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我站在那扇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前，手指在门铃上方悬了足足两分钟，始终按不下去。
这是城东老棉纺厂的家属楼，红砖墙面上爬满了枯死的爬山虎，像一张张干瘪的手掌。楼道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和煤球灰的混合气息，闻着让人鼻子发酸。
三十年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节粗大，手背上爬满了老年斑。这双手曾经修过无数台纺织机，抱过何美琴的肩膀，却整整三十年没碰过这扇门。
门旁边的窗户透出暖黄的光。里面传来电视声，好像是什么综艺节目，有观众的笑声一阵阵涌出来。还能闻到炖排骨的香味，从门缝里一丝丝往外渗。
我往后退了一步，脚踩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动。
里面立刻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谁啊？”
这声音。我愣在原地，喉咙里像塞了块石头。
这是林秀兰的声音。
比当年哑了些，但那个尾音上扬的调子，我太熟悉了。三十年前，每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她都会用这个调子说:“回来啦？”
那时她会接过我手里的工具包，递过来一杯热茶。
而我最后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是在电话里。她哭着说:“远志，你回来，你听我解释——”
我没听。我把电话挂了。
然后我把她的号码拉黑，把老房子卖掉，带着何美琴搬到了城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谁啊？”里面又问了一声，脚步声朝门口移过来。
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说不出话。能说什么？说“秀兰，是我，我回来了”？说“我在外面住了三十年，现在想回家”？
脚步声在门后停下。
我能感觉到她正透过猫眼往外看。
心脏在胸腔里擂得像打鼓。我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害怕。五十七岁的老头子了，站在曾经的妻子门前，怕得像当年第一天上班的学徒。
门锁转动了一下。咔嚓一声，在安静的楼道里格外清脆。
然后门开了。
林秀兰站在门口，身上穿着灰色的棉睡衣，头发已经全白了，整整齐齐地挽在脑后。她比我记忆里矮了不少，腰也有些佝偻。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道一道，每一道都扎进我心里。
她看到我，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因为我们身后都站着三十年的时光。
她身后是温暖的灯光，炖排骨的香气，电视里传来综艺节目的笑声。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妈，谁啊？”
而我身后，只有楼道里黑漆漆的夜。
01
三十年前的春天，我第一次见到何美琴。
那时我在城东棉纺厂当机修工，林秀兰刚怀孕三个月。我们住在厂里分配的一间筒子楼里，二十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厕所要走到走廊尽头。
林秀兰反应大得厉害，吃什么吐什么，瘦得只剩下肚子。我每天骑四十分钟自行车去上班，她在街道办打零工。
我们的日子紧巴巴的，但那时候我觉得，等孩子生下来，一切都会好的。
何美琴是厂里新来的会计，二十三岁，刚从技校毕业。她分到我们车间做成本核算，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我对她没什么印象，直到有一天，我检修完织机准备下班，她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单子。
“陈师傅，这个月的维修耗材超了百分之三十。”她说话声音细细的，像怕吵到谁，“厂长让我问问怎么回事。”
我擦了擦手上的机油，“机器老化，没办法。这批日本织机都用了十年了，配件跟不上。”
她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走之前突然回过头:“陈师傅，你衣服破了。”
我低头看了看——左手的袖口撕了一道口子，线头绽着。
“没事，”我说，“回去让我老婆缝一下。”
后来的事，就这么一点一点地开始的。
厂里调她去仓库核对库存，办公室主任让我去帮忙搬货。下班顺路一起走，她说她租的房子在城西，正好和我的方向一样。
路上她问我结婚了吗，我说结了，老婆怀孕三个月。
她沉默了一下，说:“真好。”
两个月后，林秀兰的产检出了点问题。医生说胎位不正，需要卧床保胎。她辞了街道办的活儿，我也请了假在家照顾她。
那段时间我焦头烂额。请假的工资只有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六十，我们本来就紧巴的日子一下子捉襟见肘。
