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7年南洋公学自编《蒙学课本》肇始，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建设同步催生了教科书研究及其话语建构。百余年来，教科书研究的话语变迁深嵌于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部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学术思想史。在从“救国”“建国”“兴国”走向“强国”的时代变奏中，教科书研究的话语形态历经从“实务依附”到“政策解说”，再从“学术阐释”迈向“自主建构”的阶段性转型。梳理这一话语谱系，能为当前中国教材学话语体系构建奠定历史根基。
清末至1948年：
“救国”语境下的实务依附话语
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服务于“救国自强”的时代使命，实务性话语特征显著。清末内忧外患，教科书研究以“开民智，求自强”为话语取向，内容聚焦西学引介与教科书编纂革新，话语主体由民间出版机构编辑与新式学堂教员构成，他们随编随研，话语表达多为经验说明与出版宣传的结合，学理性较薄弱。民国时期，随着教育科学化思潮的兴起，教科书研究话语走向繁荣与深化。话语取向转为以“科学化编纂”求“养成共和国民”，各大出版机构的编辑与高校学者共同构成话语主体，“民间主导，编研一体”的话语生产模式进一步强化。话语内容除教科书使用说明、宣传营销外，也深化至教科书编制标准、基于儿童心理的教科书编写等学理层面，理论资源主要借鉴欧美和日本。抗日战争时期，教科书研究话语高度分化：国统区的话语服务于“抗战建国”的战时统制需要，内容聚焦教科书的意识形态承载与供应机制，话语表达政治化特征突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话语以“战时实用主义”为取向，话语内容强调教科书编写与战斗、生产、生活的紧密结合，话语表达通俗直白，服务于政治动员需要。总体而言，清末民国的教科书研究话语依附于政治与社会议程，未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但它面向实务的话语取向与问题意识为后续的学理性探寻奠定了基础。
1949年至1977年：
“建国”语境下的政策解说话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建设的主题由“救亡”转向“建国”。为服务快速建立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需要，教科书研究迅速整合，形成了高度统一、紧密依附于国家意志的“政策解说型话语”。这一话语的显著特征，是话语生成与国家政治议程深度结合，话语主体与话语生产机制相对单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编辑团队承担了主要的话语生产任务，研究活动与教科书编写工作一体化，呈现出“以编带研、以研助编”的模式。此阶段的话语内容同质化程度高，均围绕人教版教科书编写意图、内容特点与教学使用建议展开，核心功能在于准确传达政策方针、阐释编者思想并指导教师正确使用教科书。话语的价值内核在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传播意识形态与夯实来自苏联教学论所强调的“双基”。这种话语为新中国初期统一教学秩序、保障教育质量提供了关键支撑，但是学术话语的空间被压缩，呈现出鲜明的政治依附性、实践工具性与理论薄弱性。
1978年至2011年：
“兴国”语境下的学术阐释话语
改革开放后，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兴国”成为时代主题。教科书研究话语以服务四个现代化建设为导向，进入学术复苏与视野拓展的“阐释话语”期，其间历经“解读话语”“学术阐释话语”“批判建构性话语”的形态演进。1978—1988年为“解读话语”期，这一阶段仍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为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聚焦教科书的拨乱反正、知识体系更新及国外教科书引介，表达方式多为说明、解读与宣传教科书。1989—2000年是“学术阐释话语”期，高校研究者与中小学教研员成为新生力量。一是教科书编、用、评的实践研究话语持续深化；二是研究中广泛引入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视角，深入剖析教科书中的性别、族群、阶层等议题，批判意识觉醒。21世纪初至2011年是“批判建构性话语”期，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教科书研究话语走向繁荣。高校学术共同体成为话语生产的主要力量，他们大量援引后现代主义、批判教育学等西方理论，用以剖析教科书的知识选择、价值呈现与身份建构等议题，形成“以西释中”的话语热潮。这种具有批判意识却未脱离模仿的话语，在拓宽国际视野、增强学理性的同时，也暴露出主体性不足的局限。
2012年以来：
“强国”语境下的自主建构话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引领下，教科书研究进入以“自主建构”为标志的“强国话语”新阶段。在话语立场上，教科书研究主动对接国家顶层设计，紧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彰显出服务民族复兴的话语自觉。在话语生产上，国家主导、多方协同的格局逐步形成。2017年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后，一批国家级教材研究平台与基地相继设立，有效整合教育决策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及出版机构等多方力量，形成协同有序的话语生产共同体，推动教科书研究话语从零散走向系统。在话语内容上，聚焦三大方向：一是梳理总结中国教科书百年发展经验，提炼本土理论；二是积极回应“教材国家事权”“数字教材建设”等时代命题，立足实践进行话语建构与创新；三是深入开展教科书国际比较，在文明互鉴中确立中国话语的立场与特色。当前，学术界正自觉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原创理论，推动教科书研究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自己讲”转型，逐步夯实“教材强国”与“教育强国”建设的学术根基。未来，这套日益成熟的自主话语体系将深度融入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并有望发展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学术话语范式，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教科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研究”（BHA2401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张玲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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