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社会学院暑期社会实践重点项目纪实（4）｜浊漳河畔的三日行记|大禹|浊漳河

浊漳河畔的三日行记

——溯禹听渠调研队

三伏盛夏，太行腹地。

浊漳河自西而来，在群山中左冲右突，将坚硬的太行长崖切割出百丈深谷，又在某些转弯处忽然放慢脚步，冲刷出几片开阔的河谷。河水流过的地方，便有了村庄。

7月14日至16日，“溯禹听渠”调研队沿浊漳河而下，先后走进侯壁、奥治、车当三村。三天里，队员们登高台、入古庙、访老人、录碑刻，在庙宇与村落之间穿行，在传说与记忆之中打捞。

侯壁村：一座高台上的双国保

侯壁村坐落在浊漳河南岸的黄土台地上。从河滩抬头望去，村庄悬在高处，四百米的陡坡将河水与人家隔开。正是这四百米的落差，定义了侯壁村人世世代代与水的距离——水在脚下日夜奔流，人却要耗尽力气才能把一担水抬回家中。然而，水的难题并没有阻挡这座村庄的生长与繁荣。

▲侯壁村碑记

一村双国保

侯壁村最引以为傲的，是村中保存的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夏禹神祠与回龙寺，被誉为“一村双国保”。

夏禹神祠位于村最高处的禹王垴，元代至元二年所建，是为祭祀治水的大禹而建。祠庙建于高台之上，东西两面是断崖，俯瞰全村，状如堡垒。正殿前的月台为束腰须弥座形制，三面均有精美凸雕动物图案。山门同时也是倒座戏台，下层为券门通道，上层演戏——这种“山门兼戏台”的形制，在晋东南民间小庙中十分常见，却也最见匠心：一座门，既要通人，又要通神。

在与文管员交谈后得知，这座祠庙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曾被用作小学，后因年久失修，漏雨严重，土坯墙体开裂塌落。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投资119万元进行了全面修缮。如今祠庙已恢复整洁，每日都有外地游客前来参观。然而残留在配殿中的灵签、拜垫、神像，却呈现出多年未使用的凋败景象。文管员守住了庙宇的门扉，却守不住日渐消散的香火。我们不禁想问：当一座古建筑从“信仰场所”变成“保护对象”，它还能找回曾经与村民之间的那份联结与羁绊吗？或许，修缮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它重新“活”在村民的日常里，才是更长远的课题。

▲调研队在夏禹神祠内考察

▲调研合影

回龙寺的发现则更具戏剧性。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师生在平顺进行古建筑测绘实习时，偶然发现了这座被用作村里木料仓库的“怪异建筑”。经详细测绘和科学分析，这座看似普通的乡野小庙，竟被认定为金代早期建筑，并于2006年跻身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位村民告诉调研队成员，回龙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堆满了杂物，院墙坍塌，杂草丛生，几乎没人把它当回事。直到北大师生来了，仔细勘察，才确认它是金代遗构。殿内至今尚存清代工笔淡彩壁画50余平方米，虽已斑驳，却依稀可辨《西游记》故事场景。

一座被遗忘的“材料仓库”，就这样在偶然的契机下一跃成为国保单位。那些看似平平无奇的乡野小庙，或许正默默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密码，只待有心人走近，替它们开口说话。

▲回龙寺

▲回龙寺内壁画（局部）

▲调研合影

侯壁村的百年用水史

在侯壁村村委会，调研队与村支部书记及多位村民围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侯壁村的用水变迁。

早年全村的生活用水全部依赖人力从河滩挑水。一副木桶二三十斤，一担水近百斤，壮劳力一趟下来气喘吁吁，来回少说也要一个小时，住在村南最远处的农户，光取水往返就得两个钟头。用水分配没有成文的纸面规约，全靠世代口头约定——哪块地轮到哪一天浇、各家各户按什么顺序来，都是邻里之间商量着办。