何美琴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有一天塞给我一个信封。
“陈师傅，这是车间里大家凑的。”她说，“不多，别嫌弃。”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两百块钱。
那个年代，两百块不是小数目。我推回去:“这不行，不能要。”
她硬塞回我手里:“算我借你的，等嫂子生了再还。”
我看着她，她冲我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钱交给林秀兰。她问我哪来的，我说车间里工友们凑的。她眼眶就红了，说:“远志，等我生完了一定好好谢谢他们。”
我没告诉她钱是谁给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下意识地不想提何美琴的名字。
孩子六个多月的时候，林秀兰大出血住进了医院。那天我在厂里加班，接到电话赶过去时，她已经推进了手术室。
走廊里都是消毒水的味道。我坐在长椅上等，手心全是汗。
一个多小时之后,医生出来，摘下口罩说:“孩子没保住。大人现在情况稳定，但是以后可能没办法再怀孕了。”
我蹲在地上，听着林秀兰在病房里哭。
那哭声一声一声的，像刀子往心里剜。
后来的两个月，林秀兰变得沉默寡言。她整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谁跟她说话都不理。我把饭菜端到床前，她就背过身去，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知道她心里苦。我们盼这个孩子盼了两年，连名字都取好了——叫念祖，纪念我祖父。
但她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把碗往桌上一摔，说:“你还想不想过了？”
她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转过头看我，眼圈红红的。
“远志……”
“孩子没了就没了。”我说，“咱们还年轻，以后还能要。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想饿死自己吗？”
话音刚落我就后悔了。因为她又哭了起来，肩膀抖得比刚才更厉害，整个人缩成一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觉得心里堵得慌，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着，喘不过气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厂里。
车间里黑漆漆的，我一个人在值班室喝酒。何美琴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来的，手里提着宵夜。
“陈师傅，你在这儿啊。”她把东西放在桌上，“我加班做报表，看到值班室亮着灯。”
我闷了一口酒，没说话。
她在我对面坐下，问:“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她也没追问，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给我把杯子满上。
我们喝到后半夜，我开始说林秀兰的事。说孩子没了，说她不吃不喝，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何美琴听完，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三十年的话。
“陈师傅，人要往前看。”她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亮晶晶的，“有些事，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看她的脸。不是那种漂亮，但是舒服，像春天里的一阵风，暖暖的，让人想靠过去。
02
后来的事，我常常想，如果那次喝了酒就直接回家，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了？
但是没有如果。
后来的两个月，我和何美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近。她会在我加班时带饭过来，会在我的衣服破了的时候悄悄帮我缝好，会在我下班时“正好”和我同路。
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林秀兰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了，但性格变得尖刻了许多。她开始对我发脾气，嫌我赚钱少，嫌我不够体贴，嫌我回家晚。
有一次她摔了一只碗，碎片溅到我腿上，割了一道口子。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她盯着我，眼睛红红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却说:“你发什么疯。”
“你要是敢，我跟你没完。”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哄哄的。我告诉自己，何美琴只是个普通的同事，我想多了。
