这么大的事，不能急。”
“医生说了要尽快……”
“广州的医生说了，上海的医生没说。”
陈敏不说话了。
她站起来，去了卧室。
门没关。
我听到她在里面翻抽屉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这是什么？”
“存折。”
她把信封递给我。
我打开。
里面是一本工商银行的存折，还有几张定期存单。
“这是我这些年攒的，加上咱们一起存的，一共二十六万。”
我看着那些数字。
“不够手术和后续治疗的吧。”
“不够再想办法。实在不行，把档口转了。”
“档口转了咱们吃什么？”
“命都没了还吃什么？”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了。
一颗一颗的。
掉在茶几上。
我看着那些泪滴，亮晶晶的，像碎玻璃。
“行。”我说。
“你同意了？”
“嗯，做手术。”
“真的？”
“真的。”
她擦了擦眼泪，忽然抱住我。
抱得很紧。
我也抱住她。
我们俩就这么抱着，在沙发上，很久没松开。
晚上儿子放学回来，我们没跟他说。
吃饭的时候，他跟往常一样，一边扒饭一边说学校的事。什么数学老师拖堂，什么同桌跟别人打架，什么篮球比赛输了。
我听着。
像听别人的故事。
吃完饭，儿子回房间写作业。
我跟陈敏坐在客厅里。
“明天我去中山三院，找刘医生，定手术时间。”我说。
“我陪你去。”
“不用，你上班吧。我自己去。”
“我请假。”
“请假扣钱。”
“扣就扣。”
她知道犟不过我。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中山三院。
刘医生在门诊。
我挂了他的号，排队等。
等了一个多小时，轮到我了。
“刘医生，我决定做手术。”
他点点头。
“想好了？”
“想好了。”
“行，我给你开住院单。你什么时候方便？”
“越快越好。”
“那就后天入院，大后天手术。”
“好。”
他开了单子，递给我。
“术前要做一些检查，心电图、肺功能、血常规。你今天可以先做一部分。”
“行。”
我拿着单子出来。
走廊里还是那么多人。
有人哭，有人沉默，有人打电话，有人发呆。
我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住院单。
纸很薄。
但我觉得它很重。
从医院出来，我给陈敏发了微信。
“后天入院，大后天手术。”
她秒回。
“好。我请假陪你。”
我没回复。
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街上的人。
骑电动车的，等公交的，遛狗的，买菜的。
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日子。
没人知道我刚做了一个可能改变一生的决定。
我点了根烟。
第二根了。
还是红双喜。
还是呛。
但我还是抽完了。
回到家，我开始安排事情。
给阿芳打电话，让她继续盯档口。
她问我要多久，我说不确定，可能一个月。
她说行。
给儿子班主任发了微信，说家里有点事，孩子这几天可能状态不太好，请老师多关照。
班主任回了个“好的”。
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爸，我过两天要做个小手术。”
“什么手术？”
“肺上有个结节，切掉。”
我没说癌。
“严重吗？”
“不严重，小手术。”
“在哪做？”
“中山三院。”
“要不要我们去？”
“不用，小手术，几天就出院了。你们别折腾。”
“真不用？”
“真不用。”
他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自己注意。”
“嗯。”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
屋子很安静。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个亮方块。
我盯着那个方块。
后天入院。
大后天手术。
手术完之后，我的一部分肺就没了。
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
我做了选择。
选了“治”。
放弃了“不治”。
这个选择对不对？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
也许十年后，我会庆幸今天的选择。
也许十年后，我会后悔。
谁知道呢。
人活着，就是在不断地做选择。
有些选择有对错。
有些选择没有。
这个选择有没有对错，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从今天开始，我的人生不一样了。
不是因为这个病。
是因为这个决定。
是因为我选择了相信自己会活很久。
而不是相信自己会死。
这听起来很可笑。
但就是这么回事。
你信什么，你就怎么活。
我信我能活。
所以我要治。
哪怕这个“治”可能是多余的。
