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深秋,客船甲板上风大。

我蹲在角落啃馒头,一个瘦得脱了相的老头儿靠过来,眼睛直勾勾盯着我手里的干粮。

我看他可怜,掰了一半递过去。

他接过去,手抖得厉害,咬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

下船时,他往我兜里塞了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

“日后有难,拿着这个来找我。”

我媳妇骂我傻,说这种鬼话也信。我也没当回事,随手把纸条压在箱底。

三年后,闺女王傲珊查出先天性心脏病,手术费八万。

我卖房、借钱、跪着求人,还差两万。

走投无路时,我翻出那张快烂掉的纸条,照着地址找了过去。

门开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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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年我三十五岁,在县国营机械厂干了九年,是个车工。

厂子效益不好,工资一拖就是半年,三个月前直接宣布破产。

我拿着两千块钱的安置费回了家,蹲在门口抽了一整天的烟。

我媳妇贾淑珍在街边摆摊卖袜子,一天挣不了几个钱。

家里还有个小闺女,刚上小学一年级,正是花钱的时候。

那段时间我整宿整宿睡不着,翻来覆去想着往后该怎么办。

后来是我舅公叶洋拉了我一把。他六十多岁了,一辈子在江上跑船,认识的人多。他跟我说,客船上缺卖烟酒的小贩,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干。

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那条客船从我们县城码头出发,沿江往省城方向走,一趟来回三天两夜。

船上什么人都有,做生意的、走亲戚的、外出打工的。

舅公负责带路和跟船上的人打交道,我负责背个帆布包,在船舱和甲板之间来回转悠,兜售烟酒零食。

活不重,就是累腿。可好歹能挣到钱。

那天是十月下旬,天已经有点凉了。江面上风大,我缩在甲板的角落里啃馒头。馒头上沾了点咸菜,我就着热水,一口一口往下咽。

正吃着,余光瞥见一个人站在旁边。

我抬头,看见一个老头儿靠在船舷上,眼睛直勾勾盯着我手里的馒头。

他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下去,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袖口都磨出了线头。

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要饭的。

他见我看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咽了口唾沫。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剩下的半个馒头,又看了看他。

那会儿我也穷,可我这人嘴硬心软。我犹豫了几秒,还是把馒头掰了一半递过去。

“吃吧。”

他愣了一下,伸手接过去。那双手瘦得跟鸡爪子似的,青筋都暴起来了。

他拿着馒头,看了半天,才送到嘴边。咬了一口,慢慢嚼,嚼了很久才咽下去。然后又咬了一口,还是一样慢。

我站在旁边,看他吃馒头的样子,心里有点不是滋味。那半个馒头,他吃了整整十分钟。

吃完后,他抹了抹嘴,又舔了舔手指上的碎渣。然后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点湿润。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王涛。”

他点了点头,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又从裤兜里掏出一截笔头,在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

他把纸条塞到我手里。

我低头看了一眼,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省城东区的一条街,还有一个名字:傅德文。

我没当回事。

他又补了一句:“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都管用。”

船靠了码头,他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劲儿挺大,拍得我一个趔趄。

“谢谢你的馒头。”

说完,他转身走了。步伐很慢,脚步有点晃,像是饿了太久没什么力气。

我看着他走远了,把纸条随手揣进口袋里。

回家后,我把纸条的事跟我媳妇说了。她正在厨房煮面,听了这话,锅铲往灶台上一拍。

“你傻啊?一个要饭的说的鬼话你也信?”

“我就是看他可怜,把半个馒头给他了。”

“那你就当积德了得了,还收人家纸条?人家写的地址你查了吗?省城东区那条街,你知道是哪儿吗?”

我被她说得哑口无言。

她把面条端上桌,又念叨了一句:“这年头,骗子多了去了。你以为你帮了人,人家说不定转头就把你卖了。”

我没吭声,低头扒拉面条。吃了一半,我还是没忍住,回屋把那张纸条翻出来,塞进了箱底。

但不知道为什么,睡前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了那个人。他的眼神,他说话的语气,还有他塞纸条时那种很认真的样子。

我总觉得,那人不像是骗子。

02

日子就这么过着。

我在客船上跑了两年多,攒了点钱,把家里的债还清了,还剩下一万多块钱。

媳妇的袜子摊也扩大了一点,从路边搬进了菜市场里的一个小摊位。

闺女王傲珊上三年级了,成绩不错,就是身体不太好,隔三差五感冒。

我以为日子就这么慢慢好起来了。

可老天爷就跟故意作对似的。

那年秋天,学校组织体检。

闺女回来说查出了心脏有杂音,老师让家长带去大医院看看。

我媳妇没当回事,说小孩子发育快,有点杂音正常。

可我总觉得不对劲,她那段时间老是喊累,跑几步就喘,脸色也不好看。

我带她去县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看完报告,脸色变了。

“这孩子心脏有问题,先天性心脏病,要做手术。县里做不了,你们得去省城大医院。”

我脑子嗡嗡响。

“费用大概多少?”