但我知道自己没说真话。
那年的中秋节，厂里发了月饼。我提着盒子回家，路过何美琴的出租屋，她正蹲在门口洗衣服。
“陈师傅，中秋快乐。”她站起来，擦了擦手上的水。
我把月饼递给她一盒:“厂里发的，拿去吃吧。”
她接过去，低着头说了声谢谢。
路灯照在她脸上，我看着她颤动的睫毛，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冲动。我想抱抱她，想告诉她这段时间和她在一起多开心。
但我什么都没做，转身就走了。
如果那天我真的走了，后面的故事也许就不会发生。
但我走出几步，听到她在背后说:“陈师傅，我喜欢你。”
我停下脚步。
夜风穿过梧桐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我背对着她，看不见她的表情。但是那声音里的颤抖，三十年后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转过身，看着她。
她站在那里，手里攥着月饼盒子，指节发白。
“你知道我有老婆。”
“我知道。”
“那我们就不可能。”
“我知道。”她抬起头，眼眶里蓄满了泪，“但是我还是喜欢你。从刚来厂里那天就喜欢你。”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林秀兰已经睡了。枕头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远志，对不起，我不该跟你发脾气。
我坐在床沿上，看着她熟睡的脸。她的眉头皱着，即使在梦里也不放松。我把纸条叠好放在口袋里，关了灯，在她旁边躺下。
黑暗中，我睁着眼睛，脑子里都是何美琴的声音。
第三天晚上，我去了何美琴的住处。
那一夜之后，一切就再也没办法回头了。
我们开始在背地里见面。我找各种借口晚回家，加班、朋友聚餐、出差——能编的都编了。林秀兰有时候怀疑，但她抓不到证据，只能发脾气。她越发脾气，我就越不愿意回家。
何美琴租了一间大一点儿的房子，周末我会去她那里住一晚。她学会了做饭，会做我爱吃的红烧排骨。我们坐在厨房的小桌子前吃饭，她会给我夹菜，说多吃点儿。
那一刻，我常常会忘了我还有个家。
但这种日子没过太久。
有一天我回到筒子楼，楼下围了一大群人。王婶看到我，脸色白得像纸:“远志，秀兰她……”
我冲上楼，看到林秀兰躺在床上，手腕上缠着纱布，血渗出来洇红了一小片。
她吃了安眠药。
我抱着她冲下六楼，在出租车上，她醒过来一次，看着我，眼泪安静地往下淌。
“我什么都没有了。”她说，“孩子没了，你也不要我了。”
我说不出话。我握着她的手，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
到了医院洗胃之后，她睡着了。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盯着天花板的灯管，脑子一片空白。
护士走过来递给我一封信。
“病人兜里找到的。”
我接过信，手指发抖。信封上写着“远志收”。
我拆开信封，里面只有几行字: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再一个人撑下去了。孩子是我的全部，我连他都保不住。你有了别人，我看得出来。我不想问你她是谁，问了我怕我会疯掉。我走了以后，你好好过吧。
秀兰
那封信我看了三遍。每一遍都像被人攥着心往地上摔。
王婶后来告诉我，我走了之后，林秀兰每天都会站在窗前往下看，等她看到楼下有什么人的话就会叫我，等看清了就又沉默下去。
我跪在医院走廊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砸。
何美琴打来电话，问我怎么没去她那里。
“出事了。”我说，“秀兰自杀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她……她没事吧？”
“救过来了。”
“那就好。”何美琴的声音哑了，“远志，你别太自责……”
“美琴。”我打断她，“我们不要见面了。”
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过了很久，她说了一句“好”，然后就挂了。
接下来的一星期，我都在医院陪林秀兰。她醒过来以后不怎么说话，有时候会盯着一个地方看很久，眼睛空空的，像一口枯井。
我喂她吃饭，给她擦脸，扶她上厕所。她任我摆弄，但是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
一星期之后出院那天，她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
“你还要我吗？”
我蹲在她面前，握着她的手:“要。我们是夫妻。”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我以为生活能这样慢慢好起来。但有些裂痕，一旦有了，就永远合不上了。
出院之后，林秀兰变得像变了个人。
她不再发脾气了，整天沉默寡言，干什么都小心翼翼的，像是怕做错什么惹我不高兴。饭做得淡了会悄悄加盐，衣服晾歪了会重新晾一遍。
她越这样，我心里越难受。
我想补偿她，每天按时回家，周末陪她去买菜，发了工资全部交给她。
但是不行。
每次我站在她面前，都会想起她吃药后的脸，和她手腕上的纱布。愧疚像一把钝刀，一点一点割我的肉。
03
事情发生转机，是在一个月之后。
那天我下班回家，王婶神秘兮兮地拉住我。
