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深秋，县一中食堂。我打完饭回头，看见叶优璇端着空碗站在窗口，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没敢多问，端着碗走开了。
三十年后，省领导视察队伍走进车间。领头的女人穿着深色西装，气场压得所有人都低了头。她在我面前停住，盯着我胸前那块磨得发白的工牌。
“赵长河同志。”
她声音不高不低，却像一记重锤砸在我胸口。
“你还记得我吗？”
我手里的扳手“咣当”掉在地上。那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来回弹了好几下，像在提醒我——有些事，躲不过去的。
01
1982年那会儿，我在县一中读高二。
家里穷，但比叶优璇好一些。
我爹在机械厂当工人，一个月三十多块钱，养活我们一家四口。
我妈是农村户口，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年到头分不了几斤粮食。
家里还有个妹妹，比我小三岁，正长身体。
我那会儿正是能吃的时候。
一碗苞谷糊糊下肚，撑不到两节课就饿得胃发酸。
我妈心疼我，隔三差五往我书包里塞两个煮红薯。
我舍不得吃，留到中午当饭。
叶优璇坐我旁边，靠窗的位置。
她长得瘦，脸小小的，胳膊细得像麻秆。
穿的衣服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补丁一个摞一个。
她很少说话，下课也不跟人扎堆，一个人坐在位子上看书，看得入了神，头都不抬。
我知道她家的情况。
她爹是右派，在乡下劳动改造，她妈没工作，身体又不好，常年吃药。
家里还有个弟弟，在上小学。
队上照顾她家，给了个特困生的名额，免了学费，但口粮得自己解决。
那个年代，粮票比钱还精贵。
没有粮票，有钱也买不到吃的。
叶优璇她妈身体差，挣不了多少工分，分到的粮食根本不够吃。
她经常饿着肚子上课，有时候饿得趴在桌上，额头冒冷汗，嘴唇发白。
有一次上数学课，她突然从凳子上滑下去，“咚”的一声摔在地上。
数学老师吓坏了，让几个男生把她抬到医务室。
校医说是低血糖，给灌了半碗红糖水才缓过来。
那天放学，我偷偷跟在她后面，看见她走到校门口，从书包里掏出半个硬得跟石头似的窝窝头，就着水龙头的水啃了两口，然后把剩下的塞回去，往家走。
我心里不是滋味。
回家跟我妈说了。我妈沉默了半天，叹了口气说：“那丫头也怪可怜的。”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一个画面——叶优璇蹲在水龙头边上啃窝窝头，嘴唇干裂，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第二天，我偷偷把我妈藏在柜子底下的粮票翻了出来。
全是半斤一张的，一张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用牛皮纸包着。
我妈攒了大半年，打算过年买几斤好米，给我爹和妹妹补补身子。
我数了数，一共二十斤。
犹豫了很久，还是拿了。
那天上午课间，趁叶优璇去上厕所，我把粮票塞进她书包里。塞进去之后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她回来的时候，我不敢看她，假装在写作业。
下午自习课，叶优璇翻书包找东西，摸到那包粮票，愣住了。
她拿出来看了看，又看了看我。
我低着头，假装认真地看课本，心跳快蹦出来了。
她没说话，把粮票塞回去，继续看书。
放学的时候，她追上我。“赵长河，”她喊住我，声音很轻，“是不是你放我书包里的？”
“不是。”我说完就跑了。
她追到操场上，拉住我的书包带子。“你别跑，你就跟我说是不是？”
“我说了不是！”我一把甩开她的手，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看着我，眼圈红了。
“你别管是谁的，”我说，“你拿着花就是了。”
那天晚上回家，我妈发现了粮票少了。她翻箱倒柜找了半天，也没问我。我知道她肯定猜到了，但她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一早，我书包里多了两个煮鸡蛋。
我妈站在厨房门口，叮嘱我：“一个自己吃，一个给你那个同桌。”
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02
叶优璇收下粮票后，变了个人似的。
上课不趴桌子了，脸色也好了一些。
有一天中午，我看见她从食堂打了两个馒头一碗粥，坐在角落里慢慢吃着。
她看见我，冲我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最终没说出来。
我开始注意她的变化。
以前她走路总是低着头，缩着肩膀，像怕碰到人似的。
现在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但走路时背挺直了一些，偶尔还能看见她笑。
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可我妈那边就难了。
少了二十斤粮票，过年的计划全打乱了。
我爹问起来，我妈只说是买药用了，瞒过去了。
可我妹眼巴巴盼着过年能吃上一顿白米饭，最后也没吃上。
我心里愧疚，但又说不出口。
有天晚上，我听见我妈跟我爹在屋里说话。我爹问：“这个月咋又少了粮票？”我妈说：“孩子大了，能吃了。”我爹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我把被子蒙在头上，眼泪流了下来。