进入七八十年代，国家在村里打了机井，用水条件较之从前靠肩挑河滩水有了明显改善，但机井的水质依旧不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年勘探手段有限，井位选得不算精准；另一方面，机井周边没什么保护装置，上游工业废水顺着缝隙下渗，养殖场的牲畜粪也一路漫过来。另外，据老村民回忆，机井刚打那几年水量还不错，后来越抽越浅，旱季甚至会见底。机井的出水量终究有限，连村民的生活用水都难以稳定保障，其所覆盖的范围更不过是村中一小片区域，远一点的田块、高处的旱地依旧“望水兴叹”。简而言之，机井的到来，的确让侯壁村人离“水”近了一步，但生产用水的困局依然横亘在村民面前。

2002年前后，一根根水管终于铺进了各家各户，“吃水难”问题从此画上了句号。自来水的出现使水井基本退出日常使用，只有到了冬天最冷的那几天，自来水管冻住了，村民们才会重新拿起水桶到井边打水应急——一米以下的地下水温暖，永远不会结冰。

生活用水解决了，生产用水仍是另一回事。战备渠启动一次成本不低，除非遇上干旱天气，村里轻易不会启用。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收益的双重制约下，村民们的种植观念悄然转变——小麦和玉米需水量大、收益有限，花椒耐旱、好打理、市场价格高。于是村里的花椒树一年比一年多，小麦和玉米各家各户只种少量，够自己吃就行。

从挑水到机井，从机井到自来水，从种粮到种花椒——侯壁村人对水的利用方式，一直在随着时代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调整。村民们始终以“有多少水种什么地、什么值钱种什么”的观念为基石进行农业生活，这一思想观念朴素得近乎平淡，却是世代生活在这片旱塬上的人们用肩膀和脊梁换来的生存智慧。

▲调研队与老村民访谈

▲调研队与村干部访谈

奥治村：一道深壑里的治水密码

奥治村坐落在浊漳河东岸的崖顶平台上。村庄悬于半空，房屋层层退台、次第而上，像一朵长在绝壁上的山花。

▲奥治村

错錾沟

村西南有一道幽深的沟壑，名为“错錾沟”，至今仍保留着人工凿痕。《潞安府志》记载：“土人传鲧治水欲浚漳河南流，凿山势逆水不能下，被殛；禹乃改渠东流，始通。凿痕今存。”

传说中，鲧在此错凿河道、引水南流，因南面地势更高，水不仅流不出去，反而倒灌回来，鲧因此被问罪处死。禹继承父业，改向东引水，数年苦干之后，浊漳水终于顺流东下。一道沟、两条路——南向是鲧的失败，东向是禹的成功。鲧的“错”与禹的“治”，就在这一道沟里完成了中国治水史上从“堵”到“疏”最重要的范式转换。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父错子改”的结构，也深深嵌入奥治村人的思维模式里。被采访者赵家爷爷讲述的奶奶庙故事与“大禹治水”故事本质具有同一性：改正当权者的错误。其中，大禹改正的是父亲的错，女人改正的是丈夫的错。换言之，在奥治村人看来，“认错”和“改错”不是耻辱，而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担当——鲧的失败不在于他挖错了方向，而在于他一意孤行、不知变通；禹的成功不在于他比父亲聪明，而在于他敢于承认父亲的路走不通，然后另辟蹊径。

▲奥治村周边环境

大禹行宫与全神庙

村中央的大禹行宫，正门上方砖雕“地平天成”四字，出自《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短短四个字浓缩了大禹治水的终极理想：让大地平顺，让万物成就。

村中最具民间信仰色彩的建筑当属全神庙——关公、大禹、二仙奶奶、王母娘娘、九天圣母共聚一堂。村民们并不严格区分佛道或民间信仰，只要能护佑一方平安的神灵，便都值得敬奉。换言之，在他们看来，神灵的“职能”远比“出身”重要。

每年农历三月十三古庙会，是全村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村民们从关帝庙中将关公牌位郑重“请”到全神庙，与各路神灵一同接受供奉。戏台上大戏连唱三天，社火队伍穿街过巷，十里八乡的乡亲纷至沓来。从表面上看，他们祭拜的是关公、大禹、二仙奶奶等具体神祇；从更深层的意义来看，他们祭拜的其实是一种能够回应人间诉求的“超自然秩序”——大禹代表着对水患的征服，关公代表着对忠义的坚守，二仙奶奶代表着对生育的祈愿。在调研队看来，这场庙会不仅是一次民俗活动，也承载着村民对平安、丰收等集体祈愿，具有深层的社会心理意义。