“远志，你知道吗？”她压低声音，“何美琴去厂里辞职了。”
我心里一紧:“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听说是要搬到别的城市去。”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何美琴的影子，她递给我宵夜时的笑，她站在路灯下说喜欢我，她在出租屋里给我夹菜。
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去找了何美琴。
她正在收拾行李，房间已经搬空了大半。看到我来，她愣住了。
“你怎么来了？”
“你要走？”
她别过脸:“陈师傅，我留在这里对大家都不好。”
那天她没走成。
我帮她退了押金，然后把她接到了我在城西找的一间房里。
我骗林秀兰说要去外地出差，其实是和何美琴住在那个小房间里。她给我做饭，陪我说话，晚上我抱着她，告诉自己这才是爱情。
三十年前的我，就是这么混蛋。
出差只瞒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林秀兰不知道从哪里打听来的，找到了城西那间出租屋。
那天傍晚，我正和何美琴吃饭，突然听到有人拍门。
拍得特别用力。
打开门，林秀兰站在门外，脸白得像纸。
她没有吵，也没有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和何美琴，然后看着我，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身，下楼了。
我追到楼下，她已经上了公交车。车子启动时，我看到她透过车窗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面什么都没有。
没有愤怒，没有悲伤，什么情绪都看不到。
像一潭死水。
那之后，事情彻底摊开了。林秀兰提出离婚，我没同意。我是混蛋，但混蛋也有混蛋的软弱。那段时间，我在两个女人之间来回撕扯，今天跟林秀兰说“我会跟她说清楚”，明天又跟何美琴说“再给我一点时间”。
持续了大概三个多月，直到我发现自己也快撑不住了。
那天晚上我从何美琴处回到家，客厅的灯没关。林秀兰坐在沙发上，面前放着两页纸。
“这是离婚协议书。”她说，“我签好了，你签个字就行。”
我不想签。我说:“秀兰，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处理好的。”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淡淡的。
“你不用处理了，”她说，“我也不会再等了。这次我不会再吃药，我只是要开始重新生活。”
她说得那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我这才看到她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已经拿下来了。戒痕还留在那儿，白白的一圈。
“你签也好，不签也好，我都不会再回来了。”
我签了。签下去那一瞬间，我的手抖得握不住笔。
然后林秀兰开始收拾东西。她把衣柜腾空了一半，把结婚照装进箱子里，把碗筷一件一件洗好摆好。
做这些事的时候，她的手一直在抖。但是没有掉一滴眼泪。
收拾完她就出门了。我追到门口，刚想说话，她头都没回，停了一下说:“你回去吧。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了。”
门关上之后，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墙上那方白印——那是挂结婚照的位置。
脚下传来一声脆响。是一枚金戒指。
那是我结婚时给她买的。很细，当时买不起粗的。
我捡起来握在手心里，然后蹲在地上，哭得跟个三岁孩子一样。
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林秀兰。听说她搬去了隔壁城市，听说她找了份新工作，听说她爸去世了她回来过一次。
我都没见到。
辗转知道她还活着，我就觉得够了。
我和何美琴同居了。我们搬到了城西的另一处房子里，两室一厅，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她在一家私人厂里找了份出纳的活儿，我还在棉纺厂上班。
我们住在那里三十年。三十年里，我们像一对正常的夫妻一样生活，买菜做饭，过年过节。她不提过去的事，我不提林秀兰的名字，我们就这样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但是，有些东西一直在。
我的枕头下面，一直压着那枚金戒指，这三十年，一天都没动过。
何美琴知道有这个戒指，但她从来没问过。
我们就这样沉默地生活了三十年。
04
五十七岁这年，我生了一场大病。
心梗。半夜发作的，何美琴打了急救电话，送到医院时我差点没救过来。
躺在ICU的那些天，我想了很多事。想到林秀兰站在筒子楼的窗前往下看的背影，想到她给我的那张纸条，想到她从医院出来后小心翼翼的样子。
记忆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眼前过。
出院之后，我开始失眠。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何美琴在旁边睡着，我就盯着天花板发呆。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林秀兰坐在沙发上等我签离婚协议书的样子。
