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的光刺得我眼睛疼。
凌晨两点十七分，北京朝阳区某老旧小区的合租房里，我侧躺在床上刷手机。窗外偶尔传来几声醉汉的嚎叫，隔壁室友的打呼声像拖拉机一样穿透薄墙。我睡不着，阿米尔回印度探亲已经十二天了，时差两个半小时，他应该刚吃完晚饭。
我点开微信，他的头像灰着。
又点开朋友圈，刷到他在孟买机场发的那条：“终于回家了，想念妈妈做的咖喱。”配图是一张全家福，他爸妈坐在中间，他和哥哥站在后面，笑得露出一口白牙。我给他点了赞，评论了个小心心。
无聊间，我翻到了他之前截图发给我的家族群聊天记录——那是他为了让我了解他家人才发的，群名叫“夏尔马家族群”，里面有三十多个人，全是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堂兄表妹。
我随手点开那张截图，放大看。
平时我不看这些印地语聊天记录，因为看不懂，截图也是他翻译给我听的。但今晚我实在太无聊了，就用手机自带的图片翻译功能扫了一遍。
印地语翻译成中文，大部分都是乱码。什么“今天的薄饼很好吃”“侄子考试成绩不错”“谁家的牛跑了”之类的日常废话。
我打了个哈欠，准备关掉。
手指不小心往右一滑，滑到了另一张截图——这是他前两天发给我的，说是家族群里有人在开玩笑，问我能不能看懂。
我本来没在意，但翻译软件自动识别了图片上的文字。
一行翻译结果跳出来。
“北京那个搞定了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
手指有点发抖，我又重新翻译了一次，确认没看错。翻译软件明明白白显示着：“北京那个搞定了吗？”
发消息的人备注名是“二哥拉杰”。
下面是阿米尔的回复，一个简短的词。
“搞到了。”
我的大脑空白了大概三秒钟。
搞到了？
什么搞到了？
我？
我把手机拿近，又拿远，又拿近。翻译软件不会骗人，这三个字清清楚楚。我又把整张截图重新翻译了一遍，试图从上下文里找到别的解释。
前面几条消息是：
拉杰：“签证材料准备得怎么样了？”
阿米尔：“都齐了，下周去交。”
拉杰：“女方那边知道吗？”
阿米尔：“不知道，先别说。”
拉杰：“北京那个搞定了吗？”
阿米尔：“搞到了。”
我的手指开始发麻。
“搞到了”这三个字，像三根钉子，一根接一根钉进我的太阳穴。
我猛地坐起来，后背靠在冰冷的墙上。手机屏幕的光照在我脸上，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表情一定很难看。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哭的。
眼泪就那么流下来，没有声音，一滴一滴砸在手机屏幕上。我用手背去擦，越擦越多，屏幕上全是湿漉漉的印子。
我认识阿米尔三年了。
三年前我在五道口的酒吧打工，他是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学中文的。他和他朋友来喝酒，我给他们上酒的时候，他朋友用印地语跟他说了什么，他笑着回了一句，然后转头用流利的中文跟我说：“你的耳环很好看。”
我低头摸了摸耳朵上那对十块钱的地摊货，笑了。
后来他每周都来。
再后来，我们在一起了。
他是印度高种姓出身，家里在孟买有生意，算是中产阶级。他说他来中国留学是因为喜欢中国文化，想在中国发展。他学中文很快，两年就说得比我这个北京大妞还标准。
他对我很好。
真的好。
他会在我来大姨妈的时候给我煮红糖水，虽然每次都煮糊。他会记得我的生日，给我买那种很丑但很贵的蛋糕。他带我见过他的中国朋友，也视频见过他在印度的家人。他妈妈在视频里笑眯眯地朝我挥手，用印地语说了什么，阿米尔翻译说：“我妈说你很漂亮。”
我信了。
我他妈全信了。
我甚至开始存钱，想着将来跟他回印度办婚礼。我查了印度婚礼的风俗，知道新娘子手上要画曼海蒂，知道婚礼要骑白马，知道要撒花瓣。我甚至偷偷在网上买了一件印度纱丽，藏在我衣柜最底层，从来没告诉过他。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现在想想，我真是个傻逼。
我深吸一口气，手指还在抖，但脑子已经清醒了。我把那几张截图全部保存下来，又截屏备份，发到自己的邮箱里。然后我打开微信，点进和阿米尔的聊天框。
最后一条消息是他五天前发的：“宝贝我想你了，孟买太热了，我快被烤熟了。”
我没回这条。
我往上翻，翻到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
“宝贝我爱你，你是我的唯一。”
“等我在中国稳定下来，我们就结婚。”
“我爸妈很喜欢你，他们同意我们在一起。”
我一条一条地看，眼泪又下来了，但这次不是伤心，是气的。
我深吸一口气，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阿米尔，睡了吗？”
过了大概五分钟，他回了。
“还没睡宝贝，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是不是又失眠了？”
我盯着“宝贝”两个字，胃里一阵翻涌。
“睡不着，想你了。”我打字的手很稳，语气却装得很正常。
“我也想你宝贝，再过十天我就回北京了，给你带了好多礼物。”
“什么礼物呀？”我配合着问。
“不告诉你，给你惊喜。”
我冷笑了一下。
惊喜。
确实挺惊喜的。
“阿米尔，你家族群里那个拉杰是谁呀？”我突然问。
那边停顿了几秒。
“拉杰？是我堂哥，你见过的，照片里那个穿白衬衫的。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我打字，“他结婚了吗？”
“结了，孩子都两岁了。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好奇。”我发了个笑脸，“你们家族群里平时都聊什么呀？”
“就是些家常，没什么特别的。你知道的，印度家庭就爱聊这些。”
“哦。”我回了一个字。
然后又发了一句：“那，你们聊过关于我的事吗？”
又停顿了几秒。
“当然聊过，我爸妈可喜欢你了，老在群里夸你。”
我盯着他发来的这句话，眼泪又下来了，但我没发出任何声音。
我用手背擦掉眼泪，继续打字。
“真的吗？那他们夸我什么了呀？”
“说你漂亮、能干、贤惠，反正就是各种夸。”
“那你呢？你怎么说的？”
“我当然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朋友啦，我还能怎么说。”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然后我打出了那句话。
“那拉杰问你‘北京那个搞定了吗’，你回‘搞到了’，是什么意思？”
对面沉默了。
不是几秒钟的沉默。
是整整沉默了将近两分钟。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着对话框上方“对方正在输入…”的字样出现，消失，又出现，又消失。
最后，他发来一句话。
“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别装。”我直接发过去。
我把翻译好的截图发给他。
又沉默了。
这次沉默更久。
然后他的电话打过来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我的声音很平静。
“宝贝，你听我解释——”他的声音很急促，带着一种被拆穿后的慌乱，“那个翻译有问题，印地语的语境不一样，那个词不是你想的意思——”
“那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我打断他。
“那个词在印地语里是‘搞定’的意思，但不是那种‘搞定’，是是是”
“是什么？”我冷冷地问。
“是搞定签证的意思！”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对，就是搞定签证！我堂哥问我签证材料搞定了没有，我说搞到了，就是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他问的是‘北京那个’？”我的声音很平静，“签证跟北京有什么关系？”
“因为因为我是从北京申请的签证嘛，所以他就说‘北京那个’——”