“手术加住院,八万左右。”

八万。

我心脏猛地一沉。那年头,八万块钱对我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我媳妇站在旁边,脸一下子就白了。

那天下着雨,我蹲在医院门口抽烟,让雨浇了个透。一根接一根地抽,抽到嗓子眼发苦。

我媳妇出来找我,头上顶着个塑料袋,蹲在我旁边。她的眼睛红红的,没哭,可声音在发抖。

涛儿,咱闺女不能有事。

我知道。

“咱们想办法凑钱。”

“嗯。”

我站起来,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雨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淌,我抬头看了看天,觉得老天爷真他妈不公平。

从那以后,我开始了漫漫借钱路。

我先卖房子。我们家那套单位分的顶楼两居室,位置偏,面积小,卖了不到四万块钱。

然后是借钱。我大哥在县城开五金店,手头有点钱。我打电话过去,他没等我说完,就直接开口了。

“老二,不是我不帮你,我这半年亏了不少,真没钱。”

我说借两千就行。

他犹豫了半天,说行,明天给你送去。

后来他来了,扔了两千块钱就走了,连门都没进。

小姑子嫁在隔壁镇,日子也不好过。她拿了五百块钱过来,说嫂子别嫌少,我实在拿不出更多了。

我摆了摆手,说够好了,够好了。

剩下的亲戚,不是家里自己也难,就是压根不想借。有些直接不接电话,有些接了电话说知道了,然后就没了下文。

我在亲戚眼里,大概就是个永远翻不了身的穷鬼。

我媳妇回娘家借钱。

她妈在电话里说得挺好听的,说闺女别急,妈给你想办法。

结果我媳妇到了家,她妈当面就说了句“实在没办法”,连饭都没留她吃。

我媳妇回来的时候,两眼通红,坐在床边不说话。

我蹲在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

那段时间,我睡得越来越少,烟越抽越多。半夜经常醒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闺女的脸。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闺女房间,听见她在说梦话。

“爸爸,我好累。”

我站在门口,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那个月,我跟医生说能不能先做手术,钱我再想办法。医生摇了摇头,说医院有规定,不交齐钱没法安排。

我又去银行申请贷款。银行的人看了看我的情况,皱着眉头说,你一个下岗工人,没有稳定收入,也没有抵押物,贷不了。

我说我有房子,房子卖了四万块钱。

那人说那就更不行了,房子都已经卖了。

我绝望了。

最后我去找了高利贷。那人是个秃顶的中年人,坐在麻将馆里,翘着二郎腿,一边剔牙一边打量我。

“你要多少?”

“两万。”

“利息呢?”

你说多少就多少。

他笑了一声,伸出一个巴掌。

我咬了咬牙,点头了。

可我越想越不对劲。那利息高得吓人,我拿什么还?到时候利滚利,我怕是这辈子都还不清。

我犹豫了三天,最后没去拿钱。

可闺女的病情等不了了。医生打电话来,说再拖下去,孩子随时有生命危险。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发呆。媳妇在房里陪闺女睡觉。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要不豁出去干点什么傻事?

可我也知道,我要是进去了,闺女更没人管了。

我翻箱倒柜,想看看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衣柜里翻了个底朝天,除了几件旧衣服,啥也没有。

然后我翻到了床底下的一个木头箱子。

那是我装杂物的箱子,里面乱七八糟塞着各种东西。旧相册、各种收据、一些用不上的零碎物品。

我一样一样往外掏。

最后,我摸到了一张纸。

纸已经泛黄了,皱巴巴的,边角都起毛了。我打开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省城东区河埠街67号,傅德文。

是那张纸条。

我坐在床边,看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

纸条上的字很难看,跟小学生写的一样。可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个人的脸,他瘦得像骷髅一样,可眼神很不一样。

