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书上的字是黑色的，看在林晓萍眼里，却像是一滩化不开的血。
“浸润性乳腺癌，二期。”
在那座豫东小城的市人民医院里，窗外的杨树叶子正被初秋的风吹得哗哗作响。四十五岁的林晓萍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色。
她的丈夫王强蹲在几步之外的垃圾桶旁，猛抽着烟，劣质烟草的味道在沉闷的空气里散开，呛得人眼眶发酸。
他们是在县城农贸市场卖早点的，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和面、炸油条、熬胡辣汤，两口子用带着面花和油污的双手，供出了一个在郑州读大学的儿子。
日子原本像那口熬汤的大锅，虽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有些辛苦，但也算熬出了滋味。
直到半个月前，林晓萍洗澡时摸到右胸有个硬块，原以为是累出来的结节，谁知这一查，天塌了。
“治。砸锅卖铁也得治。”王强把烟头狠狠摁灭在垃圾桶上，走过来，用粗糙的大手覆在林晓萍冰凉的手背上。他的声音有些抖，但透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倔强。
小城医院的医生给出了手术和后续化疗的方案，但王强不放心。在这个普通的底层家庭认知里，癌症就是绝症，而要对付绝症，就必须去大城市，找大专家。街坊邻居也跟着出主意，说上海的肿瘤医院是全国最好的，去那儿看，人说不定就能活下来。
去上海，这三个字对林晓萍来说，意味着天文数字的花销。她本能地抗拒，算计着儿子明年的学费，算计着家里那点可怜的存款。但王强没给她犹豫的机会，他连夜找亲戚借了三万块钱，小心翼翼地缝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拉着林晓萍坐上了开往上海的K字头绿皮火车。
硬座车厢里弥漫着泡面、汗水和脚丫子混杂的气味。十四个小时的车程，林晓萍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景色从熟悉的平原农田，渐渐变成灯火通明的繁华都市，心里没有一丝对大城市的向往，只有深不见底的恐惧。她怕死，更怕人财两空，把这个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家彻底拖垮。
清晨的上海下着小雨，空气湿润而微凉。两口子出了火车站，被错综复杂的地铁线路绕得晕头转向。等他们终于摸到那家著名的肿瘤医院时，已经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医院的大厅里简直像春运时的火车站。到处都是人，拉着行李箱的，推着轮椅的，手里攥着厚厚一沓片子满脸愁容的。听口音，有东北的，有四川的，也有和他们一样来自河南乡下的。在这里，疾病抹平了所有人的身份，每个人都只是一个焦急等待宣判的囚徒。
王强去窗口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却被告知普通号早就没了，专家号更是排到了半个月后。急得满头大汗的王强在医院门口转悠，最后咬了咬牙，找了在附近溜达的“黄牛”。
一个国内顶级的乳腺外科专家号，黄牛要价六百。王强在医院角落的厕所里，解开衣服，从内衣口袋里摸出那叠带着体温的钱，数了六百块交了出去。
拿到那张印着专家名字的挂号单时，林晓萍的手都在哆嗦。六百块钱的挂号费，那是他们卖多少根油条、盛多少碗胡辣汤才能挣回来的钱啊。但王强安慰她：“只要专家能把你的病治好，花多少钱都值。”
专家的诊室在门诊楼的八层，候诊区里很安静，没有大厅那么嘈杂。坐在那里的人，大多神色凝重。林晓萍挨着王强坐下，旁边是一个打扮精致的中年女人，正低声和家人通电话，提到什么进口靶向药，一个月要好几万。林晓萍听得心里直发毛，下意识地把装病历的塑料袋往怀里紧了紧。
漫长的等待像是一把钝刀，一点点切割着林晓萍的神经。电子叫号屏上每跳动一个名字，她的心就跟着猛缩一下。终于，广播里传来了冰冷的机械女声：“请林晓萍到第三诊室就诊。”
王强猛地站起来，拉着林晓萍就往里走，因为走得太急，还不小心绊了一下。诊室不大，但光线明亮。坐在桌后的专家姓陈，大概五十多岁，头发有些灰白，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看起来非常疲惫，眉头中间有着深深的川字纹，那是长年累月看诊留下的印记。
“坐。哪里不好？”陈医生的声音不大，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沉稳。
林晓萍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王强手忙脚乱地从包里面掏了出在老家医院拍的片子、病理报告和各种化验单，在陈医生面前的桌子上铺了一摊。
“大夫，我们是从河南来的，县里说我老婆得了乳腺癌，我们就想着来找您这样的大专家看看，您给看看，这病在你们这儿得咋治？要开刀不？要多少钱我们都去借……”王强语无伦次地说着，眼神里充满了对权威的祈求。
陈医生没有打断他，只是伸手拿起那张病理报告，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把几张CT片子插在身后的阅片灯上。白色的灯光打在片子上，也映出陈医生专注的脸。
在这个过程中，诊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林晓萍连大气都不敢出，她死死盯着陈医生的嘴唇，生怕从那里吐出什么宣判死刑的词语。她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老家的灶台，大学里儿子的笑脸，还有昨天夜里火车上王强为了省钱只吃了一半的冷馒头。
陈医生看完了片子，关掉阅片灯，转过身来。他的目光在林晓萍粗糙皲裂的双手上停留了一秒，又看了看王强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最后落在了桌面上那个廉价的塑料袋上。
他拿起笔，在林晓萍的病历本上快速写下几行字。
王强紧张地凑上前：“大夫，俺媳妇这病，在咱们这儿治，大概得准备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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