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7月12日,圣地亚哥-德古巴诞生了古巴独立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人物之一——马里亚娜·格拉哈尔斯·奎略。她突破了社会强加给像她这样出身女性的种种规范,也因肤色、性别和卑微出身而遭受歧视。和家族中的男性一样,她也经历了爱国意识的形成与成熟过程,这一点体现在她对丈夫和儿子们参与马哈瓜沃委员会秘密活动的支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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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10月10日,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发出独立号召后不久,她以崇高之举让儿子们在基督面前宣誓:“解放祖国,或为祖国而死。”随后,她又以亲身行动作出激励,走入解放斗争的丛林。

马塞奥-格拉哈尔斯一家出现在丛林中,本身就是一种抵抗方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这个家庭在那里继续发挥凝聚和情感支撑作用。马里亚娜和家人通常驻扎在营地附近,承担多种任务,以保障医疗工作,构成了后方的后勤和对战斗人员的照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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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在露天、山洞、旧逃奴藏身处和崎岖山地中,他们还承担起儿童教育工作。马里亚娜在那里设立战地医院,忍受寒冷、衣不蔽体、风雨侵袭,甚至还要面对多次飓风和其他热带气候灾害,以及西班牙军队持续不断的追捕。西班牙方面一直试图抓捕安东尼奥·马塞奥的家人,而她始终紧靠曼比起义军行动,以便在适当时机发挥作用。

她的内心经历了巨大痛苦:与自己共度一生、志同道合的伴侣牺牲了,几个儿子也相继倒下。但她并未因此退缩,反而在道义上愈发坚强,继续鼓励年幼的孩子们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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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困难重重,她在整个十年战争期间始终留在丛林中,在古巴东部和卡马圭部分地区的起义控制区不断转移。1871年至1872年瓜坦那摩战役期间,她一直活动在儿子们作战地点附近,“走着和解放军一样的行程”。

有时,她不得不在地洞中蜷缩数小时,“而她周围刀剑和砍刀交错碰撞”。她面对的是一个残酷的敌人,这个敌人对起义者的女性和儿童家属尤其严厉。在这样的环境下,她进一步成长起来,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领导责任。

古巴当时的局势最终迫使她在“富有成果的休战期”流亡牙买加金斯敦。在那里,这位爱国者的意志再次受到考验。她必须面对陌生的语言、习俗和文化,也遭遇了不少经济困难。

她还接连承受新的打击。她的儿子费利佩、何塞和拉斐尔因积极参加“小战争”而被捕,并被押往西班牙监狱。殖民统治者把对这个英雄家族的仇恨发泄在他们身上。远离故土和亲人的地方,拉斐尔去世了。但她依然没有被击垮。尽管儿子和其他亲属分散在加勒比和美洲各地,并因政治立场不断遭受追逼,她仍支持安东尼奥和马科斯参加“小战争”及其后续革命行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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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她依然有力量去鼓励和抚慰那些谈论祖国的人,其中就包括何塞·马蒂。1892年10月12日,马蒂因她在十年战争中的表现和她的爱国品格所享有的声望而前去探望她。她留给马蒂的印象超出了他的预期。

这一点体现在《马里亚娜·马塞奥》和《马塞奥之母》两篇人物素描中。这两篇文章写于她1893年11月27日去世之后,至今仍被视为关于这位女英雄最成功的文字肖像。马蒂曾写道:

“这个女人身上究竟有什么?这位朴素的女性身上,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史诗与神秘?她作为母亲的胸怀中,究竟有怎样的神圣与慈爱?她简朴的一生中,究竟有怎样的庄严与伟大?以至于当人们写到她时,就仿佛是在书写灵魂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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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4月23日,也就是近30年后,她的遗骸被迁回故乡,并在民众的大规模悼念中安葬于圣伊菲赫尼亚公墓。如今,她安息于“祖国祭坛”,离三位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很近:被称为“祖国之父”的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称她为“母亲”的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以及十分推崇她“古巴爱国者榜样”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1958年,菲德尔还以她的名字命名了在马埃斯特腊山诞生的那支英勇女子排。

这位杰出的圣地亚哥女性,后来仿佛化身于许多历史阶段中的古巴女性身上:她存在于古巴革命党在流亡中建立的众多俱乐部中,存在于1895年战争中担任联络员、护士和普通士兵的女性中,也存在于后来时期为妇女选举权和其他权利而斗争的女性中,存在于最后解放阶段反抗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统治的女性中,也存在于那些今天在家庭、课堂、国防、生产和科学领域维护革命成果的人们之中,还存在于忠于其遗产、始终坚持其原则并回应其时代的后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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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诞辰211周年之际,纪念马里亚娜·格拉哈尔斯·奎略是恰当的。她是抵抗、坚定、爱国主义和忠于革命原则的象征。她的名字,是一首献给古巴女性跨越时代的勇气、奉献与胆识的赞歌,也是对今天仍在面对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公正、残酷封锁的古巴女性的致意。

作者:达马里斯·A·托雷斯·埃莱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