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再多有什么用？女排教父袁伟民现状，给所有的中老年人提了个醒|世界杯|中国女排|奥运会|排球|袁伟民|郎平

2026年7月，北京东城区体育馆路那片老式的家属院里，有人拍到了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他拎着菜篮子，穿着一件洗得发了白的旧polo衫，在小区里慢慢走。

路过的邻居只当他是寻常退休老头，没人多看一眼，更没人想到这个佝偻着背、满头银丝的老人，就是当年在赛场边吼一声就能让整支中国女排绷直脊背的袁伟民。

袁伟民今年87岁了，2004年底，65岁的他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位置上正式退下来，从此彻底把自己从公众视野里拿了出来，退休之后他给自己立了三条规矩：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不接任何商业代言，不参加无意义的社交应酬。

这些年，主流媒体和商业机构没少找上门来，开出各种条件想请他露面，全被他一一婉拒，他怕的是电视节目的剪辑——几句话剪来剪去就变了味，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不想再卷入舆论纷争。

他住在北京体育馆路那片几十年的老式家属楼里，家里装修还是九十年代的款，沙发磨得起了毛边，他跟老伴郑沪英一起过着最普通的日子——郑沪英在家包包饺子、卤点牛肉，他就在旁边打下手，每天雷打不动练一两个小时书法，写得最多的就是“拼搏”两个字。

早年带队落了一身伤病，膝盖和腰椎磨损严重，上了年纪腿脚不利索，近几年出行大多需要依靠轮椅，冬天得靠红外线灯烤，裤腿里常年揣着膏药，但老爷子精神头还不错，腰板挺直，说话声音洪亮，七十多岁的时候还常约老队友打网球，偶尔打打高尔夫，抽了几十年的烟说戒就戒，在家吃得清淡。

1939年，袁伟民出生在苏州近郊一个菜农家庭，家里六个孩子，他是最小的那个，小时候下地干活是家常便饭，1958年考进南京体育学院，正赶上江苏男排组队，这个连球都没正经摸过的苏州小伙被教练拉到排球队，从此跟排球绑在了一起，他自己是国家男排的主力二传出身，二传手在场上相当于中场调度——谁在偷懒、谁在虚晃、哪里是漏洞，他一眼就能看穿。

1976年，37岁的袁伟民临危受命接手中国女排，那时候中国女排在世界上排第十四名，跟日本、苏联、美国这些强队差着十万八千里，训练馆是竹棚搭的，地面是石灰、泥土加盐水夯出来的硬地，女排姑娘练滚翻救球，一天下来浑身是泥，膝盖胳膊全磨破皮，他站在场边从头盯到尾，抠每一个技术动作，上午每人必须发一百个好球、扣两百次、垫三百次，完不成不准吃饭。

1978年曼谷亚运会，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捏把汗的决定——撤下经验丰富的老将杨希，换上刚满18岁、大赛经验为零的郎平，反对的声音很大，觉得这是拿比赛开玩笑，但袁伟民看得准——中国女排要想抗衡欧美强队，就必须有自己的重炮。

1981年日本世界杯，中国女排七战全胜，拿下了中国三大球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全队扣球1116次，郎平一个人就贡献了407次，命中率接近五成，“铁榔头”的名号从此响彻世界，1982年秘鲁世锦赛夺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再拿金牌——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史无前例的“三连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喊遍了大江南北。

1984年底，袁伟民急流勇退，从国家女排主教练调任原国家体委副主任，此后二十年里，他从体委副主任一路做到2000年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从运动员、教练一路干到最高长官的人，悉尼奥运会28金、雅典奥运会32金、北京申奥成功，他都是核心参与者。

袁伟民这一辈子，手里经过的钱和资源无数，当体育总局局长那几年，全国体育产业的大盘子全在他手上，可他退休之后，住的是北京东城区一栋九十年代的老家属楼，家里的沙发磨起了皮，装修几十年没翻新，他穿的是洗得发白的旧polo衫，拎的是菜篮子，他没有搬去什么高档社区，没有聘请任何保姆，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退休老头。

有人可能会问——他图什么？

他这一辈子亏欠最多的，是家人，老伴郑沪英也是排球出身，两人1962年在国青队集训时认识，结婚后长期两地分居——郑沪英留在江苏，袁伟民在国家队，儿子袁粒在南京出生那天，袁伟民就趁训练空档陪了会儿产房，转头就回队了。

后来郑沪英调到北京做行政，可女排常年在福建漳州的竹棚馆训练，袁伟民全程盯训早出晚归，有一回儿子得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他正备战大赛没顾上，全靠郑沪英一个人守在医院签字陪护，儿子小时候跟他挺生分，记忆里没多少父亲的影子。

退休之后，他终于不用忙工作了，爷俩才坐得下来好好唠，袁伟民给儿子讲当年漳州竹棚里训练的细节，讲在总局管全国赛事的杂事；儿子也给他说影视圈拍片怎么策划，早年的隔阂慢慢就消了，袁粒成家后有了一儿一女，袁伟民把当年亏欠儿子的那份陪伴，全补到了孙辈身上，有空就往儿子家跑，带零食带玩具，儿子儿媳忙的时候，就把俩孩子接来自己家，陪着遛弯教练字。

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夺冠，他和老队员们聚会，给郎平、曹慧英她们每人题了字，落款盖上“为国争光”的红印，这方印章一落，比什么祝贺的话都管用。

袁伟民用自己的一辈子告诉所有人一件事——钱再多有什么用？房子再大有什么用？名头再响有什么用？

他带出了中国女排的三连冠，当上了体育总局的局长，手里经过的荣誉和资源无数，可他晚年守着的是北京一栋九十年代的老房子，穿的是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拎的是菜篮子，过的是最普通的日子，他没有用那些年积累的名声去换钱，没有用那些年积累的资源去给儿子铺路，他儿子袁粒长大后自己闯去做影视导演，没沾过他一点光，他有个原则——从来不给子女的事业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