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是自基督降临以来，人类迈出的最伟大一步。”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中，有一段情节写道，一名议员这样对一位主教说。这并非夸张。法国大革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推动了启蒙思想的实践。启蒙运动或许是现代历史上最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运动，当然也应当说明，它并非毫无罪责，尤其在殖民扩张的暴行方面。
在启蒙运动之前——当然，任何概括都需要保留必要的例外——人类社会赖以组织自身的主导原则是传统。比如，人们接受性别角色、选择信奉何种神明、建立道德规范、设计政治制度如君主制，以及经济制度如封建制，都是为了嵌入某种传统之中。
换句话说，传统本质上是一种权威形式。正因如此，一些行为之所以被宣布为“反常”，仅仅是因为它们偏离了传统的规定。因此，对传统的崇拜不可避免地会与自由原则发生冲突。
17世纪末，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解决这一冲突而兴起。事实上，启蒙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所共同坚持的一个核心主张，就是要以理性和自由取代传统，作为组织社会的新准则。
这一转变也意味着，信仰被推入私人领域，不再能够作为设计政治秩序的标准。归根结底，信仰与理性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尽管启蒙事业至今仍未完成，但仅仅是从传统转向理性与自由、并将其确立为社会新基础这一变化，就为自由民主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宗教信仰自由，为废除奴隶制开辟了道路，也为妇女以及性少数、种族少数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此后，启蒙的解放事业不断遭遇来自多个方向的抵抗。如今，在政治领域，福音派运动正处于这种抵抗的前沿。20世纪70年代之前，福音派运动还不是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新当选总统阿韦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不仅公开支持他们，还把“国家的道德重建”这一任务交给了他们。在现实层面，这意味着要削弱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把信仰重新带回政治领域，并坚持让传统重新凌驾于理性和自由之上，成为哥伦比亚社会的奠基原则。
更糟的是，这还意味着要把“堕落”的标签贴到那些偏离他们所理解的传统的行为之上。还需要说明的是，福音派运动所承诺的“国家道德重建”与世俗主义，并不只是两种同样具有正当性的对立政治意见。
后者承诺的是宗教信仰自由；前者则把某一支信仰强加为真理——这也背离了民主原则中信仰与理性相分离的要求。因此，世俗主义具有宪法和民主上的正当性；而前者则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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