▲调研队在全神庙内部考察

▲调研合影

仪门、传说与一部村志

行走在奥治村的巷陌之间，我们两次叩开了家族记忆的门扉。

一次是在刘家大院。院中有一座保存完好的仪门——木门厚重，平日里严丝合缝地关着，家人进出只能绕行两侧。只有婚娶、寿宴、丧葬、祭祖，或是有贵客登门，才会卸下门槛、双门洞开，以示隆重。一道门，隔开了日常与非常、内与外、尊与卑。它不只是砖木搭起来的建筑，更是一整套刻进家族骨骼里的秩序——什么人走什么路，什么事开什么门，桩桩件件，都有规矩。这些讲究搁在今天，或许显得有些繁缛，可在那个靠宗族维系运转的年代，正是这道门和它背后的规矩，把一大家子人稳稳地拢在了一起。

▲仪门的内侧与外侧

另一次是在刘家大院，85岁的刘家爷爷从鲧禹治水的传说讲到水头沟的修建，从河滩挑水讲到电提浇地，四千年过去了，奥治村的政绩观始终朴素地写在老百姓的水缸里。在采访过程中，刘爷爷反复强调一个观念：“让人民有水吃，才是真正的政绩。”爷爷讲述时的语气虽然平淡，但却让在场的队员们心头一震。这或许就是奥治村最朴素也最深刻的“政绩观”——不在地里，不在账上，在老百姓的水缸里。

▲调研队与刘爷爷访谈

▲调研队与刘爷爷合影

在村委会，我们还翻到了一本《奥治古村当代志》。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专业学者的名字，只有一位村民，用几年的时间，走村串户，抄碑文、访老人、记口述，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从1940年到2023年，八十多年的村庄历史，就这样被一个人固执地留了下来。村志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不需要多权威，也不需要多完美，只要还有人愿意为这座村庄写史，就说明这里还有人记得自己从哪里来，还有人想把来路讲给后人听。

▲调研队记录奥治村村志

车当村：一处山隙间的五层奇观

车当村坐落于浊漳河南岸，背靠月亮山。相传，村名取自“箭来车挡”之意——不回避危险，而是“挡住”它。这种“挡”的精神，后来也延续到了村庄修筑水利的实践中。

▲车当村俯瞰图

01.

佛头寺

佛头寺是车当村最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现存正殿为宋代遗构，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进深四椽，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单檐歇山顶的屋面曲线平缓舒展，出檐深远，四角微微翘起，如翼轻盈，没有后代那种急促上翘的张扬感。面阔三间、进深四椽、平面近于方形——这种接近正方形的平面，正是早期木构建筑的典型比例。

柱头斗拱为五铺作双下昂，昂嘴批竹式，扁长有力。与明清斗拱日益繁密纤细、趋向装饰化的演变不同，这里的斗拱雄健疏朗，出挑深远，既承托着深远的屋檐，也赋予了建筑刚健而不失舒展的气质。柱头不施普拍枋，栌斗直接坐于柱头，阑额不出头，做法古朴，保留了许多早期地方建筑的原始手法。殿内采用“彻上露明造”梁架结构，即不设天花藻井，所有梁架构件一目了然——抬头望去，四椽栿直搭檐柱斗拱之上，受力关系清晰可见，没有多余装饰。这种“所见即结构”的做法，体现了宋代建筑理性与审美统一的营造理念。

殿内保存有以石绿、朱红为基调的元代“二十四诸天”护法神像壁画。诸天形象姿态各异——有披甲持戟的武将，有端庄肃立的文相，头冠衣饰繁复，线条流畅遒劲。虽历经数百年，壁画局部已显斑驳，但人物神情依然鲜活。不过，这些壁画的发现本身也充满曲折：佛头寺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用作集体仓库，殿内墙壁被白灰覆盖，壁画被埋没多年——一幅壁画的“出土”，背后是整整一代人对文物的遗忘与重新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佛头寺作为“国家级保护单位”，秉承着“活态保护”的理念，并不将古建筑围起封闭，而是依旧对村民开放。正如村中文保员所说的：一座古建筑如果失去了与人的联系，即使修葺得再完好，也不过是一座精美的标本。真正的保护，是让它继续活在人们的信仰和日常里。

▲调研队在佛头寺考察

▲佛头寺内壁画（局部）

▲调研合影

02.

