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存温,岁月留痕

家中藏有扁形竹质笔筒一个,为父辈手工精制的文房旧物。器物甄选新鲜竹材,经高温湿烘、加压定型等传统工序悉心制坯,最终塑成规整的长方扁体器型。笔筒通高一十四厘米,宽一十二厘米,厚六厘米,器型端正匀称、古朴温润。历经数十年久岁侵蚀、尘霜浸染,器物仅正面、背面下端浮现数道细微浅裂,其余竹身质地坚实完整,收纳毛笔的文房功用至今完好无损,足以窥见当年制器之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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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器最珍贵之处,在于一竹载双史、一器藏两代风华。笔筒正反两面图文分区排布,气韵迥异,一面是民国文人的清雅诗意,一面是特殊年代的时代风貌,辅以精准纪年与独有文字印记,文史内涵厚重,是不可多得的时代物证。

笔筒正面图文分上下两层排布,格调简淡雅致,书卷气息扑面而来。上段浅刻简约山水景致,线条疏朗空灵,意境悠远,配题“月上柳梢”四字,诗意悠然。器身正中以圈纹为饰,圈内阴刻繁体“梦笔生花”四字,笔力沉稳遒劲,寄寓文思泉涌、前程可期的美好期许。圆饰两侧对称镌刻款识,右书“三十二年度”,左署“松高刊”,字迹工整端庄,纯手工雕琢痕迹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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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图文同样分为两区镌刻,文风陡然转变,深深烙印着文革时期的独特时代印记。上段镌写雅致诗句“聊赠一枝梅”,留存文人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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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左右分列两行时代祝颂小字,右刻“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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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刻“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文中“健”字采用上世纪六十年代通行、后被正式废止的二简字,是极具辨识度的专属文字时代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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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筒右侧筒壁直刻精准纪年:“六九年六月十九日端午”,落笔规整,纪年清晰,为器物的二次镌刻留下了确切的时间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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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便熟识这件旧笔筒,日日相见,早已习以为常。年少时初见筒身鲜红的时代祝语,先入为主,只当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市面批量生产的普通工艺摆件,从未深究正面落款文字的渊源与深意。直至年长后问询父亲,方才知晓此物并非流通量产器物,而是纯手工雕琢的私家文房珍品。父亲告知,这件笔筒为大伯向松高亲手制作、特意相赠。对照筒身留存的“松高刊”三字款识,与大伯名号完全契合,足以证实此物出自大伯向松高之手。虽厘清器物归属与来源,却未曾深究筒身图文、纪年背后潜藏的家族往事与文史底蕴。

转机始于2024年5月,时年村里启动《龙丰村史》编撰工作,主编祝西峰老师受邀至家中做客。他偶然瞥见这件陈旧古朴的竹制笔筒,细细端详良久,再三叮嘱我,此物承载独特的个人经历与时代信息,文史内涵厚重,极具收藏与考证价值,务必妥善珍藏、好好留存。也正是这番叮嘱,让我萌生了系统溯源笔筒来历、梳理家族旧事、解读时代印记的想法。

这件笔筒平日虽不常取用,却是先父生前常备的文房之物。数十载光阴流转,家中历经旧房拆改、数次新居迁徙,旧物不断汰换、新器陆续添置,无数祖辈、父辈的旧物尽数散失,唯独这具竹笔筒被家人悉心留存、妥善收纳。父亲辞世之后,我更是将其视作先父遗留的珍贵念想,倍加珍视、细心珍藏

大伯父向松高,生于1921年,自幼受祖父向朝聘影响,熟读四书五经,饱读传统典籍,深耕传统文化。成年后,他远赴遵义求学,接受新式教育,新旧学识兼修。学成归乡后,曾执教于青杠小学(银峰小学前身,现已停办),教书育人、深耕文教;后入新民乡担任乡公所秘书,勤勉履职。解放前夕,时局动荡、世事飘摇,他被临时委派担任乡长一职。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启用全新干部队伍,旧时公职人员尽数解职,大伯父解甲归田,返乡务农,安稳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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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世事难料,反右派运动兴起后,1959年,大伯父因随口所言的乡间俗语“碳筛筛了米筛筛,米筛筛了箩筛筛”,无端遭人构陷,蒙冤被划为右派。此后,他被遣送至绥阳农场劳动改造,孤身羁身异乡,境遇孤苦凄寒。同年下半年,他积劳成疾、贫病交加,最终不幸殁于绥阳农场,年仅三十八岁,一生才华未展,半生蒙冤飘零,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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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身所刻“三十二年度”,即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时年大伯父向松高年仅二十四岁,正值青春盛年,满腹诗书。他能亲手选材制坯、塑形雕琢、题诗刻字,打造出这般形制精巧、图文雅致、意蕴悠远的文房笔筒,足以窥见其青年时代风华正茂、意气昂扬的模样,更能印证当时的他胸藏理想、心向光明,对世道苍生、未来前程满怀热忱与美好憧憬。这具笔筒,亦是他青年才情与赤子之心的最好见证。

先父生于1947年农历腊月,较大伯父整整年小二十六岁。父亲年少时入读青杠小学,天资聪颖、心思灵透,悟性出众,乡里乡人皆称其极具读书禀赋、前程可期。可惜在他读到高小六年级、恰逢青杠乡建制撤销,青杠小学因故停办,父亲的求学之路就此骤然中断,毕生无缘继续深造,成为一生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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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一生以文立身、嗜书善艺,毕生珍重笔墨文房之物,但凡文房器具皆悉心珍藏、视若珍宝。这件倾注自己心血、亲手雕琢而成的笔筒,更是他青年岁月的寄托、心爱至极的器物。1958年,反右运动逐步升级,时局愈发紧张,大伯早已察觉风声渐紧,预知自己恐遭批斗、身陷困顿,甚至难逃牢狱之灾。念及自家弟弟天资出众、笃志向学,便将这件承载自己青春理想与文人风骨的珍爱笔筒,赠予弟弟留存。据此可推断,此物相赠的时段,大致在1958至1959年之间。一纸赠物,是兄长对弟弟的期许与偏爱,亦是风雨乱世中一份温柔的牵挂与寄托。

时至1969年,正值文革中期,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万千青年奔赴乡野、扎根基层,投身家国建设。时年先父尚不足二十二岁,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和同时代无数热血青年一般,心怀赤诚、胸有家国,对山河盛世、未来前路满怀纯粹的热爱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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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筒背面两侧的时代祝颂文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以及筒壁清晰落款的“六九年六月十九日端午”纪年,皆是先父亲手一刀一划镌刻于竹身之上。字字深刻、笔笔认真,不加修饰、全然赤诚,将1969年端午的时代氛围、青年心境永久定格于竹器之上。一器两面,一面是民国时期书生的青年理想、文人风雅,藏着大伯未尽的平生抱负;一面是建国后青年的家国赤诚、时代热忱,载着父亲滚烫的青春信仰。

如今,大伯与先父皆不在人世。昔年赠器之人、刻字之人,已然归于岁月尘烟,唯剩这具竹笔筒静静留存人间。竹纹藏风霜,刀痕寄深情,它承托着大伯未竟的文心与遗憾,铭记着父亲滚烫的青春与赤诚。八十载风雨更迭,人事辗转飘零,唯有此物如初,静静伫立,替两位先辈,留住时光、留住温情、留住永不褪色的时代余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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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部分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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