当年他塞纸条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都管用。”

我把纸条攥在手里,心跳莫名加快了。

可转念一想,我媳妇说得对。一个流浪汉,能帮上什么忙?他当时连肚子都填不饱,现在说不定早就饿死在哪个角落里了。

我把纸条放在桌上,躺下去,翻来覆去睡不着。

半夜两点,我爬起来,拿起纸条又看了一眼。

省城东区河埠街67号。

我突然坐起来。这个地址,为什么看着有点眼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跟我媳妇说了这件事。

她正在给闺女熬粥,听了这话,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

“你就听我一句劝,别犯傻了。”

“可万一是真的呢?”

“万一是真的?你一个要饭的分你半个馒头,就给你留了张纸条说能帮上忙?你当演电视剧呢?”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又说了一句:“现在骗子太多了,你这人就是太容易相信人。到时候去了,别被人骗了,连裤衩都不剩。”

我没吭声。

可那天一整天,我脑子里全是那张纸条的事。干活的时候心里不踏实,老觉得有个声音在说:去看看,万一呢?

下午我又去找了舅公,说了这件事。

舅公坐在江边的石头上,抽着旱烟,听完我的话,半天没吭声。

舅公,你说我去不去?

他吐了口烟,眯着眼睛看着江面。

“我活了六十多年,有一句话是真理:好人有好报。你当初帮了人家,人家记着你的恩,这就是善缘。去看看吧,大不了白跑一趟。”

“可万一……”

“万一是骗子,你也没啥好损失的。不就是搭个车费吗?可比你欠高利贷强多了。”

我点了点头,心里有了决定。

回到家,我跟我媳妇说了。

她正在洗碗,听了这话,把碗往水池里一扔,转过身来看我。

“你真去啊?”

“去。”

“你就不怕被人骗?”

“骗就骗吧,反正我现在也不剩什么了。可万一要是真的,我闺女就有救了。”

她看着我,嘴巴张了张,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她走过来,用湿漉漉的手抱了我一下,很用力的那种。

我拍了拍她的背,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那张纸条和仅剩的三百块钱,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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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从县城到省城,坐班车要四个多小时。一路上颠得要命,车里又挤又闷,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把窗户开了一条缝。风灌进来,吹得我眼睛发干。

可我心里更乱,翻来覆去想着见到那个人以后该怎么说。万一人家早就搬走了呢?万一地址是假的呢?万一根本就没这个人呢?

越想越没底。

到了车站,我找了一个小卖部,跟老板打听河埠街怎么走。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看了我一眼,嘴角一撇。

“河埠街?那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我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不好了?”

“那条街以前挺热闹的,后来拆迁拆了一大半,剩下的都是没啥人要的破铺面。你找谁?”

“我找一个叫傅德文的。”

那老板皱了皱眉,想了半天。

傅德文?没听说过。你找他有事?

“以前一个朋友。”

“哦。那你往东边走,过了天桥,左拐就是河埠街了。不过那地方现在都快搬空了,估计你找不到人。”

我道了谢,拎着一个塑料袋就往外走。袋子里面装了几个馒头和一瓶水,是我媳妇天没亮就起来给我烙的。

从车站出来,外面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到处都是在建的楼房,尘土飞扬。我走了一阵,拐了个弯,钻进一条窄巷子。

巷子两边是些旧楼,墙上爬满了爬山虎,路面上坑坑洼洼,到处是积水。有几个老头儿在路边下棋,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

我走到巷子口,看见一块快要掉下来的路牌:河埠街。

跟我走一路看到的繁华景象不一样,这条街完全像是另一个世界。

街两边的铺面大多关着门,门板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小广告。

有的卷闸门生锈了,拉都拉不上去。

街上没几个人,只有几只野猫在垃圾桶旁边翻找东西。

我沿着街往深处走,一边走一边看门牌号。23号,31号,42号,55号。

过了几个拐角,我停下来,抬头看了一眼门牌。

67号。

是一间临街的小铺面,卷闸门拉下来,上面的油漆掉了一大块,露出下面的铁锈。门缝里塞满了灰,看起来像是很久没人开过。

我站在门口,心凉了大半截。

可我还是试着敲了敲门。铁门发出一声闷响,没人应。我又敲了敲,还是没动静。

我往旁边走了两步,透过积满灰尘的玻璃往里面看,可什么都看不清,只能隐约看见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我想了想,走到对面的一家小卖部门口。店老板正在嗑瓜子看报纸,听见脚步声,抬起头。

“你找谁?”