“阿米尔。”我打断他，声音很轻，“你觉得我傻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你之前说你爸妈很喜欢我，同意我们回国结婚。”我一字一句地说，“但你们家族群里的聊天记录，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提过我的名字。你爸妈在群里聊什么，你堂哥聊什么，你姐姐聊什么，我都翻译了一遍。没有人提过我。”
“那是因为——”
“因为什么？”我冷笑，“因为我不配被提？还是因为你们根本没打算让我进你们家的门？”
他不说话了。
“你告诉我，‘搞到了’是什么意思？”我的声音开始发抖，但我拼命控制着，“我是你搞到的猎物？是你搞到的战利品？是你搞到的玩物？阿米尔，我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他沉重的呼吸声。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我吼出来，“你他妈告诉我啊！”
“我爱你。”他突然说，“我是真的爱你——”
“放屁。”我打断他，“你爱我？你爱你妈的你爱我？你爱我你会跟家里人说我搞到了？你爱我你会把我当成一个东西？你爱我你会说‘北京那个’？我在你眼里连个名字都没有？”
“那是翻译的问题——”
“够了。”我打断他，“阿米尔，我们完了。”
“宝贝——”
“别叫我宝贝。”我说，“你不配。”
我挂断了电话。
然后把他的号码拉黑了。
微信删除。
朋友圈清空。
所有照片，一张一张删掉。
删到那张他在机场给我比心的照片时，我终于崩溃了。
我把手机扔在床上，抱着枕头哭得浑身发抖。我哭得喘不上气，哭得胃都在痉挛，哭得我室友从隔壁房间跑过来敲门。
“怎么了怎么了？”
我没回答。
她推门进来，看到我哭成那样，吓了一跳。
“怎么了？跟阿米尔吵架了？”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又摇摇头。
她坐到我床边，轻轻拍着我的背。
“到底怎么了？”
我抽噎着把事情说了一遍。
她听完，沉默了。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冷静下来的话。
“你知道吗，我之前就听说过这种事。有些印度男人，家里有未婚妻还出来找女朋友。他们把国外的女朋友当成玩，等玩够了就回家结婚。”
我愣住了。
“你不是第一个。”她轻声说，“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
我想起他给我煮的红糖水。
我想起他给我买的丑蛋糕。
我想起他说的每一句“我爱你”。
那些都是真的吗？
还是说，那些也是他“搞到”我的手段？
我闭上眼睛，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三天后，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宝贝，给我一个机会解释，求你了。”
我没回，直接拉黑。
又过了两天，他朋友加我微信，说他回国了，想见我一面。
我拒绝了。
他朋友说：“他真的很痛苦，你就见他一面吧。”
我笑了。
“告诉他，北京那个，搞不到了。”
然后我把那个朋友也删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五道口那家酒吧。
酒吧还在，换了个老板，但装修没变。我坐在吧台边，点了一杯长岛冰茶，慢慢喝着。
酒保小哥认识我，问：“你男朋友呢？那个印度帅哥。”
“分了。”我说。
他愣了一下，没再问。
我喝完那杯酒，结账走人。
走出酒吧的时候，北京的夜风吹在脸上，有点凉，但很舒服。
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到星星。
但没关系。
北京的天空本来就看不太到星星。
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往前走。
我裹紧外套，走进夜色里。
手机震了一下。
是闺蜜发来的消息。
“周末三里屯新开了一家火锅店，去不去？”
我回了一个字。
“去。”
然后把手机塞进口袋，大步往前走。
北京的夜很深，但天总会亮的。
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一点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个月，物业一直没来修，我摸黑爬上五楼，钥匙插了好几次才对准锁孔。门一开，屋里黑漆漆的，空气里还残留着阿米尔走之前喷的廉价空气清新剂的味道，那种甜腻的茉莉花香，现在闻起来让人反胃。
我打开灯，站在玄关，看着这个住了三年的出租屋。
鞋架上还有他的拖鞋，蓝色那双，鞋底磨得都快平了。沙发上搭着他的一件灰色卫衣，领口有点变形，是他最喜欢的那件，说穿着舒服。茶几上放着他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瓶盖还拧开着，落了点灰。
我站在原地，像一尊石像。
这些东西，我居然一直没收拾。
不是舍不得，是没意识到它们还在。
他走了两周，我每天上下班、吃饭、睡觉，居然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它们就像他一样，悄无声息地长在了我的生活里，长成了我日常的一部分，长到我根本注意不到它们的存在。
直到现在。
我走过去，拿起那件灰色卫衣，展开看了看。领口的标签磨得掉了色，袖口起了一圈毛球。我凑近闻了闻，上面还有他的味道，那种混合着洗衣液和体味的熟悉气息。
我的胃又翻了一下。
我把卫衣扔在地上。
然后又捡起来，又放下，又捡起来。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件衣服，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扔了？留着？烧了？
最后我把它叠好，放在沙发上。
不是舍不得扔。
是我得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出来，一次性处理干净。
我翻出一个搬家用的编织袋，开始清点他留下的东西。
拖鞋，扔进去。卫衣，扔进去。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茶几上他的充电器、他的耳机、他的剃须刀、他的半管牙膏。浴室里他的毛巾、他的牙刷、他的洗面奶。冰箱里他买的咖喱酱、他爱吃的芒果酸奶、他走之前给我做的两盒咖喱鸡——已经长霉了，绿毛一层一层的。
我把咖喱鸡倒进马桶冲掉的时候，突然觉得特别好笑。
他走之前专门给我做了两盒咖喱鸡，说怕我没时间做饭，说放冷冻里能保存很久。我当时还感动得要死，抱着他说你真好。
现在想想，那两盒咖喱鸡，是不是也是“搞到”的一部分？
温柔体贴，嘘寒问暖，做饭洗衣，所有好男友该做的事他都做了。他做得那么自然，那么真诚，真诚到他自己可能都信了。但在他家族群里，他用的词是“搞到了”。
不是“追到了”，不是“在一起了”，不是“我女朋友”。
是“搞到了”。
就像搞到一个项目，搞到一笔钱，搞到一个东西。
我蹲在厨房地上，手扶着垃圾桶边缘，突然笑了。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原来我他妈是个东西。
我把所有他的东西塞进编织袋，满满一袋，大概二十斤。我拖着它下楼，袋子在楼梯上磕磕碰碰，发出沉闷的声响。凌晨五点的小区很安静，垃圾桶旁边有只野猫在翻吃的，被我吓了一跳，窜进灌木丛里。
我把编织袋扔在垃圾桶旁边，拍了拍手。
野猫从灌木丛里探出头，警惕地看着我。
“看什么看？”我说，“没见过扔垃圾的？”
野猫不理我，又缩回去了。
我站在楼下，看着天边泛起一点鱼肚白。
北京的清晨总是灰扑扑的，雾霾和晨光混在一起，分不清是雾还是霾。远处有早点摊开始支起来了，炸油条的香味飘过来，混着汽车尾气的味道，构成北京早晨特有的气息。
我突然想吃油条了。
走过去买了根油条，一杯豆浆，站在路边吃。卖油条的大姐问我怎么起这么早，我说没睡。她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又给我多夹了一根油条。
“不要钱，”她说，“你脸色不好，多吃点。”
我愣了一下，说了声谢谢。
咬着油条往回走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阿米尔说“搞到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从一开始，我就是他的目标？
