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被砸得震天响，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个满身煤灰味的老头就闯了进来。
他把一张泛黄的旧照片拍在茶几上，照片上四个人挤在一起，笑得很开心，最右边那个被红笔涂黑了。
他盯着我，眼眶通红:“张斌，我叫谢三江，大柱的师父兼表哥。我来替他娘要一个说法，二十三年的说法。”我低头看着那张照片，腿发软，扶着沙发靠背才没倒下。
01
那天是星期六，李玉华在厨房里忙活着，锅里炖着我爱吃的排骨。女儿张婷说下周带男朋友回家，李玉华高兴得不行，从早上就开始张罗。
我坐在客厅看报纸，头顶的空调呼呼吹着，屋子里一片安逸。
门被人拍响了。
不是那种客气的敲门，是用拳头在砸，一下接一下，震得门框都在抖。
李玉华探出头:“谁啊？这么大火气。”
我皱了皱眉，起身去开门。
门刚开一条缝，一只手就伸了进来，一把把门推开。
一个穿着灰蓝色旧工作服的男人挤进来，满身的煤灰味直往我鼻子里钻。
他头发花白，脸上沟沟壑壑的，像个在煤堆里滚了半辈子的人。
“你是张斌？”
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铁皮。
我退了一步:“你哪位？找我有事？”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往茶几上一拍，力气大得茶几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
李玉华走过来，擦着手上的水:“这谁啊？”
我没回话，低头看那张照片，整个人就愣住了。
照片上四个年轻人，穿着矿工服，戴着安全帽，站在矿井口。
最左边是我，二十三岁的我，瘦得跟竹竿似的。
旁边是大柱，笑得露出一排大白牙。
再旁边是老梁，最后一个是我当时的老书记。
照片上，大柱的脸被人用红笔整片涂掉了。
我脑子里嗡嗡响，腿发软，扶着沙发扶手，慢慢坐了下去。
“你知道我是谁。”那男人说，“我叫谢三江，大柱的师父，也是他远房表哥。”
我没说话，只是盯着那张被涂掉的脸。
“二十三年前，大柱死在井底下，你说他是违规操作。”谢三江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我心上，“后来我就觉得不对劲，那年大柱媳妇闹着要查，你拦住了。再后来，矿上赔的抚恤金给了大柱他娘，你就没再露过面。”
李玉华急了:“你胡说什么？我们家老张不做生意好多年了，跟什么矿上没关系！”
我抬头看了李玉华一眼，她满脸困惑，还在替我辩解。
可我知道，谢三江说的每句话都对得上。
我把茶几下抽屉拉开，里面压着张全家福，我把它往里推了推，不敢让李玉华听见抽屉拉动的声音。
“我不跟你说。”谢三江冲李玉华摆摆手，又盯着我，“张斌，我今天来就是要你一句话。大柱他娘，你知道她住什么地方吗？”
我没吭声。
“矿区后头，那间老平房，墙都裂了，下雨天漏雨。”谢三江的声音开始发抖，“她八十多岁了，一个人住那儿，捡废品过日子。你告诉我，大柱那笔抚恤金，去哪儿了？”
李玉华愣住了，扭头看我。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嗓子眼儿像被人掐住了。
谢三江也不催，就那么站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干涩:“你……你今天来，要什么？”
“明天上午十点，矿区后山老槐树下，你当着我面给老太太跪下，把二十三年前的事，一五一十说清楚。”谢三江说完，转身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我活不了几天了，肺癌，晚期。我要在死之前，让老太太知道真相。”
门重重地关上。
屋子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厨房里排骨汤还在咕嘟咕嘟冒着泡。
李玉华走过来，蹲在我面前:“老张，你告诉我，那人是来做什么的？他说的事是真是假？”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是我二十三年没见过的陌生。
“你别管。”我说，“我来处理。”
李玉华没再问，起身回了厨房。但她切菜的声音越来越慢，最后停了。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天慢慢黑了，我没开灯，就那么坐着。
茶几上，那张旧照片还在。
我伸手拿起来，手指碰到被涂红的大柱的脸，指尖一颤，照片掉在地上。
我弯下腰去捡，手抖得很厉害，捡了三次才捡起来。
那晚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瞪着眼看着天花板。李玉华背对着我，一整夜都没翻过身，我知道她也没睡着。