她那个时候只有二十六岁。二十六岁，她失去了孩子，失去了丈夫，一个人走了。
这些年，我不止一次想过去找她。想看看她过得怎么样，想跟她说句对不起。
但是我不敢。我有什么资格呢？
何美琴看出了我的心事。有一天晚上吃饭，她突然说:“你是不是想回去看看？”
我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
“别想多了，”她说，“我只是觉得你这段时间不太对劲。”
“没有。”我把菜夹进嘴里。
但我们都心知肚明在说什么。
那天晚上何美琴很早就睡了。我坐在客厅里，拿出那枚金戒指，在灯光下转动。
戒指的内侧刻着一个字——兰。当年买的时候，我让金匠刻上去的。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戒指上，泛出淡淡的光。
第二天一早，我跟何美琴说要去老城区办点事。她没问什么事，只是说:“路上小心。”
我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穿过半个城市，来到当年我们住的那片区域。
筒子楼还在，墙上的爬山虎更多了。我站在楼下往上望，六楼的窗户亮着灯。不知道那间屋子里住着什么人。
也许会是林秀兰。
但我不敢上去。
邻居王婶还在。她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看到我愣了一下。
“远志？”
“王婶。”
她打量了我好一会儿，眼神里说不出是惊讶还是别的什么。
“来找秀兰？”
“我……”我张了张嘴，“我就是来看看。”
“去吧。”王婶叹了口气，“去吧，该去了。”
我打听到林秀兰还住在城东。听说她后来找了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
孩子。
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脑子嗡了一下。
“什么孩子？”我抓住来人的手，“王婶，你说什么孩子？”
王婶看着我，好像在看一个可怜人:“那个没保住的孩子，其实保住了。秀兰那次在医院，其实孩子还在。只是情况很危险，医生说活下来几率不大。后来秀兰走了，后来听说孩子居然活了。”
我的膝盖开始发抖。
“你是说……”
“你儿子，远志。你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
我站在原地，感觉天旋地转。
这三十年，我一直活在自己是受害者的幻想里。我认为林秀兰太过偏执，不理解我的苦衷；我认为何美琴懂我，是老天给我的补偿。
但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一个失去了孩子又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她那些偏执和尖刻，到底是谁造成的。
我蹲在地上，抱住头痛哭。
王婶拍着我的背，叹气。
“你儿子叫陈念祖。”她说，“是一名医生。”
念祖。
那是我当年取的名字，为了纪念祖父取的名字。我告诉过林秀兰，说这个名字很好。
原来她一直记得。
05
我在王婶家坐了一下午。她给我泡了杯茶，然后零零碎碎地讲了这三十年的故事。
林秀兰当年离开我之后，先去投奔了一个远方亲戚。肚子八个月的时候突发早产，孩子生下来只有四斤多重，在保温箱里躺了一个多月，当时医生说可能活不下来。
但是活下来了。
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白天在学校代课，晚上接一些缝纫的零活。孩子小的时候体弱多病，她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医院里。最困难的时候，她在菜市场捡过菜叶子。
陈念祖八岁的时候发了高烧，烧到四十度。她背着他跑了三公里到医院，没钱交住院费，就跪在医生面前磕头。
孩子十二岁那年，她爸去世了，她回老家奔丧。那是她唯一一次回来。我后来才知道，那天她来过筒子楼，在楼下站了很久，正好看到我和何美琴一起出门。
她没有上前。
因为儿子问她:“妈，那个人是谁？”
她说:“不认识。走吧。”
“她用了二十年，把孩子供上了大学，又供到医科大毕业。”王婶说，“现在念祖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医生，娶了同事，生了两个孩子。”
我坐在椅子上，手捧着茶杯，茶已经不热了。
“她知道我在哪儿吗？”
“知道。”王婶说，“她一直都知道。”
“那她为什么不来找我？”我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
“找你干什么？”王婶看着我，“找你让你对他儿子负责吗？你那点工资，养自己都成问题。”
我突然想起三十年前那个夜晚，找到离婚协议书上的金戒指。想起她坐在沙发上，平静地说“这次我不会再吃药了”。
原来那平静底下，不是放弃，是——觉醒。
她终于明白，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是没用的。她必须自己站起来，因为有人需要她。
那天晚上我坐上回去的公交车，在车上拨通了何美琴的电话。
“我今天去了城东。”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