“师傅,那边67号的铺面,有人住吗?”

那个啊?不知道。好像有两三年没人开了吧。之前有过一个人,也是个老头儿,在这儿住了几个月,后来走了。

“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不知道。那老头儿平时也不跟人说话,神神秘秘的。不过有人说他还住在这附近,具体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我站在街上,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关着的铺面,心彻底沉了下去。

看来真的是白跑一趟。

我蹲在路边,点了一根烟。烟抽到一半,我心里突然冒出一股火,把那根烟扔在地上踩灭了,对着那扇铁门狠狠踹了一脚。

“他妈的!”

回音在空荡荡的街上回荡。

我蹲在那儿,抽完了剩下的半包烟。脑子空空的,什么也想不了。

坐了好一会儿,我才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准备走。

刚转过身,没走几步,就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小伙子,你找谁?”

我停住了。

那个声音有点耳熟,哑哑的,像是很久没说过话。我缓缓转过身。

一个男人站在街对面的屋檐下,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样菜,还有一把韭菜从袋口伸出来。

他五十多岁,穿着一件旧夹克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有点肉了,跟我记忆里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我盯着他的脸,看了几秒钟。

他也看着我。

那双眼睛,我认出来了。那种很平静,又很深沉的眼神。

“你是……傅德文?”

他眯起眼睛,看了我几秒,然后突然笑了一下。

“王涛?是你吗?”

我点了点头,嗓子里像堵了什么东西。

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你长胖了不少啊。”

“你也变了不少。”

他笑了一声,把手里的菜换了个手。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从哪说起。

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多问,转身往铺面走去。

“进来坐吧。”

他掏出钥匙,打开卷闸门。铁门发出一阵刺耳的嘎吱声,升到一半卡住了。他用力拉了一下,才把它拉上去。

屋里很暗,他拉了一根绳子,亮起一盏昏黄的灯泡。

我跟着他走进去,看见屋里很简单,就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面镜子和一个老式的挂钟。

他拉了一把椅子给我。

“坐吧。”

我坐下来,看着他。他把菜放在桌上,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暖水瓶,倒了一杯水递给我。

水是热的,我握在手里,感觉手心有一点暖和。

他拉了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看着我。

“说说吧,咋回事?”

我看着他,嘴唇动了动,然后说了一句话。

“我闺女病了,要做手术,差两万块钱。”

我说完这句话,就低下头,看着杯子里的水。

他没说话,屋里安静了很久。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站起来,走了几步,打开一个柜子。然后是翻找东西的声音。

我抬起头。

他正蹲在一个铁皮柜子前,从里面拿出一个布袋。布袋用绳子扎着,看起来很沉。

他解开绳子,从里面拿出厚厚一沓钱。都是百元大钞,绑得整整齐齐。

他走过来,把那沓钱放在我面前。

“拿着。”

我张大了嘴巴,看着那堆钱,愣住了。

“这……这怎么行?太多了,我不能要。”

“别废话,拿着。”

他推了推我的手。我拿起那沓钱,手在发抖,粗略数了数,正好两万。

我看着钱,又看了看他,嗓子里堵着,说不出话来。

“可……你哪来这么多钱?”

他摆了摆手。

“这个你别管。我把你当朋友,你也别多问。”

“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

“我说了,别管这个。”

他坐下来,拿起桌上的打火机,在手里转了转。

“你还记得那天吗?在船上。”

我点了点头。

那天,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那个馒头,救了我的命。

他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有一层我说不清的东西。

“我欠你一条命。这钱,你拿着给孩子看病。不够再告诉我。”

我紧紧攥着那沓钱,想说点什么感激的话,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我只说了一句。

“谢谢。”

“快回去吧,别让孩子等急了。”

我站起来,把钱塞进怀里,往外走。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坐在那里,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咬了咬牙,转身快步走出去了。