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李玉华问我:“老张，你到底有多少事瞒着我？”
我闭了闭眼，没说话。
02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公司。
县城不大，我的房地产公司在城西头那栋楼里，上下三层，下面两层租出去开超市，最上面一层是我办公用。
这些年生意做的不错，在县城里也算个人物。
我在办公室坐到九点多，抽了大半包烟。
后来一个电话打进来，前台小姑娘说楼下有个老爷子找我，说是姓谢。我说让他上来。
谢三江上来了，还是穿着那件灰蓝色工作服，这回连脸都没洗，眼睛里全是血丝。
他看见我就说:“走，现在就跟我走。老太太等不得了，昨晚发烧，今天还在医院吊着水。”
我心里一紧:“什么病？”
“什么病？穷病。”谢三江冷冷地，“住那种破屋子几十年，潮气重，肺部感染。医生说，再拖下去，就跟我一样了。”
我站起来，抓起桌上的车钥匙:“我开车去。”
谢三江没拒绝。
路上我开得很慢，脑子里乱成一团。谢三江坐在副驾驶上，一直看着窗外。
穿过县城主干道，拐过几个路口，路况越来越差。最后一段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我开着车在路上颠簸，两旁都是老旧的平房。
谢三江指着前面:“就那儿，左转。”
我把车停在巷口，跟着他走进去。
那是在一排老平房的最里头，砖墙上的水泥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发黑的红砖。
屋顶上的瓦片少了几块，用油毡布盖着，风一吹就哗啦哗啦响。
门是虚掩着的，谢三江推开门，我跟着进去了。
屋子不大，十来平方，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破柜子。墙角堆着几捆废纸板，用绳子捆得整整齐齐的。
老太太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呼吸很浅。
我站在门口，脚像灌了铅一样，怎么都迈不进去。
谢三江走过去，坐在床沿上:“大娘，我来了。还有个人也来了，你睁开眼看看。”
老太太慢慢睁开眼，浑浊的视线转到我身上，过了好一会儿，她嘴唇动了动:“谁啊？”
“大柱的同事。”谢三江说，“张斌，你还记得不？”
老太太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笑了:“记得，记得。那年大柱还说过，他在矿上有个好兄弟，叫张斌，瘦高个儿，说话慢吞吞的。”
我眼眶一热，喉咙发紧。
“这些年你怎么不来看看我？”老太太声音很轻，“大柱走了，我身边也没几个说话的人。”
我说不出话。
谢三江替我解了围:“他忙，做生意的，一直忙着。”
老太太点了点头，又闭上眼:“忙好，年轻人要忙才能过日子。大柱那时候也忙，一天到晚下井。”
我在那儿站了十几分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后来谢三江拉我出来，带我去后院。
后院不大，搭了个棚子，下面摆着几件旧家具。
棚子旁边的地上放着几个塑料桶，里面装着水，大概是等沉淀了拿来洗衣服。
“看到了？”谢三江指着那破屋子和棚子，“这就是大柱他娘住的地方，住了二十三年。大柱死那年她五十多岁，现在八十多了，一直住这儿。”
我低着头，看着鞋上沾的泥巴。
“你跟我说，大柱的抚恤金呢？”谢三江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我心上，“赔偿款呢？那些钱呢？”
我一直沉默。
“算了，我也不是非要你回答。”谢三江叹了口气，“走吧，我带你去看样东西。”
他又带我回到屋里，从柜子里翻出一个铁盒子，锈迹斑斑的，上面还带着一把小锁。谢三江用钥匙打开，里面放着一张存折，还有几张票据。
存折上的户名写着“赵王氏”——老太太的名字。
存折上只有一笔存款，三万块，日期是二十三年前。之后的每一次记录，都是取一百，取两百，最后一次取款是三年前，取了一百块。
谢三江翻开支票本，指了指其中一行:“那年矿上赔了十二万。老太太拿到了三万，说是你帮忙转交的。那九万呢？”
我说不出话，手心里全是汗。
“大柱走那年，他媳妇带着三岁的闺女改嫁了。”谢三江关上了铁盒子，“老太太一个人，把孙子拉扯大。孙子争气，考上了县一中，后来读大学，靠的助学贷款。老太太就靠捡废品和那三万块的存折熬过了二十三年。”
我听着，只觉得脸上发烧。
谢三江把铁盒子放回去，转过身看着我:“张斌，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吗？”
我低下了头。
“我不逼你今天就做决定。”谢三江说，“但我要你记住，老太太这辈子就这一个存折。她一次都没动过，说那是用大柱的命换的，她花不出去。”
