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下，评判一户人家在村里说话的分量，往往不看他家有多少存款，而是看他家有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丁。我的邻居刘宝强，就是靠着这套乡村法则，在村里横行霸道了大半辈子。
刘宝强长得很敦实，四方脸，扫帚眉，走起路来总是背着手，外八字，脚底板在黄土地上蹭出很大的动静。他老婆是个干瘦的女人，平时话不多，但只要一跟人吵架，那尖锐的嗓门能穿透半个村子。
他们两口子之所以底气这么足，全因为他们一口气连生了三个儿子。在那个家家户户都想要男孩的年代，刘宝强觉得自己的脊梁骨比全村任何人都挺得直。
我记事起，刘家的大门就总是敞开着，三个儿子像三座铁塔一样在院子里进进出出。老大刘建平，从小就生得牛高马大，力气惊人；老二刘建军，脑子活络，但心眼儿多，总喜欢占点小便宜；老三刘建强是老幺，被父母宠得最厉害，也最骄纵。这三个儿子，成了刘宝强在村里称王称霸的筹码。
我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教书匠，一辈子讲究和气生财。有一年春天，村里重新划定宅基地边界。我家和刘家只隔着一条一米来宽的过道，可刘宝强偏偏不讲理，他趁着翻修院墙的机会，硬生生把墙基往我家这边挪了半米多，原本还能走一辆板车的过道，被挤得只能勉强过个人。
父亲发现后，气得夹着课本就去找刘宝强理论。两人在过道里没说几句，刘宝强就变了脸。他把手里的旱烟袋往鞋底上磕了磕，冷笑一声：“读书人，你拿尺子量量，这地本来就是我家的。我盖墙占我自己的地，关你什么事？”
父亲据理力争，拿出当年的土地证。刘宝强根本不看，他冲着院子里吼了一嗓子：“老大，老二，老三，出来！”
话音刚落，三个半大小伙子就从屋里冲了出来，手里还拿着铁锹和锄头。老大刘建平走到我父亲面前，居高临下地瞪着眼，那眼神里透着一股不加掩饰的凶狠。老二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叔，俺家这墙就盖在这儿了，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自己动手推一个试试？”
父亲看着那三张年轻气盛、充满挑衅的脸，又看了看刘宝强那副有恃无恐的嘴脸，最终长叹了一口气，转身回了屋。那天晚上，父亲坐在煤油灯下抽了半宿的闷烟。
从那以后，我家出门再也推不了板车，只能绕一大圈走村口的土路。刘宝强在院子里哈哈大笑的声音，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刺耳的背景音。
有一年大旱，村里的水渠快干了，家家户户的玉米地都指望着最后那点水救命。村长安排大家按顺序排班浇地。轮到村东头的李大爷家时，刘宝强却带着三个儿子，强行把水流截断，引到了自家地里。
李大爷是个绝户头，膝下只有两个女儿，早都嫁到了外村。老头急得在水渠边直抹眼泪，上前去拉刘宝强的袖子，却被老大刘建平一把推了个趔趄，摔在泥地里半天没爬起来。
村里人看不过去，有人壮着胆子说了句公道话。刘宝强把铁锹往地上一杵，指着人群骂道：“谁今天要是敢动这道水沟子，就是跟我刘家过不去！我不怕打架，我这三个儿子也不怕！有种的就站出来！”
人群沉默了。谁也不愿意为了一点水，去惹这三个如狼似虎的年轻人。李大爷绝望地看着自家的玉米苗枯黄下去，而刘宝强则坐在田埂上，得意洋洋地抽着烟。他甚至公开嘲笑李大爷：“生不出带把儿的，这辈子就活该受人欺负。两个丫头片子顶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别人家的人！”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村里那些生了女儿的人家心上。但大家敢怒不敢言，只能在背地里诅咒他：“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这种教法，三个儿子早晚是个祸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家的三个儿子陆续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为了给三个儿子娶媳妇、盖新房，刘宝强和老婆几乎榨干了自己最后一滴血。他们没日没夜地干活，把村里最好的地都种上经济作物，省吃俭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老大娶了邻村一个性格泼辣的女人；老二找了个镇上做小买卖的姑娘；老三最风光，硬是让老两口拿出了所有积蓄，甚至借了外债，在县城里交了首付，买了一套商品房，娶了一个城里娇生惯养的媳妇。
最先出事的是老大刘建平。他从小习惯了用拳头解决问题，脾气暴躁，而且嗜酒如命。一天晚上，他在镇上喝多了酒，骑摩托车回家时跟一辆小货车发生了剐蹭。本来只是一点小事故，可刘建平借着酒劲，非要把货车司机拽下来打。司机一着急，顺手抄起车里的摇把抡了过去，正中刘建平的后脑勺。
命虽然保住了，但刘建平落下了半身不遂的毛病，右半边身子彻底失去了知觉，成了一个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废人。他那个泼辣的媳妇照顾了不到半年，就彻底失去了耐心，卷了家里的存折跑了，连个口信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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