04

从河埠街出来,我一路小跑着往车站赶。怀里那两万块钱贴着胸口,硬邦邦的,硌得生疼,可我一点都不敢放慢脚步。我总觉得背后有人在看我。

到了车站,我去窗口买票。

售票员报了个数,我把手伸进口袋掏钱。

掏钱的时候手指碰到了那沓钱,又缩回来了。

我没敢把那么多钱直接掏出来,从另一个兜里摸出零钱递过去。

拿到票,我钻进候车厅的厕所,把自己锁在里面。

把钱从怀里抽出来,翻开衣服,又数了一遍。

没错。

两万块。

全都是百元大钞,加起来就是两百张。

钱的边角有点毛了,应该是在柜子里压了很久。

我把钱重新包好,用塑料袋包了几层,塞进裤裆里的一个暗口袋,又把裤腰带紧了紧。

干完这些,我坐在马桶盖上喘气。

心脏怦怦直跳。

脑子里乱糟糟的,既高兴又后怕。

高兴的是闺女有救了。

后怕的是,我真遇上了好人。

可我想不通,一个当年连饭都吃不上的流浪汉,怎么会有两万块钱?

外面有人敲门。

我赶紧站起来,洗干净手,走出去。

班车来了,我排在队伍中间,眼睛盯着四周。

队伍里的人有说有笑,我什么也听不进去。

车开了以后,我把窗帘拉上一半,抱着怀里的包,紧紧夹着裤裆。

座位旁边坐了个大姐,她看了看我,问了一句:“小伙子,你脸色不好,没事吧?”

我说没事。

她没再问了。

一路上我都不敢合眼,就那么盯着车窗外的路,盼着快一点到家。

班车在县城客运站停下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

我看见我媳妇站在出站口,整个人缩在路灯下面的阴影里。

她看见我,快步迎上来。

“怎么样?找到人了吗?没被骗吧?”

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拍了拍胸口,把拉链拉开,露出里面的塑料袋。

“拿到了。”

她愣了一下。

“拿到啥了?”

她张大嘴巴看着我,表情僵住了。

过了几秒,她突然捂住脸,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哭得很压抑,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蹲下来,拍了拍她的背,轻声说:“没事了,没事了,咱闺女有救了。”

她抬起头,脸上全是泪。

“你找到了?他真给你了?”

我点了点头。她抹了把脸,站起来,拽着我的手往外走。

“走,回家,赶紧把闺女送到医院。”

那天晚上,我们连夜把闺女送到了省城的大医院。我媳妇在病房里陪闺女,我蹲在走廊的椅子上,看着病房里的灯光,久久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我把钱交给了医院收费处。

工作人员点了两遍,给了我一张收据。

我拿着那张纸,站在医院大厅里,站了很久。

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照在收据上,手写的数字很清楚。

闺女的手术排在三天后。那三天里,我一直待在医院,哪儿也没去。有时候会想起傅德文,想起他蹲在巷子口的样子,想起他把钱推给我的样子。

可我心里那个疙瘩越来越大。

他到底是谁?

怎么会住那种地方?

又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我把这事跟我媳妇说了。

她正坐在病床边削苹果,听了我的话,手上的动作停了。

“你管人家是谁呢,钱又不是假的。”

可我总觉得不对劲。

“有啥不对劲的?人家有钱,不想让别人知道呗。再说了,他帮了咱这么大的忙,以后有机会还上不就得了?”

我没再说什么。可心里那个疑惑,一直没散。

手术后第二天,我打算去医院门口给闺女买点吃的。

走出医院大门,我抬头看见一个人站在马路对面的梧桐树下。

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头发花白,挺直腰板站在那儿,一直盯着我。

我愣住了。是傅德文。

他见我看见了他,冲我点了点头。我快步穿过马路,走到他面前。

“你怎么来了?”

“过来看看。孩子咋样了?”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恢复得挺好。”

“那就好。”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拿去给孩子买点营养品。”

我没接。

“不用了,钱够了,真的够了。”

他把信封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走。

“傅大叔!”

我喊了一声。他停住脚步,没有回头。

你等一下。

他转过身,看着我,等着我说话。

我看着他,张了几次嘴,最后问了一句:“你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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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我站在梧桐树下,拿着那个信封看着他。秋天的风吹过来,树叶哗啦啦响,有几片落在他肩膀上。他没说话,看了我一眼,把目光移开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这重要吗?”

“重要。我闺女受了你的恩惠,我总得知道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帮过我,我也帮了你。”

我摇了摇头。

“可我总感觉自己欠了你什么。”

他看着我,沉默了很久。风吹着他的头发,花白的头发被吹乱了。

“你真的想知道?”