我再也站不住了，转身出了院门。
走出那条巷子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间破屋。屋顶上的油毡布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我上了车，关上车门，坐在驾驶座上发呆。
手机响了，是李玉华打来的。
“老张，你今天还回不回来吃饭？”
“回。”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李玉华说:“老张，我查了查谢三江这个名字，他是老矿工，前些年查出肺病。还有……”
“还有啥？”
“有个叫赵大柱的工人，二十三年前死在矿上。事故报告上写的是违规操作。”
我攥紧了手机。
“老张，你到底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我张了张嘴，想说“没有”，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有。”我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然后就是挂断的忙音。
我发动车子，开出那条土路时，迎面遇到一辆三轮车，车上堆满了废纸板。骑车的是个瘦小的老人，穿着打着补丁的棉衣，用力蹬着车。
我按了按喇叭。
老人偏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浑浊，眼窝深陷，嘴唇冻得发紫。
我认出来了，是老太太。
她没认出我，只是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先走。
我愣在那里，车熄了火。
老太太等了一会儿，看我还没动，就自己架着三轮车拐到路边，让出了路。
她的背影很佝偻，像个被生活压弯了的弓。
我发动了车，一脚油门开走了。
开到半路，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张婷打来的。
“爸，我妈刚打电话给我，说你出事了？”
“没事。”
“她说有个矿上的人来找你。”
“张婷。”我打断她，“你下周回来吗？”
“回啊。”
“那就好。爸没事，别担心。”
挂了电话，我把车停在路边，从口袋里摸出烟来点上。
烟抽到一半，我看到挡风玻璃上落了一只苍蝇，冬天了还有苍蝇，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我没动，看着那只苍蝇沿着玻璃爬来爬去，最后从开着的窗户飞走了。
我掐灭烟头，发动车子，往城里的方向开。
路过那个路口时，我往矿区的方向看了一眼，那排老平房已经消失在视线里了。
我把油门踩到底，车猛地蹿出去。
03
回家已经快八点了。
李玉华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声音调得很大，但她眼睛看着电视，却什么都没进去。
我换鞋时，她头都没回:“吃了吗？”
“不饿。”
“排骨汤还在锅里，你热一下。”
我进了厨房，揭开锅盖，排骨汤已经凉了，上面浮着一层白油。
我没热，就站在厨房里，端着碗喝了几口。凉汤下肚，胃里一阵发紧，但我没停，一口气喝了半碗。
回到客厅，李玉华把电视关了。
“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我坐下了，知道躲不过去了。
“你说说，那三万块钱是怎么回事？那十二万又是怎么回事？”李玉华盯着我，“我们结婚二十三年，我从来没问过你以前的事。但今天这人找到家里来了，说的那些话，我听着不像假的。”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
“钱的事，我等会儿跟你说。”我抬头，“但我想先说说大柱这个人。”
李玉华没说话，等着我往下说。
“大柱是我的兄弟，最好的兄弟。”我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我进矿那年二十岁，啥都不懂，是大柱带我。他比我大两岁，干活比我熟练，人也实诚。那次塌方，就是为了救我。”
李玉华的脸色变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天是我违规操作，动了不该动的地方。大柱发现了，冲过来要拉我走。结果就在那时候，顶板塌了。”我的声音开始发抖，“他把我推出了巷道，自己被埋了，挖出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钟在滴答滴答响着。
“事故调查的时候，我怕了。”我说，“我要是说实话，不但会被开除，还得赔偿矿上的损失。我就说，是大柱自己违规操作，和我没关系。矿上信了，赔了他家十二万，给了我三千块钱的——算是‘配合调查’的奖励。”