不是偶然认识，不是一见钟情，不是缘分。
是目标。
他是不是早就想好要找一个中国女朋友？是不是去酒吧就是为了认识中国女孩？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有意识地接近我？
我站在楼下，嘴里的油条突然没了味道。
我回想我们认识的场景。
三年前，五道口那家酒吧。
他是留学生，和朋友一起来喝酒。我当时在吧台后面擦杯子，他走过来点酒，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老板，一杯莫吉托。”
我纠正他：“我不是老板，我是服务员。”
他笑了，说：“那服务员，一杯莫吉托。”
我被逗笑了。
他的中文不太标准，但发音很认真，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他长得不算特别帅，但有一种很舒服的气质，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眼睛弯弯的。
后来他每周都来。
每次都点莫吉托，每次都坐在吧台旁边，每次都找机会跟我说话。他问我叫什么名字，问我北京哪里好玩，问我能不能教他说北京话。
我说北京话有什么好学的，他说“有意思”。
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像是精心设计过的。
他从来不说印地语脏话，从来不发脾气，从来不在我面前表现出任何缺点。他永远温柔、永远体贴、永远恰到好处。他像一个完美的男朋友模板，完美到不真实。
而我居然从来没怀疑过。
我走进楼道，爬上五楼，每一步都很慢。
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翻我们以前的聊天记录。那些记录虽然删了，但备份还在。我一条一条地看，像在看一个陌生人的故事。
“宝贝，今天工作累不累？”
“宝贝，我给你点了外卖，记得吃。”
“宝贝，下雨了，带伞了吗？”
“宝贝，我爱你。”
每一条都那么温柔，那么体贴。
但如果把“宝贝”换成“目标”，把“我爱你”换成“进展顺利”，这些消息就完全变了味。
我是不是真的就是个目标？
一个“北京的目标”？
我把手机扣在沙发上，不想再看。
但脑子停不下来。
他为什么要找一个中国女朋友？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还是因为中国女孩“好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些帖子，说有些外国留学生在中国，专门找中国女朋友，因为中国女孩温柔、体贴、会照顾人，而且对老外有新鲜感。等玩腻了，或者家里催婚了，就拍拍屁股回国，留下一地鸡毛。
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那是段子。
现在想想，段子都是真的。
我又想起他之前提过的“签证材料”。
他在群里说“齐了，下周去交。”
什么签证？他之前跟我说，他毕业后想留在北京工作，在申请工作签证。我当时还帮他查过材料，告诉他需要准备什么什么。
但现在想想，工作签证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学历证明、工作合同、体检报告，没有一样和“北京那个”有关。
除非——
除非“北京那个”指的是我。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如果，如果他是通过和我结婚来拿中国绿卡呢？
这个念头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我整个人僵在沙发上。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如果他和中国公民结婚，他可以申请配偶签证，甚至进一步申请永居。如果他有这个打算，那我就是他的跳板。
“搞到了”这三个字，突然有了更可怕的解释。
他不是在搞一个女朋友，他是在搞一个身份。
我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脚底踩到地板上的缝隙，发出轻微的吱嘎声。我走了大概二十个来回，然后停下来，拿起手机，打开浏览器，输入“外国人娶中国妻子 签证”。
搜索结果出来一大堆。
配偶签证，居留许可，永久居留证，申请条件，所需材料……
我一条一条地看，越看越冷。
按照法律规定，外国人与中国公民结婚后，可以申请家庭团聚签证，在中国合法居留。如果婚姻持续满五年，且每年在中国居住满九个月，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证。
五年。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如果他真的打算和我结婚，那再有两年，他就可以拿到绿卡了。
我放下手机，感觉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我冲进厕所，趴在马桶上干呕。
什么都没吐出来，只有胃酸烧得喉咙疼。
我跪在卫生间的地上，瓷砖冰凉冰凉的，硌得膝盖疼。我扶着马桶边缘，大口大口地喘气。
不会的。
不会是这样的。
他对我那么好，那么温柔，那么体贴，不可能是装出来的。
但脑子里另一个声音说：如果不是装的，他为什么说“搞到了”？
如果不是装的，他为什么从来不跟家里提你的名字？
如果不是装的，他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北京那个”是什么意思？
我趴在地上，眼泪滴在瓷砖上，混着浴室里的水渍。
我想起他第一次说爱我的场景。
那天是冬天，北京下了很大的雪。我们在后海散步，他拉着我的手，走到银锭桥的时候停下来。灯光映在雪地上，他的眼睛亮亮的。
他说：“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爱你。”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中文发音很标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说：“我也爱你。”
他把我抱起来转了一圈，雪地上踩出乱七八糟的脚印。
那个瞬间，我以为他是真心的。
但现在，我分不清了。
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演的。
分不清哪些是爱，哪些是攻略。
分不清他到底是谁。
我撑着马桶站起来，靠在洗手池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眼睛红肿，头发凌乱，脸上全是泪痕，像刚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镜子里这个人，真的是我吗？
那个在五道口酒吧里笑得没心没肺的姑娘，那个以为遇到了真爱的傻姑娘，那个偷偷买纱丽想给男朋友惊喜的蠢姑娘。
三年了。
我用了三年时间，把自己的真心喂了狗。
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把脸。
水很凉，激得我打了个哆嗦。
但脑子清醒了一些。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需要知道真相。
不管真相多残酷，我都要知道。
我擦干脸，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重新申请了一个微信号。
然后我翻出阿米尔家族群的截图，找到他堂哥拉杰的微信号。
我添加了好友。
验证消息写的是：“阿米尔的朋友。”
等了大概两个小时，通过了。
拉杰发来消息：“你好，你是？”
我深吸一口气，打字：“我是阿米尔在北京的朋友，有点事想问你。”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
“什么事？”
“阿米尔说他在北京搞到了，我想问问，他说的搞到了，是什么意思？”
又沉默了。
这次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回了一句话。