第二天，我去食堂的时候，把中午的馒头省了一个，偷偷放叶优璇课桌上了。她回来看见，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馒头放进了书包。
从那天起，我隔三差五就往她课桌里塞点吃的。有时候是一个包子，有时候是两个红薯。她从不多问，默默地收下，偶尔会冲我笑一下。
那笑容很淡，但比阳光还暖。
到了高二下学期，叶优璇的成绩突然好起来了。以前她在班里排二十多名，现在进了前十。老师们都挺惊讶，说她开窍了。
我心里替她高兴，但又觉得有点不是滋味。我成绩一般，考大学没希望。我知道，一旦高考结束，我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有一天放学，她突然叫我。
“赵长河，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我爹让我接他的班，去机械厂。”
“不考大学吗？”
“考不上。”
她沉默了。
“你呢？”我问她。
“我想考大学。”她看着远处，“我想离开这里，去城里。”
“你能考上。”我说，“你脑子好。”
她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光。
“要是考上了，你会来找我吗？”
我愣了一下，说：“你考上大学就不会记得我了。”
“我会的。”她说得很认真。
我没当真。
那个年代，一个穷学生考上了大学，就等于跳出了农门，跟以前的人再没瓜葛了。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考上大学后就跟家里断了联系，更别说一个高中同学。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高考前一个月，叶优璇突然请了三天假。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肿得像核桃。我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不说话。
后来我才知道，她妈病重住院了，差点没救过来。
那段时间她精神很差，上课经常走神，老师提问答不上来。有一天下午，她趴在桌上，肩膀一抖一抖的，在哭。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在旁边坐着，把手里的半块窝窝头放在她桌上。
她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赵长河，我想放弃。”她哑着嗓子说。
“别放弃。”我说，“你妈还等着你考上大学呢。”
她哭得更凶了。
那天放学，我把书包翻了个底朝天，找到最后两块钱，塞到她手里。“去买点吃的，你太瘦了，考场上撑不住。”
她不要，我硬塞给她。
“算我借你的，”我说，“等你工作了还我。”
她攥着那两块钱，嘴唇发抖，眼泪又流了下来。
“赵长河，我会还你的。”
她说着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坚决，跟之前的软弱完全不同。
03
高考结束后，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学校。
那天早上，叶优璇走得比我早。我进教室的时候，她的座位已经空了。桌上放着一个笔记本，封面上写着我的名字。
我翻开一看，里面夹着一张纸条，字迹很工整：“赵长河，我考完了，应该能考上。不管以后我在哪里，都不会忘记你。等我工作了一定还你的钱。谢谢你。”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
之后那段时间，我天天往邮局跑，想等她考上大学的消息。等了半个月，终于等来了——她考上了省城大学，全县第三名。
我心里说不出来的感觉。高兴是真的高兴，可也有点空落落的。
那年秋天，我进了机械厂。跟着我爹干了三个月，就转正了。一个月挣三十二块钱，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说我比她争气。
叶优璇去省城报到前，给我寄了一封信，是她写的最后一封信。
信上说她妈的身体好了一些，她也要开始新生活了。
最后一句是：“赵长河，你等着我，我会回去看你的。”
我没回信。
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一个月挣三十二块钱，她上的是重点大学，我们以后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不想打扰她。
后来我又听说，她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分到了省直机关工作。再后来，听说她嫁了人，当上了处长。
那都是别人的事了。
我在机械厂一干就是三十年。
从学徒到师傅，从师傅到技术员，工资从三十二块涨到三千多。娶了个厂里的女工，生了个儿子，日子过得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差。
老婆叫宋玉洁，是厂里的纺织工。人老实，话不多，跟我一样是个实在人。结婚那天，我只请了两桌人，我妈高兴得哭了。
妹妹出嫁那天，我也没请叶优璇，我觉得没必要。人家现在是干部了，跟我们不是一个阶层。
这些年，偶尔会想起叶优璇。
想起她趴桌上哭的样子，想起她啃馒头的样子，想起她说“我会记得你”时倔强的表情。但也就想想，很快就会忘掉。
人这一辈子嘛，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没想到，三十年后，她又出现了。