李玉华瞪大了眼睛。
“那十二万，我给老太太送了三万，剩下的九万，我拿去开了建材店。”我的声音越来越低，“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买了地，盖了楼。我也想过去看看老太太，但我不敢，我没那个脸。”
说到这里，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李玉华沉默了很久。
“三千块。”她最后说，“你卖了最好的兄弟的命，就卖了三万块钱。”
我没法反驳。
“你打算怎么办？”李玉华问。
“谢三江说要我去老太太面前跪下，把事情说清楚。”
“那你就去。”
我抬头看着李玉华，她没有看我，只是看着窗外。
“你去了，然后把钱还给老太太。”她说，“做生意这些年攒下的钱，不是你的，是大柱的。你还了，咱家从头开始。”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我嫁给你二十三年，图的是你这个人。”李玉华转过头来看着我，“但今天那人说的事，我觉得你做的太缺德了。”
“去吧。”李玉华说，“等处理完了，你回来，咱俩再说。”
我点了点头。
那晚我没睡，坐在书房里，翻出以前的旧东西。一个铁皮箱子里装着当年的工作证、矿工帽，还有那张已经泛黄的合影。
照片上四个人，除了我，大柱死了，老梁瘫痪了，老书记也去世好几年了。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九队三组，1999年7月合影。
那是我在矿上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盯着大柱那张笑脸看，看久了，眼睛开始发酸。
李玉华推门进来，递了杯热牛奶给我:“喝了早点睡，明天不是还要去矿区吗？”
我接过来，温热的杯壁贴着掌心。
“李玉华。”我叫了她一声。
“嗯？”
“你不恨我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不知道。心乱得很，你先去处理事情，回来再说吧。”
她转身出去了。
我端着那杯牛奶，喝了一口，嘴里什么味儿都没有。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
开车去矿区的路上，经过县城最大的超市，我停了车，买了点水果和营养品。
结账的时候，掏出钱包，里面的卡全是刷的，从来没心疼过花钱。
但今天花那百十来块钱的时候，我的手抖了一下。
到矿区医院时，谢三江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旁边还站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夹克。
“这是刘明诚，你原来矿上的隔壁邻居。”谢三江介绍道，“大柱出事后不久，他就调到矿务局去了，现在在局里干后勤。”
刘明诚看了看我，眼神有些复杂:“张斌，好久不见了。”
“是啊。”我说，“好久不见了。”
“老太太呢？”
“在里面。”谢三江说，然后领着我往里走。
病房不大，挤着两张床。老太太躺在靠窗的那张上，正在输液。她看见我来了，又是笑了笑:“孩子，又来啦。”
我点了点头，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
“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老太太嗔怪了一句。
我在床边坐下，看着她枯瘦的手背，上面插着针管，皮肤薄得能看到青色的血管。
“大娘。”我开口了，声音有点发颤，“我来看您，是有点话想跟您说。”
“什么话啊？”
我张了张嘴，觉得嗓子眼儿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大娘，关于大柱……”
“大柱的事儿，你不用再说了。”老太太打断我，“谢三江都跟我说了。他说大柱是违规操作死的，跟别人没关系。我知道，矿上早说了，没什么好再说的。”
我愣住了。
谢三江也愣住:“大娘，您……”
“孩子，我知道你心里过意不去。”老太太看着我，“大柱走这么多年，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其他的，不用多说了。”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看了看谢三江，他眉头紧皱，显然老太太什么都没跟他说。
刘明诚也站在一旁，沉默地看着。
“大娘，这……”
“别说那么多了。”老太太拉了拉我的手，“你忙你的。”
我走出病房时，腿是软的。
谢三江跟出来，脸上全是怒气:“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到现在还以为大柱是违规操作死的！我昨天来，她光说想我了，什么都没提。”