“你是那个姑娘？”
我心跳加速，打字：“哪个姑娘？”
“那个被阿米尔搞到的姑娘。”
我盯着屏幕，手指发抖。
“所以你知道我？”
“知道。”他说，“阿米尔在群里说过。”
“他说什么了？”
拉杰发来一个截图。
是几个月前的聊天记录。
阿米尔在群里说：“北京那个搞定了，兄弟们，三个月拿下。”
底下是各种回复。
“厉害啊兄弟。”
“中国姑娘好搞吗？”
“什么时候带回来看看？”
“玩腻了再换一个。”
我一条条地看，一条条地翻译，一条条地消化。
三个月拿下。
三个月。
我们认识的第一天是六月十七号。
三个月后，是九月十七号。
我翻了一下我们的聊天记录。
九月十八号，他在微信上跟我说：“我爱你。”
我笑了。
笑得停不下来。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笑得我室友从房间里冲出来，以为我疯了。
三个月拿下。
他真的把我当成一个目标，一个项目，一个可以用“攻略”来形容的东西。
我笑了大概五分钟，然后突然不笑了。
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
室友坐在旁边，不敢说话。
过了很久，我说了一句话。
“我想喝酒。”
室友二话没说，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啤酒。
我接过一罐，拉开拉环，一口气喝了半罐。
啤酒很冰，从喉咙一直冰到胃里。
但心更冰。
室友小心翼翼地问：“你还好吗？”
我摇摇头。
“不好。”我说，“但我不会让他好过的。”
我打开手机，给拉杰发了一条消息。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拉杰回：“不客气，其实我一直觉得阿米尔这么做不对，但他是我堂弟，我也没办法说什么。”
“没关系。”我打字，“现在我知道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看着这条消息，想了很久。
然后我打了四个字。
“让他付出代价。”
发完之后，我关掉手机，把剩下的半罐啤酒喝完。
室友看着我，眼神里有点担心。
“你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不会就这么算了。”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天已经亮了。
北京的早晨灰蒙蒙的，但阳光还是从云层缝隙里漏出来，洒在对面楼的墙上。
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开始热闹起来的街道。
卖菜的大妈推着三轮车过去了。
上班族拎着包子豆浆匆匆走过。
小学生背着书包蹦蹦跳跳。
这座城市醒了。
我也醒了。
我转过身，对室友说：“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些东西。”
室友点点头：“你说。”
“帮我查一下，阿米尔在别的社交平台上有没有账号。”
室友愣了一下，然后点头：“好。”
我们打开电脑，开始搜索。
阿米尔的全名，阿米尔的手机号，阿米尔的邮箱，阿米尔的学校，阿米尔的专业。
所有能搜的关键词都搜了一遍。
他确实有别的社交账号。
Instagram一个，Facebook一个，还有一个印度本土的社交平台账号。
我一个个点进去看。
Instagram上的照片，大部分是风景和美食，偶尔有几张自拍。评论里有他的朋友留言，用的都是印地语。我一条条翻译。
“兄弟，那个中国女朋友怎么样？”
“听说很容易搞到手？”
“什么时候回国？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
阿米尔的回复是几个表情包，笑得龇牙咧嘴。
Facebook上更过分。
他发了一条动态：“异国生活遇到了一点甜。”
配图是我和他的合照。
评论区是一片欢腾。
“漂亮啊兄弟。”
“搞到手了？”
“什么时候带回来？”
“玩玩可以，别当真。”
阿米尔的回复是：“哈哈，放心，我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数。
这四个字，就像一把刀，扎在我心口。
他心里有数。
从一开始他心里就有数。
他知道他只是在玩玩，他知道他不会当真，他知道他迟早会回去，他知道我只是他在异国他乡的一段经历。
他知道。
他一直都知道。
而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像一个傻子一样，以为遇到了真爱，以为可以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差异，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
结果我只是一个他“心里有数”的玩物。
我关掉电脑，靠在椅背上。
室友看着我，小心翼翼地问：“你还好吗？”
“还好。”我说，“挺好的。”
“真的？”
“真的。”我笑了，“因为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站起来，走进卧室，从衣柜最底层翻出那件纱丽。
那件我偷偷买的印度纱丽。
红色的，镶着金线，很漂亮。
我把它展开，铺在床上，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它叠好，装进袋子里。
室友问：“你要干嘛？”
“留着。”我说，“说不定以后用得上。”
“啊？”
“我要去印度。”
室友愣住了。
“你疯了？”
“我没疯。”我说，“我要亲眼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一个人去印度？”
“对。”
“那太危险了——”
“我有准备。”我打断她，“我不会冲动行事，我会做好所有准备，查好所有信息，确保安全。但我必须去。”
“为什么？”
我看着窗外，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但阳光还是倔强地穿透云层。
“因为我需要一个答案。”我说，“不是他给的答案，是我自己找到的答案。”
室友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我陪你去。”
我转过头看着她。
她笑了：“反正我也没去过印度，就当旅游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但我忍住了。
我走过去抱了她一下。
“谢谢你。”
“别谢，”她说，“回来请我吃火锅就行。”
“好，管够。”
我们相视一笑。
窗外的阳光终于完全亮起来了，洒在客厅地板上，暖洋洋的。
我站在阳光里，看着窗外这座熟悉的城市。
北京，我的家。
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读书，在这里工作，在这里遇到一个人渣，也在这里重新站起来。
这座城市教会我一件事。
北京姑娘，不吃亏。
谁让我们吃亏，我们就让谁付出代价。
我拿起手机，打开备忘录，开始列计划。
第一，查清楚阿米尔在印度的真实情况。
第二，准备去印度的所有事宜。
第三，当面问清楚一切。
第四，让他付出代价。
我打字的动作很稳，心跳也很稳。
不再发抖了，不再哭了，不再愤怒了。
只剩下一种冰冷的坚定。
我放下手机，开始收拾房间。
把剩下的东西全部清理干净，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窗户打开通风。
檀香的味道终于散尽了。
取而代之的是北京清晨特有的气息，混着油条豆浆的香味，混着汽车的尾气，混着这座城市独有的烟火气。
我站在窗前，深吸一口气。
北京，早安。
我，回来了。
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我低头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
“我是阿米尔的姐姐，能跟你聊聊吗？”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了两个字。
“可以。”
手机又震了一下。
“谢谢。我叫普丽雅，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关于阿米尔，关于我们家，关于他说的那些话。”