那天是周三，我刚到车间，主任刘建平就急匆匆跑过来，脸涨得通红，声音都带颤：“省里来大领导视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谁要是出了差错，自己卷铺盖走人！”
大家面面相觑。
省领导视察，这种事不是第一次了。以前也来过几位，都是走马观花，转一圈就走，连车间都没进。这次不知道抽什么疯，非要走车间。
刘建平让所有人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把工具擦干净，地面扫得一尘不染。我站在车床旁边，看着工人们手忙脚乱地打扫，心想：至于吗？
上午九点，视察队伍到了。
几辆黑色轿车停在厂门口，一群人从车上下来。
为首的穿着深色西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眼镜，气场很强。
刘建平点头哈腰地迎上去，声音都比平时高了八度。
我远远看了一眼，觉得眼熟，但没往心里去。
一群人说说笑笑往车间走。刘建平在前面引路，嘴里不停念叨着厂里的情况。领导偶尔点头，偶尔问两句，声音不高不低，透着一种淡淡的疏离感。
走到车间门口，她停了一下。
然后她看见了我。
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本来还算平静的目光，忽然定住了，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她盯着我看了好几秒，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等等。”她说。
所有人停住了。
她往前走了一步，又一步。高跟鞋踏在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一下，一下，像是踩在我心上。
她在我面前停住了。
我抬起头，看见她盯着我胸前那块工牌，看了很久。然后她抬眼，与我对视。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炸弹一样炸开。
我愣住了。
她的目光有些复杂，里面有惊喜，有感慨，还有一些我说不清的东西。嘴角挂着一丝笑，眼眶却红了。
“叶……叶优璇？”我愣愣地说。
“是我。”
她笑了，笑出了眼泪。
04
车间里所有人都看着我们，大气都不敢出。
刘建平在旁边站着，脸上的表情一会青一会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解释，嘴张了张，又闭上了。
叶优璇看着我。
“你还好吗？”
“还行。”我说。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对刘建平说了句“继续吧”，然后跟着队伍往前走。
我站在那，看着她的背影，半天没缓过来。
她变了。
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当年那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女孩，现在身材匀称，气质优雅，眉宇间透着一种从容和自信。
三十年的岁月，把她打磨得完全不一样了。
可那双眼睛没变。还是那么倔，那么亮，像是藏着说不完的话。
整个视察过程，我没心思干活。脑子里乱哄哄的，全是当年的画面。她刚才说的那四个字——“你还记得我吗”，一直在耳边回荡。
下班回到家，我在门口抽了两根烟才进去。
老婆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没事。”我说，“就是今天省里来视察，领导认出我了。”
宋玉洁愣了一下。“省领导？你认识？”
“高中同学。”
宋玉洁不说话了。她在围裙上擦擦手，给我倒了杯水。
“那她找你干啥？”
“没干啥，”我说，“就是问我还记不记得她。”
宋玉洁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
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翻来覆去的，脑子里全是叶优璇的样子。
她瘦的时候，她哭的时候，她说“我会记得你”的时候，还有今天她站在我面前、眼眶发红的时候。
我承认，我有些激动，也有些害怕。激动的是，她真的还记得我。害怕的是，我不知道她想做什么。
第二天上班，刘建平把我叫到办公室。
“赵师傅，”他笑得跟花儿似的，“跟省领导是同学啊？”
“就是高中同学。”
“你这人，怎么不早说呢？”他拍着我的肩膀，“以后省领导要是再来，可得帮咱厂多美言几句。”
我心里不舒服，但也不好说什么。
没两天，厂里传遍了。
说我跟省领导是同学，还说我当年帮过她。
传的话越传越离谱，什么“赵长河跟省领导关系不一般”，什么“省领导是冲赵长河来的”。
我解释了几次，没人信。后来我也不解释了，随他们去吧。
可是事情没完。
没过几天，刘建平又来找我，一脸神秘。他递给我一个信封，上面写着“赵长河收”，没落款。
我打开一看，是张纸条。
“今晚七点，厂门口对面那个小饭馆，有空吗？”
没署名，但我一看就知道是谁。
我犹豫了一整天，还是去了。
05
那天下班后，我在厂门口站了很久。
脑子里反复想着一个问题：去？还是不去？
去的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三十年了，人家现在是省领导，我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有啥好聊的？不去的话，又怕她误会。
最后还是去了。
小饭馆不大，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摆了几碟小菜，她坐在角落，看见我进来，站起来笑了笑。