我靠在墙上，额头抵着冰凉的墙面。
“你欠她的。”谢三江说完，转身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墙上贴着一张宣传画，写着“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我看了那张画很久，最后掏出手机，给李玉华打了个电话:“李玉华，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
“把钱还了。”我说，“把那个家还给她。”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你打算怎么还？”
“我把公司卖了，给老太太养老。还有那钱……”
“你看着办。”李玉华说，“我支持你。”
挂了电话，我走回病房，老太太还在输液，已经睡着了。
我在她病床前站了一会儿，看见她枕头上放着一串佛珠，磨得发亮，可能是大柱留给她的唯一念想了。
我伸手摸了摸那串珠子，心里像是被人剜了一块肉，生疼。
04
公司卖了。
说卖就卖，我找了几个有意向的买家，价钱压得很低，但我没犹豫。签约那天，刘明诚陪着去的，他给我倒了杯水:“张斌，你这次真下了狠心。”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钱打到卡上那天，我直接去了矿区医院。老太太还在住院，谢三江在旁边守着。
我把银行卡放在老太太枕边:“大娘，这是大柱当年的抚恤金。当年我没给全，现在补上。”
老太太愣住了，看看卡，又看看我:“孩子，你这是……”
“这算是我替大柱孝敬您的。”我说，“以后您有什么需要，直接找我，不用客气。”
谢三江在旁边看着，没说话，但那眼神里全是刀子。
老太太却把卡推了回来:“我不要。大柱走了，这钱是矿上出的，跟我没关系。”
“大娘……”
“张斌。”老太太忽然叫了我的名字，声音大了起来，“我说的话你不听，是不是？”
我噎住了。
“那年大柱走了，我一个人，是难。但这些年，我也过来了。”老太太的声音平静下来，“你把这卡收回去，不该你来还。”
“可……”
“没什么可是的。”老太太打断我，“你要是觉得对不起大柱，那就替你大柱好好活着吧。”
我拿着那张卡，站在那儿，像个傻子。
出院那天，我和谢三江一起把老太太送回那间破屋。
到家时，老太太去后院收拾东西，谢三江把我拉到一边:“你那钱，她不会要的。”
“那我能怎么办？”
“她不要钱，你要还，那就还别的。”
“还什么？”
谢三江指了指那间破屋子:“你看这房子，能住人吗？”
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那间屋子矮矮的，几乎要塌了。墙皮大块脱落，露出里面的土坯。正对大门的那个墙角，裂了一条缝，能塞进拳头。
“你把这屋修了。”谢三江说，“那比什么都强。”
当天下午，我就找了个施工队，开始翻修。
老太太拦住我:“住得好好的，翻修什么啊？”
“大娘，这墙都裂了，下雨天漏雨，不安全。”
“我住了一辈子了，没事儿。”
“大娘，您听我说。”我看着她的眼睛，“大柱要是看到您住这种房子，他能放心吗？”
老太太愣了一下，然后就不说话了。
我让施工队把房子整体加固，换了屋顶的瓦，墙重新粉刷，后院也整了整，搭了铝合金棚子，放了两把藤椅。
修了大概半个多月，老太太一直不怎么说话，就坐在邻居家屋檐下看着施工。
有一天下午，李玉华来了。她站在巷口，远远地看着那间正在翻修的房子。
“来了？”我走过去。
“嗯。”她说，“来看看。”
“进去看看吗？”
她点了点头。
我带她进去，屋子里已经收拾干净了，墙上刷了白，地面铺了水泥。后院也整了整，那些废纸板都卖掉了，摆了张圆桌，两把藤椅。
李玉华站在院子里，看了好一会儿:“这房子，比我妈家的还好。”她说完，回头看了看我，“老张，你这次，做得对。”
我没说话，但心里有点酸。
她拉了拉我的手:“那咱们回家吧。”
施工完成后，我最后一次去老太太家。她坐在后院的藤椅上，晒着太阳，手里盘着那串佛珠。
“大娘，这房子修好了。您看看满意不？”
老太太点了点头:“满意。”
“那我就放心了。”
我转身要走，她叫住我:“张斌。”
“哎。”
“你过来，大娘跟你说句话。”
我走回去，她拉着我的手，手上全是老茧:“孩子，大柱走那天，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那年,你们矿上的人来调查，我听着那些话，就觉得不对。大柱那孩子，从小就不做没谱的事。他是为了救你才死的。”
“但大娘不怪你。大柱要是活着，他也不希望你一辈子背着这个包袱。”老太太拍了拍我的手，“你活得好好的，就是你大柱最想看到的。”
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
老太太一直攥着我的手，攥了很久。
我出了门，谢三江站在巷口，手里夹着一支烟。