哪怕这个“治”可能让我活得没那么舒服。
但至少我不用每天提心吊胆。
至少我不用每半年煎熬一次。
至少陈敏不用跟着我一起煎熬。
这就够了。
手术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陈敏睡在旁边，呼吸很轻。
我躺着没动。
天花板是白的。
墙角有条裂缝，细细的，像头发丝。
我盯着那条裂缝看了很久。
六点半，护士来量体温、测血压。
一切正常。
七点，换手术服。
蓝白条纹的，宽松，后面系带子。
穿上去凉飕飕的。
八点，手术室的人来接我。
一个年轻男医生，推着轮椅。
“能自己走吗？”
“能。”
“那就走吧。”
我跟着他走出病房。
陈敏跟在后面。
走廊很长，灯光白得晃眼。
走到手术室门口，我回头看了陈敏一眼。
她站那儿，手攥着衣角。
“没事的。”我说。
她点点头。
眼泪在眼眶里转，没掉下来。
手术室的门开了。
我走进去。
门在我身后关上。
手术室里很亮。
无影灯像一只巨大的眼睛，盯着我。
我躺上手术台。
麻醉师走过来，在我手臂上找血管。
“放松，深呼吸。”
针扎进去。
凉凉的液体流进来。
我开始数数。
一。
二。
三。
四。
还没数到五，世界就黑了。
后来发生的事，是陈敏告诉我的。
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
刘医生出来的时候，说手术顺利，肿瘤切干净了。
我在ICU待了一天，然后转回普通病房。
醒来的时候，胸口疼。
不是尖锐的疼，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疼。
像有人在我胸口压了一块石头。
我低头看。
胸口包着纱布，纱布下面有根管子，连着个塑料瓶。
瓶子里有淡红色的液体。
“引流管。”护士说。
我想说话，嗓子干得发不出声。
陈敏用棉签蘸水，擦我的嘴唇。
“别说话，好好休息。”
我在医院住了十天。
十天里，引流管拔了，线拆了，能下地走了。
走得慢。
从病房走到走廊尽头，再走回来，喘得厉害。
肺功能确实下降了。
周教授说得对。
但我心里踏实了。
癌被切掉了。
不管它是不是惰性的，不管它会不会长大，它现在不在我身体里了。
这个念头让我能睡着觉。
出院那天，广州降温了。
陈敏给我带了件厚外套。
我穿着外套走出医院大门，冷风一吹，打了个哆嗦。
但心里是暖的。
回到家的第一个晚上，我睡得很好。
一觉到天亮。
没有做梦。
没有失眠。
醒来的时候，阳光从窗帘缝照进来，亮堂堂的。
我躺在床上，听外面的声音。
楼下有人在放音乐，凤凰传奇的。
隔壁在装修，电钻嗡嗡响。
远处有汽车喇叭声。
这些声音以前觉得吵。
今天觉得好听。
因为这是活着的声音。
我活着。
还能听到这些声音。
还能看到阳光。
还能躺在这张床上。
还能闻到陈敏做早饭的味道。
活着真好。
哪怕胸口还有一道疤。
哪怕爬楼梯会喘。
哪怕以后可能要定期复查。
但活着。
就够了。
后来。
后来的事没什么特别的。
我恢复了两个月，回了档口。
生意还在做。
日子还在过。
房贷还在还。
儿子还是偷偷玩手机。
一切跟以前差不多。
但又不一样了。
我现在每半年去复查一次。
每次等结果的那几天，还是会紧张。
但紧张完了，结果出来没事，就又能安心半年。
我有时候会想起上海的周教授。
想起他说的那句话。
“你这个病，不用治。”
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也许他是对的。
也许我的癌真的不会发展。
也许我白挨了一刀。
也许我的肺功能白白下降了。
但我没后悔。
因为“不治”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你能带着一个癌过日子吗？
你能在每次复查的时候不害怕吗？
你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想它吗？
我不能。
陈敏也不能。
所以我们选了“治”。
这个选择可能不是最优的。
但它是我们最安心的。
这就够了。
人活着，有时候不是选对的。
是选自己能承受的。
我能承受手术的痛苦。
承受不了“万一”的恐惧。
所以我的选择是对的。
至少对我来说是对的。
故事到这儿，差不多了。
我现在坐在档口里，写这些东西。
外面街上还是那么热闹，拉货的、拿货的、打包的，人来人往。
阿芳在理货。
隔壁老王在门口抽烟。
阳光照在“志强服饰”的招牌上。
一切都很正常。
我也很正常。
除了胸口那道疤。
除了每半年一次的复查。
除了偶尔会想起上海那个花六百块挂号费买来的“不治”。
那个“不治”，我最终没要。
但我不后悔。
因为我选了“活”。
选了踏踏实实地活。
哪怕这个踏踏实实是建立在肺功能下降的基础上的。
但踏实就是踏实。
踏实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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