“你说。”
“首先，对不起。”
我盯着这三个字。
“为什么对不起？”
“因为我知道他做了什么，但一直没有阻止。”
我靠在窗台上，等着她继续说。
消息一条一条地跳出来。
“阿米尔是我的弟弟，我从小看着他长大，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聪明，但自私。他温柔，但虚伪。他对你好，是因为你有用。等你没用了，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扔掉。”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不想看到另一个女孩被他伤害。”
“另一个？”
“你不是第一个。”
我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什么意思？”
“阿米尔在印度有一个女朋友，你知道吗？”
我整个人僵住了。
手指开始发抖。
“什么？”
“他有一个女朋友，叫迪维亚，是他大学同学，两个人在一起四年了。家里人都知道，迪维亚经常来我们家，我爸妈很喜欢她。”
我盯着屏幕，脑子嗡嗡作响。
四年。
他有一个在一起四年的女朋友。
他在印度有一个女朋友。
那他跟我在一起三年，算怎么回事？
“你确定？”我打字的手在发抖。
“我确定。迪维亚现在还在等他回去，她以为他在中国读书，以为他很快会回来娶她。”
“她不知道我？”
“不知道。阿米尔跟家里人说，你在北京只是暂时的，迟早要分手。我爸妈也这么想，他们觉得印度男人就应该娶印度女人，中国女孩只是玩玩。”
玩玩。
又是这两个字。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是女人。”阿米尔说，“我知道被欺骗是什么感觉。阿米尔是我弟弟，但他做的事是错的。我不能阻止他，但至少可以告诉你真相。”
“谢谢你。”
“不客气。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想知道。”
“什么？”
“阿米尔这次回国，不是探亲。”
“那是什么？”
“是订婚。”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订婚。
他回国是为了订婚。
不是探亲，不是度假，不是想家。
是订婚。
跟那个叫迪维亚的女人订婚。
我靠在墙上，慢慢滑下去，坐到地板上。
手机屏幕还亮着，阿米尔又发来几条消息。
“他下周就要订婚了，在孟买。家里已经准备好了，亲戚都通知了。迪维亚的父母也会来。”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些，但我看到你在群里发的消息，我看到了你发的截图，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你是一个好女孩，你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我替我的家人向你道歉。”
我盯着这些消息，眼泪又下来了。
但这次不是伤心的泪，是愤怒的泪。
他回国订婚，还骗我说是探亲。
他回国订婚，还让我在北京等他。
他回国订婚，还要我给他发消息说“想你”。
他回国订婚，还他妈说“搞到了”。
我擦掉眼泪，打字。
“订婚是什么时候？”
“下周六。”
“地点？”
“在孟买，我父母家里。”
“你能把地址发给我吗？”
阿米尔犹豫了一下。
“你想干什么？”
“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想亲眼看看。”
过了很久，她发来一个地址。
“这是我家地址。但我不建议你来。”
“为什么？”
“因为我怕你会更伤心。”
“我已经很伤心了。”我说，“再伤心一点也无所谓。”
“那你小心。”
“我会的。”
我关掉对话框，打开地图，输入那个地址。
孟买。
印度西海岸的城市，离北京大概四千多公里。
我查了航班，北京直飞孟买，大概七个小时。
下周六。
还有不到十天。
我站起来，走到电脑前，开始查机票。
室友听到了动静，从房间里出来。
“你在干嘛？”
“买机票。”
“去哪？”
“孟买。”
她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你真的要去？”
“真的要去。”
“你不怕？”
“怕什么？怕他打我？怕他骂我？怕他不承认？”我笑了，“我最怕的已经发生了，其他的还有什么好怕的？”
室友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说：“我陪你去。”
“你不用——”
“我说了，我陪你去。”她打断我，“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不放心。”
“可是机票很贵——”
“我有存款。”
“可是你要请假——”
“我年假还没用。”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
然后我笑了。
“行，一起去。”
她点点头，凑过来一起看机票。
“下周三的航班，经济舱，三千八。”
“买。”
“两张？”
“两张。”
她拿出手机，开始操作。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她的手指在屏幕上点来点去。
心里忽然很暖。
被一个人渣伤透心之后，还有朋友愿意陪你去天涯海角。
这就是北京姑娘的情谊。
不废话，不矫情，说干就干。
机票买好了。
下周三，北京首都机场出发，直飞孟买。
我打开备忘录，开始列清单。
护照，签证，机票，酒店，当地电话卡，货币兑换，紧急联系人。
一样一样列出来，一样一样准备。
室友在旁边看，说：“你像在准备打仗。”
“本来就是打仗。”我说，“只是不用枪。”
“那你准备怎么打？”
“不知道。”我说，“到了再说。”
“你总得有个计划吧？”
我想了想。
“我要在他订婚那天，出现在他面前。”
“然后呢？”
“然后告诉他，北京那个，搞不到了。”
室友看着我，眼睛亮了。
“帅。”
“是吧？”
“帅炸了。”
我们相视一笑。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照得整个房间都明晃晃的。
北京的早晨，总是充满希望。
周三。
首都机场。
我和室友拖着行李箱走进候机大厅的时候，天还没亮透。
机场里人不多，值机柜台前零零散散排着几队人。广播里循环播放着登机提醒，声音机械而平静。我攥着护照，手心有点出汗。
室友在旁边喝咖啡，嘴里嚼着从便利店买的包子，一脸淡定。
“你紧张？”她问我。
“有点。”我说。
“正常。”她嚼着包子，“你要是现在不紧张，我反而觉得你不正常。”
我笑了一下，没说话。
过了安检，找到登机口，坐下来等着。窗外的停机坪上，一架波音787停在那里，地勤人员在机身周围忙碌，行李车来来往往。
我盯着那架飞机，脑子里反复回放这几天的画面。
阿米尔的姐姐后来又发了几条消息，告诉我更多细节。她说迪维亚家境不错，是孟买一个商人的女儿，两家人认识很久了，这桩婚事是双方父母撮合的。她说阿米尔其实不太喜欢迪维亚，觉得她不够漂亮，不够有趣，但他不敢违抗家里的安排。
“所以他就一边在印度准备订婚，一边在北京找女朋友？”我当时问。
“是。”阿米尔回复，“他说在北京只是玩玩，等回去就收心。”
玩玩。
收心。
这两个词像两把刀，一把插在我的胸口，一把插在我的后背。
我问他，你爱过我吗？
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一个把感情当游戏的人，不配谈爱。
登机广播响了。
我站起来，拎起随身包，深吸一口气。
“走吧。”室友说。
“走。”
登机，找座位，放行李，系安全带。飞机开始滑行，窗外的跑道飞快地往后退，然后机身一沉一升，地面越来越远。
北京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片灰蒙蒙的色块。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突然变得刺眼，从舷窗照进来，打在脸上，暖洋洋的。
我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翻滚的云海。
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如果三年前，我没有去那家酒吧打工。