他叹了口气,走到旁边的台阶上坐下。我也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接过来。他给自己也点了一根,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

我以前是省城一个公司的老板。

我张大了嘴巴。

“公司?”

“对。干建材的。那会儿生意好,在省城也算有点名气。后来被人冤枉了,家产充了公,老婆也跟我离了婚。我自己一个人带着小女儿到处躲。”

“你女儿?”

他眼睛看着远处,吸了一口烟。

“后来生病了,没撑过去。”

他说完这句话,就没有再说了。往嘴里塞了一根烟,打火机打了三下没点着。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

“案子后来查清了。是有人故意搞我。可清白了,也晚了。女儿没了,老婆改嫁了,我也没地方可去。河埠街那个铺面是我早年置下的产业,一直没卖。我就在那儿住了下来,想着就这么过完下半辈子吧。”

“那你……”

“我没什么钱了。那两万,是我最后一点积蓄。”

我心里猛地一抽。

那你怎么……你全给我了?

“你闺女比我更需要。”

可你自己怎么办?

他笑了一下,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

“我一个老头子,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要那么多钱干嘛?”

我看着他,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发紧。过了很久,我才说了一句:“钱我会还你的。”

“不用还。我用不着了。”

那我更得还了。

他没说话,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孩子等着呢。”

我站起来,看着他的背影。他沿着马路往前走,走得挺慢,腰背有点驼了。

我喊了一声。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以后要是有啥困难,一定来找我。”

他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点了点头。

“好,我记住了。”

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我站在梧桐树下,看着他越走越远,拐过一个弯,消失不见了。

06

接下来的日子,我天天往医院跑,跟媳妇轮流照顾闺女。

闺女恢复得不错,精神一天比一天好,第7天就拆了线。

医生说恢复得很好,再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我抱着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一半。

闺女出院那天,我先把她跟她妈送回了家。我站在门口,看着闺女在床上睡着了,这才觉得整个人轻松了一点。

可轻松之后,心又沉下去了。

那两万块钱的事,一直搁在我心里,像块石头压着。

当初我只知道他是个落魄到快饿死的人,现在知道他以前是个大老板,还被人陷害过。

可越是这样,我心里越不踏实。

那两万块,是他的全部积蓄。他把所有的家当都给了我。

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抽烟,想着这事儿,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我想了又想,最后还是决定再去一趟省城。不是为了查什么,就是想去看看他。

第二天一早,我又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

这次熟门熟路,直接找到了河埠街67号。

卷闸门拉下来了,门下塞着一张纸片,上面压着一块砖头。

铁门没锁,我弯腰把纸片抽出来,上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有事出门,三五日回。勿念。”

他把门锁了,人走了。

我把纸片折好,塞进口袋里,在门口蹲着等了两个小时。

又冷又饿,肚子一直咕咕叫。

可那条街从头走到尾,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一直蹲到天黑,旁边小卖部的老板出来了,他正关门下班,见我还蹲在那儿,朝我看了看。

“别等了,那老头儿走得急,昨天一大早就拖着个袋子走了。好像是要出远门。”

“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他没说。不过我看他样子,不像要搬走。估计过两天就回来了。”

我站在街口,看着河埠街尽头暗下来的天色,心里说不出的焦躁。

回到家,我媳妇问我结果怎么样。我说人不在,好像出门了。

“那你要不要再等等?”

过两天再去看看吧。

可过了两天,我心里越琢磨越不对劲,隐约觉得傅德文那番话里,还藏着什么他不想让我知道的东西。

当时在医院门口,他走得太干脆了。

而且他把所有钱都给了我,自己却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交代清楚,那他说要出门办事,能办什么事呢?

我又去了一趟省城。

这次我没直接去河埠街,我先去了区里的户籍科。

一个穿着制服的小伙子坐在窗口里面,听我说要找傅德文,翻了一通电脑。

他抬起头,歪了歪嘴:“查不到这个人的户口信息。要么是没登记,要么就是销户了。”

从户籍科出来,我又去了一趟河埠街。67号的卷闸门还是拉下来的,门缝里多了一层灰。我透过玻璃往里看,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清。

我站在门口,心里越来越沉。这人怎么像人间蒸发了?