“修好了？”他问。
“修好了。”
“那你就该干嘛干嘛去吧。”谢三江掐了烟，“我这辈子，也算了了一桩事。”
我看着他瘦削的脸:“你呢？房子要不要也整一整？”
“我住的地方挺好的，不用整。”他笑了笑，“反正也住不了几天了。”
我一愣。
“我查出来半年了，肺上的毛病，医生说最多还能撑半年。”谢三江语气很平淡，“把老太太的事安排好，我就没什么遗憾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问他:“你恨我吗？”
“恨。”他说，“恨了二十三年。但今天，看你把老太太的房子修好了，我好像没那么恨了。”
他转身走了，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直到巷子里的风灌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哆嗦。
李玉华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件外套:“穿上吧，别感冒了。”
我看着她，她没看我，只是看着那条巷子。
“老张，这二十三年，你心里苦吗？”
“现在呢？”
“现在好点了。”我说。
她挽住了我的胳膊:“那咱们回家吧。张婷今天回来，说要带那个小伙子见你呢。”
回家的路上，经过矿区那个老槐树，我停了车。
老槐树还在，根深叶茂，树干上还有当年我们刻的字。
我走过去，摸了摸那些字迹，已经被岁月磨平了。
“走吧。”李玉华说。
我上了车，发动引擎，车开出那段土路，开上了县城的主干道。
路两边，油菜花开得正好。
05
日子好像恢复了正常。
公司卖了以后，我闲在家里，一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也就适应了。
每天早上出去溜达一圈，回来帮李玉华做做饭，下午看看电视，晚上去公园遛遛弯儿。
以前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总是羡慕那些退休的老头子，觉得人家日子过得滋润。真轮到自己了，反倒有点慌神。
李玉华倒是挺高兴，说我总算能安安稳稳在家了。她还在阳台上种了几盆青菜，每天浇浇水，看着绿油油的长起来，就高兴得不行。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那天接到的一个电话，把我打回了原形。
电话是刘明诚打的，声音很急:“张斌，你赶紧来矿务局一趟，出事了。”
“什么事？”
“老书记的儿子，今天拿着你当年的事故报告来局里了。”
我心里一沉:“什么意思？”
“他说老书记临终前留了一封信，信上说，当年的事故报告不属实，你隐瞒了实情。”刘明诚压低声音，“他说他要把这封信交到市里，揭发你。”
我挂了电话，直奔矿务局。
矿务局的办公楼在老城区，一栋灰扑扑的五层楼。我到的时候，刘明诚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人呢？”
“在二楼办公室。”
我跟着他上楼，走廊里站着几个人，都在低声议论什么。有人看到我来了，眼神闪了闪，躲开了。
推开办公室的门，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里面，穿着黑夹克，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叫宋博远，是老书记的儿子，在矿务局档案室上班。
“宋博远。”我喊了他一声。
他抬头看着我，没什么表情:“张斌，你来了。”
“你手里的东西，是什么？”
宋博远从信封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纸，打开来:“我爸临终前留给我的，说一定要在我死后才打开看。他交代过，如果有一天，有人翻出二十三年前的事故，就把这封信交出去。”
他递给我。
我接过来，信上的字是老书记的笔迹，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都写得很用力：“关于九队三组赵大柱同志因公死亡事故的说明。
经调查核实，当年事故报告系当事人张斌同志所写，报告中所述‘赵大柱同志违规操作’一事，与事实不符。
事故的真正原因，是张斌同志违规操作，赵大柱同志在救援中牺牲。
本人在调查过程中，鉴于张斌同志当时年纪尚轻，且事后主动在矿上开展安全培训，因此未将此情况上报。
但本人有责任将事实记录在案，以防后人追查。
此信为本人真实意愿，与任何人无关。”
我拿着那封信，手抖得厉害。
“这封信，你打算怎么办？”我问宋博远。
“我已经复印了一份，交给矿务局纪检组了。”宋博远说，“原件，我想交给赵大柱的家属。”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这是我爸的遗愿。”宋博远站起来，“他给你留了条活路，但没说不让我们追究。”