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戴那对银耳环。
如果他朋友没有用印地语说那句话。
如果他没有用中文夸我的耳环。
那现在的我，会在哪里？
也许还在北京，也许已经有新的男朋友，也许已经结婚。也许还在那家酒吧，也许换了工作，也许过得很好，也许过得很糟。
但不会是现在这样。
不会坐在飞往孟买的飞机上，准备去搅黄一个骗子的订婚仪式。
我笑了一下。
室友在旁边看电视剧，戴着耳机，察觉到我在笑，摘下一只耳机。
“笑什么？”
“笑命运。”
“命运有什么好笑的？”
“命运把我推到这架飞机上，难道不好笑吗？”
室友想了想，也笑了。
“确实挺好笑的。”
她重新戴上耳机，继续看剧。
我转头看向窗外。
云海还在翻滚，阳光还在照耀。
飞机飞得很稳，像一只巨大的金属鸟，载着两个北京姑娘，飞向一个陌生的国度。
飞向一场未知的清算。
七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舱门一开，热浪扑面而来。
那种热，不是北京夏天的那种干热，而是一种湿漉漉的、黏糊糊的、裹挟着各种气味的热。汗水、香料、汽车尾气、海水、垃圾、鲜花，所有味道混在一起，浓烈得让人头晕。
我站在舱门口，深吸了一口。
这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这就是他呼吸的空气。
这就是他回家的味道。
我走下舷梯，走进机场大楼。里面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各种肤色、各种服饰、各种语言混在一起，嘈杂得像一个巨大的蜂巢。
我和室友穿过人群，去取行李。传送带旁边挤满了人，有人在大声打电话，有人在哄哭闹的小孩，有人在跟地勤人员争吵什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热闹的气息。
拿到行李后，我们打车去酒店。
孟买的街道和北京完全不同。
路上全是车，还有突突车、摩托车、行人、牛。牛就站在马路中间，悠闲地甩着尾巴，周围的车辆绕开它，按喇叭，但它纹丝不动。
室友趴在车窗上，瞪大眼睛。
“我去，那是牛吗？”
“是。”
“它怎么站在路中间？”
“因为这里是印度。”
街边的建筑五颜六色，有殖民时代留下的英式大楼，有破旧的贫民窟，有崭新的现代公寓，全都挤在一起，毫无规划可言。墙上画满了涂鸦和广告，晾衣绳从窗户伸出来，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
空气里弥漫着咖喱、油炸食品和焚烧垃圾的味道。
司机开得飞快，在车流中左冲右突，好几次差点撞到行人和牛。我抓紧扶手，手心全是汗。
室友倒是不怕，还掏出手机拍照。
“太酷了，”她说，“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我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强。
车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到了酒店。
酒店在孟买南部的科拉巴区，离印度门不远，算是比较繁华的地段。房间不大，但还算干净，空调开得很足。
我打开行李箱，把那件红色纱丽拿出来，挂在衣架上。
室友看了一眼，没说话。
我坐在床边，打开手机，看阿米尔的姐姐发来的地址。
“离这里大概二十分钟车程。”
“那我们明天就过去？”
“明天是周五，他订婚是周六。”
“所以？”
“所以明天我先去看看。”
“看什么？”
“看那个地方。看他家的样子。看那条街。看我被欺骗了三年的那个男人，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室友沉默了一会儿。
“我陪你去。”
“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
“你确定？”
“确定。”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孟买的夜景和北京完全不同。
北京的夜景是规整的，是路灯和写字楼灯光组成的几何图案。而孟买的夜景是混乱的，璀璨的灯和昏暗的巷子交织，远处的高楼和近处的贫民窟并存，像一幅还没完成的拼贴画。
我站在窗前，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
明天，我要去看他长大的地方。
后天，我要出现在他的订婚仪式上。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我知道，我必须去。
第二天一早，我独自出了酒店。
孟买的早晨比北京更嘈杂。街头小贩推着车卖早点，油炸面饼的香味混着咖喱的味道在空气里弥漫。街角的奶茶摊前排着长队，穿衬衫的上班族和穿纱丽的妇人挤在一起，人手一杯冒着热气的马萨拉茶。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地址给司机看。司机是个大胡子中年人，看了一眼地址，点点头，一脚油门踩下去，车像箭一样窜出去。
孟买的交通是一团乱麻。
车在车流里左冲右突，喇叭声此起彼伏。摩托车从车的缝隙里钻过去，突突车挤在中间，行人见缝插针地横穿马路。我坐在后座，抓着把手，手心全是汗。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用带着口音的英语问：“第一次来孟买？”
“对。”
“找人。”
“找谁？”
“一个朋友。”
他没有再问。
车开了大概二十分钟，从繁华的市中心开进了一片安静的住宅区。街道两边的建筑明显比市中心低矮，大多是两三层的独栋小楼，外墙刷着各种颜色——粉色的、淡黄的、淡绿的。每栋楼前都有一个小院子，种着热带植物，三角梅开得正盛。
司机把车停在一个路口，指了指前面。
“就在那条街上。”
我付了钱，下车。
街道很安静，偶尔有车经过，偶尔有行人路过。一个穿着纱丽的老妇人牵着小孩从我身边走过，好奇地看了我一眼。几个年轻人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喝奶茶，看到我也多看了两眼。
我知道，在这里，一个黄皮肤的年轻女孩独自走在街上，是很显眼的。
但我顾不了那么多。
我往前走，一边走一边看门牌号。
这条街上的房子都挺大，看起来家境都不错。院子里停着车，有些是印度本土品牌，有些是日本车。每栋楼都有两层或者三层，阳台种着花草，窗户装着空调。
我找到了那个地址。
一栋淡黄色的三层小楼。
院子不大，但很整洁。围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铁门上挂着一个铜制的门牌，上面刻着“夏尔马”。
夏尔马。
他的姓氏。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这栋楼。
这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这就是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
这就是他嘴里“想念”的地方。
我站在一棵芒果树下，盯着那扇铁门。
门突然开了。
我下意识地往树后躲了一步。
出来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穿着蓝色的纱丽，头发花白，个子不高。她端着一个铜盘，走到门口，往地上洒了一些花瓣和水。应该是阿米尔的母亲。
她洒完花瓣，抬头看到了我。
我愣住了。
她也愣住了。
我们对视了大概五秒钟。
然后她笑了。
她用印地语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然后她又用磕绊的英语问：“你找谁？”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
“你是阿米尔的朋友？”她突然问。
我愣了一下。
“你认识我？”
“阿米尔给我看过照片。”她笑着说，放下铜盘，打开铁门，“你是他在北京的朋友对不对？”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
“进来坐吧。”她热情地招手，“阿米尔不在家，他出去办事了。你进来喝杯茶。”
我犹豫了一下。
然后我走了进去。
