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的一天，在柏林总理府。希特勒把东亚战报扔在桌上，转身站到欧洲地图前。他看见的不是日本军队的推进，而是一道正在裂开的战略缺口。日本在中国战场投入的兵力越多，会使得德国在进攻苏联时，能从东面牵制苏军的力量就越弱。
这个判断让他马上做出决定。他立刻让驻华大使陶德曼，着手促成中日停战。这步棋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远东，而是为了苏联。
希特勒的这个决定，背后藏着矛盾。矛盾在几年前已经出现了。
1934年，前德国陆军管理局局长汉斯·冯·塞克特大将应邀来华，出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他为国民政府设计了一套整军方案，核心是挑选精锐部队，换装德式钢盔、步枪和火炮，按德国操典训练。
这次接受德式装备的部队约有八万人，后来被称作“德械师”。中德之间的易货贸易同期已开始运作，1936年4月双方正式签署《易货协定》。中国用钨矿、锑矿等战略矿产，换取德国的枪炮和工业设备。
到1936年，两国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近两成，在华德国军事顾问有近百人。1935年塞克特因病离华后，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接任总顾问。他继续推进部队改编，还直接参与了长江沿岸国防工事的勘察设计。
希特勒一边武装中国，一边准备拉拢日本。这种两边下注的做法，让德国的调停从一开始就根基不稳。
就在这样的局面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消息传到柏林，德国外交部一度观望。到10月下旬，希特勒意识到自己最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现实。他随后电令驻日大使赫伯特·冯·狄克逊，让他想办法劝阻日本扩大军事行动，并直接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打探停战条件。
广田弘毅马上拿出清单，核心内容有四条：中国承认“满洲国”，华北实行特殊化，中日共同防共，中日经济提携。希特勒对这些条款没有表示异议。他随即指示陶德曼，把条件转告国民政府，并力劝中国接受。
德国的所谓调停，从这一步就显出了实质——帮着日本递话，催促中国让步。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面见蒋介石，当面递交了日方条件。此时日军在上海方向的优势正在扩大，日方借着战场势头接连追加三项要求：内蒙自治，华北设立非军事区，扩大经济合作范围。陶德曼把这些也一并转达。
蒋介石得知全部条款后，向陶德曼表明，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国民政府将无法继续执政，中国共产党会趁机取得民众支持。
12月2日，蒋介石临时返回南京，再次会见陶德曼。他给出三点答复：可以把日方建议当作和谈基础；华北主权和行政完整必须保持；和谈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已定协定。他留了一道门缝，门框就立在底线之上。日方要的，正好是跨过这条线。
当外交接触还在进行时，日本军部却已经等不及了。1937年12月1日，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前线各个师团不等外交上的任何回应，全速推进。
12月5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武汉。12月13日，南京陷落。陶德曼经手的第二次调停，在日军炮声中无声中断。希特勒也第一次看见，他在东方的这个“盟友”根本不按他的设想行动。
南京失陷后不久，希特勒改走东京渠道。1938年初，他命狄克逊直接找日本外务省交涉。狄克逊约见外务省高级官员，陈述德方看法：日本应通过谈判解决中国问题，保存国力，以备将来更大的战略需要。
日方官员听完后，冷冰冰的答复：“日本在中国所采取的做法，是保障帝国根本利益的必然之举。”此后德国使馆多次试探，日本的回应一次比一次冷淡。希特勒把希望押在东京，而东京却不理会柏林的期待。
1938年2月，狄克逊离任，欧根·奥特将军接任驻日大使。他赴任前接到希特勒亲口嘱托：再试一次，务必让日本从中国战场抽身。奥特到东京后，通过大使馆武官渠道摸清日本军部态度。
他得知陆军主战派掌握着绝对主导权，近卫内阁已被军部牢牢控制。任何主张谈判的声音，都会被贴上“软弱”的标签，甚至遭到人身威胁。
1938年秋，奥特正式约见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会见时，奥特转达德方立场，委婉提出，希望日本重新评估对华战略，把主要矛头对准苏联。有田八郎听完，沉默了将近两分钟。
他开口没有留出半分商量余地，表示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基于帝国自身判断，不接受第三国干涉。会见只持续了二十分钟就草草结束。
希特勒的第三次调停，被一句话轻轻挡回。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棋手，可日本连他当棋子的角色都不肯接受。
1938年末，柏林进入冬季。在总理府里，希特勒接到奥特发来的电报。电文写着：日方已彻底拒绝调停。他一把抓过电文，扫了两眼，猛地把它摔在地上。他快步走到地图前，右手食指重重戳在苏联的位置上。
他三次调停中日战事，每一次的真实目标只有一个：让日本保存实力，必要时从东面进攻苏联，不能让德国在西线放手行动。
可日本不但没有停战，反而在中国战场越陷越深，对苏联始终按兵不动。德国用枪炮武装了中国，日本在关键时刻完全不按德国的设想出牌。
希特勒这盘远东棋，从第一步就走错了方向。他用尽手段想拨回棋局，到头来才看清楚，日本的野心是吞下中国和东南亚，不是给德国当一名东线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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