我站在那里，心里翻江倒海。
刘明诚走过来，低声说:“张斌，这事你瞒不住了。纪检组一查，当年的事肯定要被翻出来。”
我知道。
“而且，老太太那边，也该知道了。”刘明诚看着我说，“瞒了她二十三年，现在也该让她知道真相了。”
“那你打算怎么做？”
“我去跟老太太说。”我说，“这次，我亲自跟她说。”
宋博远看了看我，眼神里有些什么东西:“你早该去了。”
那天下班后，我没直接回家。我在县城里逛了几个小时，最后停在一家花店门口，买了一束白菊。
然后我开着车，去了矿区。
老太太家的灯还亮着，透过窗户，我看见她坐在椅子上，手里盘着佛珠，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在门外站了半天，才敲了门。
“谁啊？”
“大娘，是我。”
门开了，老太太看着我，笑着说:“张斌啊，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我站在门口，手里那束白菊还在滴着水。
“大娘，我有点话想跟您说。”
老太太让我进屋，给我倒了杯水。我坐在椅子上，那束花放在桌上，白菊的花瓣在灯光下白得刺眼。
“大娘，这二十三年，我一直有件事瞒着您。”
老太太看着我，没说话。
“大柱他，不是为了救我死的。”我的声音开始发抖，“他是因为我，才死的。”
老太太的表情变了，从疑惑变成了震惊。
“那天，是我违规操作，动了不该动的地方。大柱发现了，冲过来拉我走。结果塌了，他把我推了出去，自己被埋了。”
我说不下去了。
老太太坐在那里，像是没听明白，又像是听明白了但不敢相信。
“那三万块钱，是我给你的。那九万块钱，我拿去开了公司。”我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这些年我每一次来看你，都不敢多待，怕你问起来。我骗了您二十三年。”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
“大娘，对不起。”我站起来，给她鞠了一躬，“我错了，错了一辈子。”
老太太沉默了很久。她拿起桌上那束白菊，放在鼻子下闻了闻，然后放在膝盖上。
“孩子。”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那天的事，大娘其实早就知道了。”
我猛地抬头。
“大柱出事以后，矿上调查过。有一个叫老梁的，瘫痪了，还托人给我带过话，说大柱不是违规的，是为你扛的。”老太太说，“大娘不傻，该知道的，都知道。”
“那您……”
“我恨过你，恨了好几年。”老太太说，“但大柱死了，你活下来了。大柱用他的命，换了你一条命。你要是过不好，那不是白换了吗？”
“这些年你不来看我，我知道你是怕。但你现在来了，还把房子翻了，大娘心里，已经原谅你了。”她停了停，“你回去吧。大柱在那边，也会原谅你的。”
我站在那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06
从老太太家出来，我开着车在矿区兜了好几圈。
路灯昏黄，路上没几个人。上次来是白天，看的都是房子的破败。这次是夜里，看的却是那些年留下的印记。
老矿区的家属院，一排排平房，现在大都拆了，只剩几栋还住着人。我远远地看见那棵老槐树还在，树下的空地，就是我们当年打牌喝酒的地方。
我停了车，坐在车里，看着老槐树的轮廓。
二十三年前的事一幕一幕地回放:大柱教我下井，大柱帮我背煤块，大柱跟我分一个馒头。
那年冬天，他老婆给他送了件棉袄，他穿着在雪地里跑了三圈，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
我趴在方向盘上，哭得像个傻子。
那晚我没回家，在车里坐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发动车子，去了矿区医院。
谢三江出院了，但还有个床位空着，老太太住院的东西还没拿走。
我找到值班护士:“请问，之前住在这儿的那位老太太，什么时候出院的？”
“昨天下午就走了。”护士翻着记录，“她身体好多了，自己要求出院的。”
我赶到老太太家，门锁着。我敲了半天，没人应。
心里咯噔一下，我跑到隔壁问，邻居说一大早就看到老太太出门了，拎着个袋子，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掏出手机打给刘明诚:“你帮我查查，老太太去哪儿了？”
“什么情况？”
“她早上出门了，我没找到她。”
刘明诚顿了顿:“张斌，老太太不是那种随便出去逛的人。你再想想，昨天你跟她说了什么？”
我说了实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刘明诚说:“你是不是傻？你刚把天捅破，她就跑了。她肯定是去找那个老梁了。”
“老梁？”