院子比外面看起来更大。中间铺着石板路，两边种着各种盆栽，有茉莉，有玫瑰，还有几盆我不认识的热带植物。角落里有一个秋千，漆成白色，看起来很新。
阿米尔的母亲带我走进客厅。
客厅很大，铺着大理石地板，墙上挂着几幅印度神像。家具是深色的实木，看起来很厚重。茶几上摆着一套铜制的茶具，擦得锃亮。
我坐在沙发上，打量着这个房间。
客厅的角落里有一面照片墙，上面挂着很多照片。我站起来走过去看。有阿米尔小时候的照片，有全家福，有他哥哥结婚的照片，有他姐姐毕业的照片。
还有一张照片，阿米尔和一个印度女孩的合照。
女孩穿着红色的纱丽，戴着一串金色的项链，笑得很甜。阿米尔搂着她的肩膀，也笑着。
我的目光停在照片上。
“那是迪维亚。”阿米尔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转过身。
她端着两杯奶茶走过来，把一杯递给我。
“迪维亚是阿米尔的未婚妻。”她笑着说，“明天他们就要订婚了。”
我接过茶杯，手指有点抖。
“是吗？”
“是啊，我们都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她坐下来，“两家认识很久了，从小就定下的婚事。”
我喝了一口奶茶，很烫，但舌头麻了，感觉不到。
“您知道他在北京的事吗？”我问。
她的笑容僵了一下。
“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我放下茶杯，“您知道他在北京有一个女朋友吗？”
她看着我，眼神变了。
“你就是那个女孩？”
“是我。”
她放下茶杯，动作很轻，但茶杯碰到桌面的时候发出了一声脆响。
“我知道你。”她说，声音冷静了很多，“阿米尔跟我说过。”
“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是他在北京的朋友。”
“只是朋友？”
她看着我，没有说话。
“他跟我说，我是他的女朋友。”我说，“他跟我说，他爱我。他跟我说，他会娶我。他跟我说，他爸妈很喜欢我。他跟我说，他会带我来印度。”
她的表情变了。
不是愤怒，不是愧疚，而是一种复杂的、我读不懂的情绪。
“你知道他明天要订婚吗？”她问。
“知道。”
“那你还来干什么？”
“来问清楚。”
“问什么？”
“问他为什么要骗我。”
她叹了口气。
“他不是在骗你。”她说，“他只是在做他该做的事。”
“什么意思？”
“阿米尔是夏尔马家的儿子。他有他的责任。他必须娶一个印度女孩，必须继承家业，必须留在印度。这是他的命运。”
“那我在他眼里算什么？”
她看着我，眼神里甚至有一丝怜悯。
“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她说，“但你不是他的未来。”
不是他的未来。
这四个字，像锤子，一锤一锤砸在我心口。
我站起来。
“谢谢您的茶。”我说，“我该走了。”
她也站起来。
“姑娘，”她叫住我，“别恨他。他只是做了他必须做的事。”
我转过头看着她。
“我不恨他。”我说，“我可怜他。”
“可怜？”
“可怜他连自己的人生都不敢选择。”
然后我转身走出了院子。
走出大门的时候，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用手挡住光。
街上还是那么安静，三角梅还在开，狗还在睡觉，奶茶摊还在排队。
一切都没变。
但我变了。
我沿着街往前走，脚步很稳。
脑子里反复回放阿米尔母亲的话。
“你是很好的女孩，但你不是他的未来。”
“别恨他，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他有他的责任。”
责任。
娶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是责任。
欺骗一个爱他的女人是责任。
把感情当成儿戏是责任。
这不是责任。
这是懦弱。
这是自私。
这是混账。
我停下脚步，站在孟买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一个卖气球的小贩从我身边经过，五颜六色的气球在热风里飘荡。一个穿着校服的小女孩跑过去，拉着妈妈的手，指着气球喊什么。
我看着她，突然笑了。
三年前，我以为爱情可以跨越一切。
三年前，我以为真诚可以换来真诚。
三年前，我以为阿米尔是那个对的人。
三年后，我站在孟买的街头，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他不是对的人。
他从来都不是。
他只是那个教会我成长的人。
我掏出手机，给室友发了一条消息。
“我回来了。”
“怎么样？”
“见到他妈了。”
“然后呢？”
“然后我知道了一切。”
“你还好吗？”
我想了想，打字。
“我很好。”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塞进口袋，继续往前走。
孟买的太阳很烈，晒得皮肤发烫。
但我心里很平静。
因为我知道，明天，一切都会结束了。
明天，我要出现在他的订婚仪式上。
明天，我要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回答我的问题。
明天，我要让那个说“搞到了”的男人，亲口说出真相。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坐进去，关上车门。
司机问我去哪。
我说了一个地址。
车开了。
窗外的孟买在热风中后退。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明天。
我来了。
周六。
孟买。
阿米尔订婚的日子。
我早上六点就醒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吊扇，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搅动着闷热的空气。室友还在旁边床上睡着，呼吸均匀。
我坐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孟买的清晨也很热，但比中午好一些。街上的小贩已经开始出摊了，卖花的大叔把茉莉花串挂在推车上，卖水果的正在把芒果码得整整齐齐。
我打开行李箱，拿出那件红色的纱丽。
纱丽很重，料子很滑，镶着金线的边缘在晨光里闪闪发光。我把它展开，站在镜子前，比在身上。
室友醒了，揉着眼睛坐起来。
“你要穿这个去？”
“对。”
“你什么时候买的？”
“去年。”我说，“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
室友没说话，走过来帮我穿纱丽。
纱丽穿起来很复杂，我学了很久才学会。先穿衬裙，再穿紧身上衣，然后把六米长的布料一层一层地裹在身上，最后把末端搭在肩膀上。每一道褶皱都要对齐，每一条边都要平整。
室友帮我整理着褶皱，动作很轻。
“好看吗？”我问。
“好看。”她说，“像印度新娘。”
“我不是新娘。”我说，“我是来砸场子的。”
室友笑了。
“砸场子也要穿得漂亮。”
我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纱丽很合身，红色衬得我皮肤很白，金色的边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把头发盘起来，别上一个金色的发夹。
然后我拿出手机，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阿米尔的姐姐。
“我今天会去。”
她很快回了消息。
“你确定？”
“确定。”
“那你小心。”
“我会的。”
我放下手机，深吸一口气。
“走吧。”我对室友说。
“走。”
我们出了酒店，拦了一辆出租车。
车开了大概四十分钟，从市区开到了郊区。路上的车越来越少，两边的建筑越来越稀疏。最后，车停在一座很大的宅子前。
宅子比昨天看到的那栋楼更大，三层，白墙红瓦，院子大得像个小型公园。铁门上挂着鲜花编织的花环，院子里搭了一个巨大的彩色帐篷，帐篷顶上挂满了金黄色的灯串。
门口已经停了很多车，有轿车，有SUV，还有几辆看起来很贵的进口车。穿着盛装的宾客们正在往里走，女人穿着各色纱丽，亮晶晶的，男人穿着西装或者传统服饰，互相寒暄着。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
“就是这里？”室友问。
“就是这里。”
“气派啊。”
“嗯。”
我深吸一口气，迈步往里走。