痘疮庙

痘疮庙位于月亮山山腰，依天然山崖石缝而建，创建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其“明三暗五”的构造堪称奇观——从外面看共三层，内部实际为五层，面宽、进深均依山崖地形而定，最窄处仅容单人通过。先民们在近乎垂直的山缝之间，硬是用木头搭出了五层空间，木梁嵌入石壁，楼梯悬空而设，空间虽逼仄却井然有序。这不仅是信仰的产物，更是匠人对地形极限的挑战与征服。

痘疮庙底层供奉痘疮爷，二层供奉皮香爷牌位，三层和四层供奉一位已不可知名的老爷爷神像，顶层为神农和李时珍的牌位。队员们攀爬而上，各层木制楼梯和地板保存相对完好。

在与村民的访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痘疮庙的建造与狐仙传说紧密相关：相传狐仙每晚在南庄与月亮山之间移动，人们认为狐仙喜爱此地，于是将庙建在山隙之间。传说中，人们拜庙时带香、红纸和药，请狐仙“加持”，这一传统至今仍在延续。一位村民爷爷回忆，他曾在痘疮庙里求过药——把药放进三个小盒子里放进香炉，请狐仙“给药”，然后插香拜祭，待药丸变色后服用。信仰与医药在这里合为一体，共同构成了村民应对疾病的方式。

▲调研队在前往痘疮庙途中

▲痘疮庙

03.

药王庙与庙会

车当村的药王庙供奉孙思邈。村民大多知道孙思邈的传说——微子镇一妇人难产而死，棺行半路遇白胡子老头开棺下针，妇人转醒产子，老头留下一句“车当村北大槐树旁便是我家”后悄然不见踪影，妇人寻至车当村，发现大槐树旁是一座药王小庙。传说只是传说，但不知从何时起，每年农历三月三的上巳节，远近村民皆结伴来此，唱起大戏共庆药王庙会，每逢初一、十五，村民也会自行前来祭拜，所求之事以身体健康为主。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来庙里烧香拜神的，大多是妇人。事实上，在浊漳河沿岸的村子里，分工向来泾渭分明：男人管地里的活计、外头的营生，女人便揽下了烧香磕头、求神问卦。庙里那一炷炷青烟，是女人们替全家老小点的——求家人平安健康，求儿女考学顺遂，求日子少些磕绊。三月初三的药王庙会，唱大戏、祭神灵、人头攒动，虽然热闹，但在神像前默默跪拜的那些中年妇女，或许才是整场庙会真正的主角。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正月二十四到三月二十四，浊漳河沿岸各村依次开锣，哪村的庙会也不与别村冲突。谁在前，谁在后，据说是老辈人反复商量出来的默契——错开日子，戏台不打架，香客也不分流，好让四邻八乡的百姓能一场接一场地赶。这规矩是谁定的已经说不清了，也没人追问，庙会一到，它便自然地运转起来，像河水流过堤岸，不急不缓，却从未断过。

▲药王庙外观

▲药王庙内部孙思邈像

04.

车当村的用水记忆

在车当村，我们同样梳理了生产生活用水的变迁。1960年代，车当村与周边村庄合修了战备渠。1976年至1979年，村里动工修建了自己的水渠，这条渠在1988年被大洪水冲垮，此后浇地便重新依靠战备渠。同时，1970年代，村里在山上修建了“两山池”，用于将地下水抽上来储存，以备不时之需，同时期车当村还实现了全村自来水的供应。2011年，由于天气过于干旱，山泉水减少，村民集资打了一口公共用井，定时向村民家里的自来水放水——夏天傍晚送水，冬天中午送水。村民会趁着这两个小时把水接下来，放到自家的大水缸和水桶里储存。大水缸、大水桶至今仍是村民家中的“标配”，供水时段一到，家家户户接水储水，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村落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