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表面聚焦前沿技术，实则悄然铺开一套全新外交逻辑：不被动等待国际社会为AI立规，中国率先将开放共享、可信安全、人文向善与共治共享四大命题端上全球议程。
就在大会开幕前一日，29个国家共同签署《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协定》；会议期间，中方正式承诺——未来五年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AI专项研修席位，并推动智能气象预警系统在30国实现本地化部署与常态化运行。
同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认知张力尤为鲜明。美方最新政策将普通外国记者在美停留上限设为240天，而对中国籍记者则压缩至90天；针对国际学生及访问学者的签证有效期亦被限定为最长4年。
中方明确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歧视性安排，并郑重申明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一边是被迫接招、即时回应，另一边是主动布局、搭建框架。
中国外交真正面临的深层课题，并非如何让每一次表态更具威慑力，而是如何更早介入议题生成阶段，主导讨论的起点与方向。
谁先把菜单摆上桌
大众常把外交想象成一场正式会谈：双方落座，逐条磋商，最终签署文件。但真正塑造结果的关键动作，往往发生在落座之前。谁能设定核心议题、谁能界定关键概念、谁能决定参与名单，谁就率先掌握了话语解释权与议程定义权。
上海大会巧妙避开“芯片禁令”“模型封锁”等易引发零和博弈的表述，转而提出更具包容性的三重关切：中低收入国家能否公平获取AI基础设施？极端气候事件能否通过智能系统实现提前72小时精准预警？全球AI治理规则应由哪些主体共同起草、怎样确保多元代表性？
这并非回避分歧，而是拓展协商纵深。29国联合签约标志着机制建设迈出第一步，5000人次培训计划与30国落地项目，则把宏观主张转化为可追踪、可评估、可复制的实际行动。
当一个国家不仅反对技术围堵，更能持续输出人才培养体系、共建应用示范中心、提供普惠型公共产品时，其角色便自然完成跃迁——从规则接受者升级为方案供给者。这才是“主动设题”最具战略价值的内核所在。
当然，组织成立只是序章。成员扩容路径、可持续筹资机制、跨平台互认的技术标准、跨境数据流动的安全框架……这些关键问题仍需在实践中逐步厘清。但它清晰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中国外交已超越危机响应模式，进入议题预置与制度孵化的新阶段。
从被动应答转向主动设题，不是靠语气更加强硬，而是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与技术能力，把自身优势转化为他国愿意加入的共同议程。这也正是高志凯观点持续引发广泛思辨的原因所在——他挑战的从来不只是某句措辞，而是谁拥有定义时代命题的话语主权。
把别人递来的问卷翻过来
高志凯现任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早年曾在外交部翻译司任职。近年来他广受关注的实践方式，是坚决拒绝落入对方预设的问题陷阱与二元选项之中。
2025年，面对印度媒体以所谓“麦克马洪线”为前提追问中印边界问题，他现场提出“若按恒河流域走向划界”的假设性反问。该直播随即中断。2026年4月他在深度访谈中特别强调：“高志凯线”纯属个人学术推演，既非新划边界，也绝不代表中国政府立场或政策取向。
这一澄清至关重要。它的意义不在地理图谱上新增一条虚线，而在于揭示提问本身的结构性失衡：一条源于殖民历史、从未获中方承认的单方面划线，竟能成为默认前提；而同等逻辑下的逆向设问，却被视为不合常规。
另一次公开演讲中，当被问及“中澳若爆发军事冲突，哪方胜算更大”，他并未选择站队式回答，而是反向追问：两国为何会走到战争边缘？澳大利亚当前是否具备完全独立的战略判断能力？其防务决策是否正被第三方力量深度牵引？答案未变温和，但问题本身已从胜负判定升维至冲突正当性审查。
此类策略并无神秘之处，难点在于将其沉淀为稳定运作的传播机制。2020年美方曾将中国记者停留期限压至90天；经多轮交涉，双方于2021年达成三项媒体便利化共识，其中包括为彼此记者签发一年多次入境签证。
然而到了2026年，同类限制再度浮现。这一周期性回潮表明：对等反制可守住当下底线，单次外交谈判却难以根除制度性偏见的反复再生。
反观2024年中国牵头提交的《关于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的决议》，在联合国大会未经表决即获全票通过，140余国联署支持。这不是临场机锋，而是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数字鸿沟焦虑、技术适配困境与治理话语权缺失，系统性纳入多边规则建构进程。把题目摆上国际舞台只是起点，能否让各国真切感知到这道题同样切中自身痛点，才真正决定主动权的辐射半径与持续时间。
会出题，也得把题做完
真正稳健的主动外交，必须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手中握有真实能力，否则倡议仅是空中楼阁；身边凝聚可靠伙伴，否则平台终成孤岛；承诺具备兑现能力，否则下次召集再无人响应。
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1.05万亿元人民币，这是支撑全球治理主张的坚实经济底座。29国签署合作协定构成初步伙伴网络，而5000个研修名额与30国气象预警项目，则将成为未来三年最直观的履约检验标尺。
这意味着，“战术升级”绝不等于放弃务实谈判。记者签证安排、贸易关税调整、海上权益协调等具体事务，依然需要专业团队开展高频沟通、对等协商与风险管控。更高效的组合策略应是：当下争端有人主谈、失衡机制有人重构、新兴议题有人引领、公共产品有人交付。一次谈判解决一个问题，一轮议程设置则重塑未来十年的对话清单。
高志凯式的表达值得借鉴，但不宜神化。电视镜头前的犀利反问追求瞬间穿透力，国家层级的外交行动则需统筹法律后果、第三方反应与长期战略回旋余地。过于尖锐的修辞可能使中间国家只见对抗烈度，忽略合作空间。因此，这种风格更适合作为工具箱中的利器之一，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公式。
我所关注的，从来不是某次交锋是否酣畅淋漓，而是五年之后仍有多少国家持续参与中国发起的合作机制，30国部署的预警系统是否真实降低灾害伤亡率，海外一线媒体工作者是否不再因身份续期问题陷入周期性焦虑。
真正的格局转换，从不靠掀翻谈判桌来实现，而是在坚守底线的同时，不断把更多关乎人类共同福祉的议题端上桌面。中国外交要争取的，不是每一道国际难题都由我们执笔作答，而是当世界面临人工智能伦理、气候预测精度、跨境数据治理等新挑战时，各国会本能地将“中国方案”列入必选答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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