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体校的跳水池边，陈华明又站了一上午。
52岁了。左膝半月板撕裂过两次，右腿静脉曲张像蚯蚓一样盘在小腿上。医生警告他：“再站下去，你50岁的腿就是70岁的状态。”
但他每天还是雷打不动地站在池边。一站就是6个小时。
2014年，他就是站在这里，一眼从迈合小学的操场上“淘”回了全红婵。如今全红婵去了国家队，他又“淘”回来17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教。
“我还能再站几年？”他说这话时笑了笑，没有回答自己。
“站的代价”
基层教练的日常，外人想象不到。
每天训练6到8小时，全程站着。弯腰指导动作，俯身纠正姿势，还要时不时跳起来做示范。冬天池边湿冷，夏天暴晒。关节病和呼吸道疾病是标配——有人40岁就换了膝关节，有人声带做了两次手术。
陈华明全年无休，每天清晨六点起床，赶在第一批小队员下水前到训练场，直到晚上八点才离开。他的训练日志写了整整30年。多年的水中浸泡和训练馆里的湿冷空气，让他患上中耳炎和湿疹。
但这些他从来不提。
“下水示范”的磨损
陈华明最怕的，是孩子们听不懂。
光靠嘴说，“翻腾角度再大一点”“入水再直一点”——孩子们听是听了，身体做不出来。这时候他只能自己上。50多岁的人，踩着梯子爬上十米跳台，纵身一跃，入水示范。
跳一次，膝盖疼三天。不跳，孩子看不懂。
2018年，他把11岁的全红婵送到省队教练何威仪手中，叮嘱了一句话：“这孩子能吃苦，但你别让她一个人扛。”转身离开时，他在车上哭了一路——把一个亲手带大的孩子交给别人，比送自己孩子上大学还难受。
“送别”是最难的一课
喻先良，另一位基层教练，送走了太多孩子。
全红婵启蒙阶段跟他练过体能。后来被省队看中送走了，他站在训练馆门口，看着那个瘦瘦小小的背影越走越远。“跟嫁女儿似的。”他在采访里说。
最难受的不是送走冠军，是送走那些因伤、因发育、因坚持不下去而离开的孩子。全红婵的亲妹妹全红桃和弟弟全进鹏也曾跟着他训练，但身体条件跟不上、发育期难以适应，最终没能走上职业路。喻先良心里比谁都清楚：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全红婵，但每个孩子在他这里，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有孩子因发育期长高10厘米、技术动作无法跟上而被省队退回来。喻先良蹲在池边跟孩子说：“跳不了高台，咱们就跳矮的。跳不了比赛，咱们就跳给自己看。”孩子哭了，他的眼圈也红了。
还有一次，他亲手送走了一个练了6年的孩子。那孩子退役后去读了中专，发来一条消息：“喻教练，我现在在学厨师，以后给你做饭吃。”喻先良看了半天，回了一句：“好，少放辣，我胃不好。”
收入与付出
基层教练的收入，跟他们的付出严重不对等。
月薪普遍在4000到8000元。喻先良干了20多年，仍是合同工，没有正式编制。陈华明稍微好一点，有退休金，但也不算富裕。有时候发现好苗子，还得自掏腰包。训练器材坏了，自己修。有孩子训练迟到，他垫钱买早餐。同行劝他：“你教出了奥运冠军，可以歇歇了。”他却埋头继续翻看下一批孩子的资料。
工资低、伤病多、几乎没有休息日——支撑他们的，从来不是钱。陈华明的话很朴素：“出个好苗子，比什么都高兴。我还能站着，就多站一会儿。”
有人算过一笔账——湛江体校跳水队建队51年来，向广东省队输送了24名优秀苗子，向国家队输送了12人。这个数字背后，是陈华明、喻先良们日复一日站在池边换来的。
记者问他：“全红婵现在这么出名，是不是你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喻先良摇摇头：“她拿冠军我当然高兴，但我最高兴的，是她每次回来都还喊我一声‘教练’。”
陈华明也是一样。有次他去看全红婵训练，等她练完才走近。全红婵看到他，愣了一下，然后跑过去：“陈教练，你腿还疼吗？”她一直记得他的膝盖。
冠军退役后，可以转型、可以经商、可以过上另一种人生。但基层教练的一生，就是站在池边，看着一个又一个孩子从不敢下水，到站上世界领奖台——然后，送她们走，再等下一批。
她们走了，他还站着。直到站不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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