“老人家瘫痪了这么多年，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我当然知道。老梁住在城西的敬老院，是矿务局统一安排的。
我挂了电话，直接往敬老院开。
到的时候，老梁正在院子里坐着轮椅晒太阳。他看见我来了，愣了一下。
“老梁，老太太来过没有？”
老梁看着我:“来过了，一大早就来了。坐了半个钟头，说了会话。”
“她说什么了？”
老梁没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我:“张斌，你都跟她说了？”
“说了。”
“她什么反应？”
“她说不怪我。”我说，“但我看她不像是真不怪我的样子。”
老梁叹了口气:“她不怪你，是她的事。但你不能觉得这事就这么完了。”
“什么意思？”
“老太太来，是来找我核实当年的事。”老梁说，“她听你说了，但还想听我说一遍。我把当年的事又讲了一遍，讲完，她什么也没说，就是哭。”
我的心脏像被人攥住了。
“她走了以后，我给她儿子打了电话。”老梁说，“大柱的儿子，现在在省城工作。”
“她孙子？”
“对，叫赵海洋，你认识的。那年你抱过他。”
我脑子里一片乱。
“他怎么说？”
“他说，他已经请好假了，明天回去。”老梁看着我，“张斌，你觉得，他回来能干嘛？”
我说不出话来。
老梁不说话了，推着轮椅往食堂的方向走。走了几米，又停住，回头看着我:“张斌，这一关，你得过。过完了，才算真正的了结。”
我站在敬老院的院子里，太阳很毒，但我浑身上下都是冰的。
老太太的儿子。
不，是孙子。
大柱的孙子。
那个孩子，我抱过，还记得他胖乎乎的小脸，两只小手攥着我的大拇指，咯咯地笑。
现在他长大了，成了一个大人了，马上要回来看他奶奶了。
他要看的是，把他爷爷害死的那个人是谁。
我蹲在地上，把脸埋在掌心里，半天没起来。
手机响了，是李玉华。
“老张，你在哪儿呢？”
“敬老院。”
“怎么了？”
“老太太的孙子要回来了。”我说，“大柱的儿子。”
电话那头安静了。
“李玉华，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去接他。”她说，“去车站接他。然后你带他去见他奶奶。你亲自去，别躲。”
“我去接他？”
“对。”李玉华的声音很坚定，“你做了错事，就得去面对。躲不掉的。”
我捏着手机，沉默了一会儿:“好，我去接。”
挂了电话，我给刘明诚打电话，问到了赵海洋的车次。下午两点，省城到县城的慢车，三个小时，到站五点左右。
我又去了一趟老太太家，依然没人。我想了想，留了张条子，用石头压在门口:“大娘，我去接您孙子，晚上带他来看您。”
写完这几个字，我站在门口，看了一眼那条缝。
那破屋还是那破屋，墙上的裂缝还是那么大，但我修的屋顶和粉刷的墙面还在。
我又站了一会儿，然后上车，往火车站开。
县城的火车站很小，我到的早，就在候车室里等着。人不多，三三两两的，大都是回老家探亲的。
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张婷发来的微信:“爸，我听我妈说了。你没事吧？”
我回了个“没事”，就收起了手机。
五点多，火车进站了。广播里传来通知，说列车晚点，大概五点半到。
我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盯着出口的方向。
五点四十多分，火车终于到了。出站的人流里，一个穿着深蓝色夹克的年轻人走了出来。
他跟大柱长得很像。
差不多高，也是那种壮实的块头，眉宇间跟他爷爷一样，带着几分憨厚。他拖着行李箱，步子走得很快，在人群里四处张望。
我站起来，朝他招了招手:“赵海洋。”
他认出了我，走上前来，打量了我一眼:“你是张叔？”
“对。”
他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跟着我上了车。
车上，我一直想着怎么开口，但他先说话了:“张叔，我奶奶那边，到底怎么回事？”
“你奶奶……”
“我爸走那年，我才三岁。”他说，“我小时候问我妈，我爸是怎么死的，她不说。后来上学了，同学说是违规操作死的。我也就信了。直到昨天，我奶奶给我打电话，说不是这回事。”
他说着，语气有些发颤:“张叔，你告诉我，我爷爷到底是怎么死的？”
车开到半路，我停了下来。
“你那爷爷，不是违规操作死的。”我说，“是替我死的。”
我把自己放在方向盘上的两只手攥得骨节发白，把二十三年前的事，又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讲到一半，赵海洋打断了我:“停车。”
我把车停到路边，他下了车，蹲在路边，一声不吭。
我跟着下了车，站在他身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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