从省城回来,我连着好几天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想。

我把那个信封从抽屉里翻出来看了又看,上面什么字都没写。

我媳妇看我整天愁眉不展,劝我说:“你越是这样,他越不会理你。人家帮你,是心里舒坦,你别追着问,问多了反而不好。”

可我心里放不下。

又过了半个月,我实在坐不住了。

我找了个开出租的老同学,让他载我去省城查查。

老同学叫李建国,干出租十几年了,什么人什么事都见过。

他劝了我一句:“你去户籍科都没查到人,那人在一个地方住了两三年,一点记录都没有,那说明什么?说明他故意不露面。”

“可这说不通啊。他给我两万块,为啥要故意躲着我?”

李建国想了想,说:“你要真想弄明白,我带你去找个人。”

他把车开到省城老城区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前,停下车,按了按喇叭。

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头儿慢吞吞走下来。

李建国叫他孙叔,说是这一带的老人,住这儿五十年了,什么人都认识。

孙叔听我说要找傅德文,他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

“你说的是那个以前在省城搞建材的傅德文?”

我连忙点头。

“听我一句劝,别找了。”

“为什么?”

孙叔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你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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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追问孙叔。

他喝了口水,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开口:“老傅当年在省城风光了好多年。他那个建材公司,鼎盛的时候有好几百号人。可后来被人搞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他被谁搞的?”

他以前的一个合伙人,叫曹长林。曹长林一直嫉妒他,暗中做手脚。后来事情闹大了,傅德文进去了,家产充了公。他老婆带着女儿跑了,后来也跟他离了婚。

“那他女儿……”

“听人说,女儿后来得了病,没钱治,死在了半路上。老傅出来以后,人彻底垮了。要不是有人在河埠街看见过他,都以为他死了。这几年一直很低调,基本不跟人来往。”

“那他为什么要把最后两万块给我?”

“因为你分了他半个馒头?”

“对。”

孙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发紧的话:“可能,他在你身上看到了他女儿的影子。”

我愣住了。

“他女儿当年要是有人帮一把,也不至于走那么早。他救你闺女,就是在还他心里的债。”

我把脑袋埋在手心里,半天没抬起来。

孙叔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他躲着你,是不想让你知道他的底细。你现在知道了,就好了。别去找他了,让他安安静静过日子吧。”

我坐在车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晚回到家,我把这事原原本本地跟我媳妇说了。

她坐在床边,静静地听着。

听完后,她眼圈红了,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然后说了一句:“那咱们得找到他。”

“可他躲着咱。”

“咱们找不到,就让老天爷帮忙吧。”

我不知道她说的老天爷是指什么,可我心里也有了决定。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有空就往省城跑。

河埠街67号的门锁一直没开,我每次去都要在门口站一会儿,敲敲门,叫两声。

有时候蹲在对面小卖部门口,看街上来往的行人,希望能在人群里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小卖部的老板姓林,四十多岁,话不多。每次我去,他都会递给我一瓶水,然后说一句:“还没回来。”

我问过好几次傅德文到底去了哪儿,他只是摇头。

“老傅这个人,嘴严实得很。他要不想说的事,你问一百遍也没用。”

我没放弃。

几乎隔几天就去一趟省城。

我不信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肯定是藏在哪个角落,故意躲着不见人。

可他是为了躲谁呢?

躲曹长林?

还是躲像我这样来找他报恩的人?

或者,是躲他自己?

有一天,我蹲在河埠街头抽烟,看见远处巷子口停了一辆黑色桑塔纳。

车玻璃贴了深色的膜,看不清里面的人。

我突然想起孙叔说的话,心里猛地一沉。

如果那个曹长林还在找他麻烦,那他躲起来也说得通了。

之后连续几个星期,我都没再去省城。

家里的事也多了起来,闺女要复查,我媳妇的摊子也要人帮忙。

日子过得忙忙碌碌,可我每天都会想起傅德文,想起他说“我欠你一条命”时那个眼神。

那眼神里,有感激,有苦涩,还有我看不透的东西。

转眼几个月过去,到了开春。

闺女的复查结果很好,医生说基本康复了,以后可以跟正常孩子一样生活。

我媳妇高兴得又哭了。

那天晚上,我难得睡了一个好觉。

可傅德文的事,像一根刺,一直扎在心里。

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收摊回家,看见家门口停了一辆黑色桑塔纳,跟上次在河埠街头见到的那辆很像。

我心里一紧,推开门进去,看见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正跟我媳妇聊天。

那人五十多岁,穿着一件白色衬衫,外面套了一件藏蓝色的马甲。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有肉了,精神看上去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