门口站着两个迎宾的人，看到我，愣了一下。一个中国人穿着印度传统服饰出现在印度人的订婚仪式上，确实挺奇怪的。
“你是？”其中一个人用英语问。
“迪维亚的朋友。”我笑着说，“从国外赶来的。”
“哦，请进请进。”
我走进院子。
帐篷里已经坐满了人，大概有一百多个。前面搭了一个台子，用鲜花和绸缎装饰着，中间放着两把椅子。台子旁边有一个乐队在演奏传统音乐，鼓声和笛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
我在角落里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室友坐在我旁边，四处张望。
“人挺多的。”
“嗯。”
“你紧张吗？”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在发抖。
“紧张。”
“正常。”
音乐突然变了调子，乐队开始演奏一首更欢快的曲子。宾客们开始骚动，所有人都往门口看去。
我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
阿米尔进来了。
他穿着一身白色的传统服饰，上面绣着金色的花纹，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他笑着，露出一口白牙，跟周围的亲戚朋友打招呼、拥抱、合影。
他的样子，跟在北京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在北京的时候，他穿优衣库、穿运动鞋、背双肩包，像所有普通的大学生一样。但今天，他穿着昂贵的传统服饰，戴着金表，举手投足间透露着一种优越和自信。
这才是真正的他。
这才是他隐藏了三年的样子。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他。
他还没发现我。
他在人群里走来走去，跟这个叔叔握手，跟那个阿姨拥抱。他的父母跟在他身后，笑容满面。
然后，乐队的声音突然变了。
所有人安静下来。
门口，一个女孩出现了。
迪维亚。
她穿着一身大红色的纱丽，比我的更华丽，镶满了金线和水晶。头上戴着金色的头饰，手上画满了曼海蒂，从指尖一直延伸到小臂。她低着头，由父母搀扶着，慢慢走进来。
她很漂亮。
不是那种惊艳的漂亮，是一种温婉的、让人舒服的漂亮。她的眼睛很大，睫毛很长，嘴角带着羞涩的微笑。
我看着她，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不是嫉妒，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奇怪的怜悯。
她也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她的未婚夫在中国有一个女朋友。
她也不知道她的未婚夫把另一个女人叫“搞到了”。
她也不知道她的未婚夫说“玩玩而已”。
她跟我一样，被蒙在鼓里。
阿米尔走上台，站在迪维亚旁边。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笑了。
一个祭司模样的老人走到台中央，开始念诵经文。宾客们安静下来，双手合十。
仪式开始了。
我站起来。
室友拉住我的手。
“你确定？”
“确定。”
我松开她的手，穿过人群，往台前走。
有人注意到我，开始窃窃私语。一个穿着红色纱丽的外国女人，在订婚仪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走上台，这太奇怪了。
我走到台前，站在阿米尔和迪维亚面前。
阿米尔看到了我。
他的表情，从微笑，到困惑，到震惊，到恐惧。
就像慢镜头一样，每一帧都清清楚楚。
他的脸色变白了。
他的手开始发抖。
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迪维亚看到他的表情，也跟着转过头来看我。
全场安静下来。
乐队的音乐停了。
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看着阿米尔，笑了。
“阿米尔，好久不见。”
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你……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恭喜你啊。”我说，“订婚快乐。”
他看着我身上红色的纱丽，眼睛里闪过一种难以置信的神色。
“你穿的是什么……”
“纱丽。”我说，“我特意买的，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是你给了我一个惊喜。”
宾客们开始交头接耳，虽然他们听不懂中文，但他们能感觉到气氛不对。
迪维亚用印地语问了阿米尔一句什么，阿米尔没有回答。
“她是谁？”迪维亚用英语问我。
“我是谁？”我看着她，“我是他在北京的女朋友。”
全场哗然。
“在一起三年了。”我继续说，“他跟我说他爱我，他跟我说他会娶我，他跟我说他爸妈很喜欢我。然后他回国了，说只是探亲。结果我发现，他是回来订婚的。”
迪维亚的脸色变了。
她转头看着阿米尔，眼神里全是震惊和愤怒。
“她在说什么？”她用英语问阿米尔，声音在发抖。
阿米尔说不出话。
“他还跟家里人说，”我拿出手机，调出那张截图，“他在北京搞定了。搞到了。这就是他用的词。搞到了。像搞一个东西一样，搞到了。”
我把手机举起来，让所有人看到。
“这是他在家族群里说的话。‘北京那个搞定了吗？’‘搞到了。’”
帐篷里炸开了锅。
宾客们开始大声议论，有人站起来，有人拍桌子，有人指着阿米尔骂。阿米尔的母亲从人群里冲出来，试图拉住我，但被室友挡住了。
“你干什么？”室友用英语说，“别碰她。”
阿米尔的母亲用印地语大喊大叫，我听不懂，但我能猜到她在说什么。
迪维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脸色惨白。
然后，她做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
她摘下头上的金饰，放在椅子上，然后转身，走下台。
她的父母追上去，拉着她，但她甩开了他们的手。
她走到我面前，停下来。
看着我。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
“谢谢你告诉我。”
然后她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不是胜利的喜悦，不是复仇的快感。
而是一种悲伤。
她也是受害者。
我们都是受害者。
阿米尔站在台上，像一尊石像，一动不动。
我看着他。
“阿米尔，你问我为什么要来。”我说，“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话？”
“北京那个，搞不到了。”
说完，我转身，走下台。
室友迎上来，拉住我的手。
“走。”
“走。”
我们穿过人群，穿过，穿过那些震惊的、愤怒的、好奇的目光，走出帐篷，走出院子，走到街上。
阳光刺眼。
热浪扑面而来。
但我心里，忽然轻松了。
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头。
我站在院子里，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白色的房子。
帐篷里传来吵杂的声音，有人在喊，有人在骂，有人在哭。
但那些声音，越来越远。
我转过身，大步往前走。
室友跟在我旁边。
“你还好吗？”
“好。”我说，“特别好。”
“那我们现在去哪？”
“回北京。”
“好。”
我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往机场开去。
车窗外，孟买的街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靠在座椅上，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
我不会再来了。
但我不后悔来过。
因为在这里，我找回了自己。
那个被欺骗了三年的自己。
那个终于醒过来的自己。
那个不再被“搞到了”的自己。
我闭上眼睛，笑了。
北京，等我回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