“来了？”
“嗯。”
她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茶。
“我以为你不会来。”
“你都约了，不来不好。”
她笑了笑，没有马上答话。气氛有点尴尬。
她先开了口，语气很随意：“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还行。”我说，“你呢？”
“挺好。”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就是有时候会想起以前的事。”
我心里一动，但没接话。
“你知道我这几年在哪吗？”她问。
“听说在省城。”
“嗯，先是在省直机关，后来调到了市里，又调回来。兜兜转转了半辈子，最后还是回到这里。”
“你回省城了？”
“去年调回来的。担任副省长，分管工业。”
我“哦”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又笑了笑：“你变了不少，比以前黑，也比以前瘦了。”
“天天在车间里，风吹日晒的，不老才怪。”我笑了笑，“你也变了。”
“变老了？”
“变得有气势了。”
她愣了一下，笑容淡了一些。
“赵长河，我一直想跟你说声谢谢。”她说得很慢，“那20斤粮票，帮了我大忙。”
“都过去的事了，提它干什么。”
“对我来说，从来没过去。”她看着我，“那年要不是你，我可能连高考都扛不下来。”
“别这么说，”我说，“你能考上大学，是你自己的本事。”
她摇摇头：“不止。那时候我妈病重，弟弟还小，我一个人扛着，实在撑不下去了。你那天塞给我的那两块钱，我买了药，我妈才挺过来。”
那两块钱，我一直以为她买了吃的。
“赵长河，”她的声音有点发颤，“你救了我一家。”
我鼻子一酸，眼睛有点发涩。
“别这么说，”我说，“都是小事。”
“对你来说是小事，对我来说是大事。”
她说着，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一张汇款单。
“这20斤粮票，我按市场价格加三十年定存利率，算了一下，两千块钱。”
“你这是干什么？”
“还给你。”
“我不要。”我推了回去。
“你必须收下。”她语气很坚决，“这是我欠你的。不还，我心里过不去。”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鼻子又酸了。
“你这样，弄得我怪难受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那就收下。”
我接过汇款单，折叠好放进口袋。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丢了什么东西。
06
那顿饭之后，我以为事情就此了结。
没想到，事情才刚开始。
没过几天，厂里来了几个人。穿着便装，但一看就不是普通工人。他们在办公室里跟刘建平谈了很久，然后刘建平来找我，神情严肃。
“赵师傅，纪委的同志找你谈话。”
我心里一紧。
纪委的人很客气，问了半天，都是关于叶优璇的事。问我跟她什么关系，她有没有给我特殊照顾，有没有承诺过什么。
我一一回答了。
最后他们问我：“赵长河同志，根据我们了解，叶优璇同志是不是在你这里存了一笔钱？”
我心里一惊。
“是还我的粮票钱。”我说。
“多少？”
“两千。”
“有凭证吗？”
“汇款单。”
“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我回家把汇款单拿给他们看了。他们拍照、复印，留下一句“我们会核实”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屋里抽烟，脑子里乱成一团。
宋玉洁问我怎么了，我把情况说了。她叹了口气，说：“我就说吧，你跟那种人来往，没好事。”
我没吭声。
心里说不出是气还是委屈。我一个普通工人，能帮省领导办什么事？他们想查，查就是了。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我越来越烦。
厂里的人看我的眼神变了。以前是羡慕，现在变成了揣测。有的人跟我打招呼时，笑容都不一样了，好像在说“你还敢跟我说话？”
刘建平的态度也变了。以前拍我马屁，现在见了我就躲。
我站在车间门口抽了根烟，看着远处的天空。云压得很低，像要下雨，但又憋着没下。
那天晚上，我收到了一个电话。叶优璇打来的。
“赵长河，你没事吧？”
“没事。”我说。
“纪委的人找你了？”
“找了。”
“对不起，”她的声音有些疲惫，“是我连累你了。”
“没事，”我说，“你也是受害者。”
她沉默了一下，忽然问：“赵长河，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什么做错了？”
“想还你钱。”她的声音很低，“我以为还了钱，咱们就两清了。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我突然有点难过。
“你就不能当我没还过吗？”我说。
“不能。”
我叹了口气。
“赵长河，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她语气很坚定，“不会让你跟着受牵连。”
我没接话。
挂了电话，我坐了很久。
窗外的风呼呼地吹，把树叶卷得哗啦啦响。
我想起三十年前，她坐在教室里啃窝窝头的样子。
那时候的我们，谁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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