“知道了。”她说，声音平静得出奇，好像早就预料到这天会来。
“美琴，我……”
“别说了。”她打断我，“你什么时候回来？”
“马上。”
“回来再说吧。”
挂掉电话，我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这座我生活了五十七年的城市，今晚看起来格外陌生。
回到家，何美琴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茶几上摆着两杯茶，一杯我的，一杯她的。
我走过去坐下，拿起茶杯，才发现里面不是茶，是白开水。何美琴从来只给自己泡茶。
“今天累了吧？”她眼睛没离开电视。
“还行。”
“见到她了？”
我愣住:“你怎么知道？”
何美琴关掉了电视。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墙上时钟的滴答声。
“远志，”她转过头看着我，“你是不是以为这些年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的表情很平静，但我看到她放在膝盖上的手在发抖。
“我……”我张了张嘴。
“你每年除夕那天都会去城东，早上出门，晚上回来。你跟我说你去看朋友，但是城东能有什么朋友？你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五十七年，朋友都在城西。”
我没说话。
“还有你枕头下面的戒指。我每周换床单都会看到，三十年，它一直在那儿。”
她的声音哽住了。
“我没问过你，是因为我知道你心里有她。我认了。我觉得只要我陪着你，总有一天你会把她忘了。可是三十年过去了，你还是忘不了。”
她说完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窗外是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每一盏灯背后都是一个家。
“所以你要回去，对吗？”她没回头。
我想说是，想说对不起，想说我欠林秀兰母子太多了。但是看到何美琴僵直的背影，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个女人陪了我三十年。三十年里，她做饭、洗衣、陪我说话、在我生病时彻夜不眠地照顾我。她没有名分，没有孩子，甚至在邻居面前连我的合法妻子都不算。她付出了全部，换来的却是我的思念。
“我不拦你。”何美琴说，“你等了三十年，应该回去了。”
她转过身，眼角的皱纹在灯光下格外明显。今年她五十五岁了，头发也白了一大半。
“但是远志，”她看着我，“你回去之前，把枕头下面的戒指戴上吧。”
说完，她走进了卧室，轻轻关上了门。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
时钟敲了十下。窗外有汽车驶过，车灯划过墙壁，又消失了。
我走进卧室，何美琴侧躺在床上，不知道睡没睡着。我掀开枕头，拿起那枚金戒指，然后出了门。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城东的公交车。车上人很少，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是清晨的城市，街道两旁的榕树还是绿色的，有环卫工人在扫地。
车子穿过大半个城市，到城东的时候天已经亮透了。我下了车，凭着记忆找到老棉纺厂的家属楼。
这片小区已经很旧了，但比我想象中要干净。楼道里贴着新的瓷砖，楼梯扶手上没有灰尘。
林秀兰住在一楼。门口摆着几盆绿萝，长得很茂盛。
我抬手准备敲门，发现手在抖。抖得很厉害，像筛糠一样。
十二月天，我却出了一身汗。
深吸一口气，我按响了门铃。
里面传来那个熟悉的声音:“谁啊？”——比三十年前哑了许多，但那个调子没变。
脚步声朝门边移动。
门开了。
林秀兰站在门口，头发全白了，整整齐齐地挽在脑后。她比我矮了整整一头，穿上棉睡衣显得更瘦小。
我们四目相对，谁也没说话。
身后的客厅里传来孩子的笑声，一个年轻男人说:“小宝别闹。”
林秀兰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平静，好像在门口看到一个三十年不见的前夫是件挺正常的事。
“进来吧。”她侧身让开通道。
我的腿像灌了铅。迈进去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跨过了整整三十年的时光。
客厅里暖融融的。电视开着，茶几上摆着水果和零食。两个小孩子在地毯上玩积木，一男一女，大的五六岁，小的两三岁。
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奶瓶。
一个年轻男人走过来，三十出头的样子，戴着眼镜，白衬衣扎在西裤里。
他的脸，和三十年前的我一模一样。
眉毛的弧度，鼻梁的坡度，甚至连下巴的轮廓都分毫不差。好像时光在我身上留下了皱纹和老年斑，却在他身上还原了我的青春。
那一刻，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妈，谁啊？”年轻男人看着林秀兰，又看看我，脸上带着礼貌的疑惑。
林秀兰看了我一眼。
然后她转向儿子，声音平静如水:
“这是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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