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年腊月二十三，我家院子里来了个人。
董明辉蹲在井台边，身上那件蓝布衫沾满了干泥巴。他面前的盆里泡着一堆脏衣服，冷风吹得他直哆嗦。
母亲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攥着半截烧剩下的信纸。
“秀兰，”她转过头看我，眼眶通红，“你姐说她在那边有孩子了。”
我愣住了。
董明辉听见这话，手里搓衣服的动作没停，只是背影僵了一下，然后继续揉搓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
那天晚上，村里下了一场大雪。
01
说起我姐苏秀珍，十里八乡没人不认识她。
她长得好看，皮肤白净，笑起来两个酒窝。在镇上供销社上班的时候，总有人借着买东西的名义来看她。
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秀珍这丫头，早晚能嫁个好人家。”
八一年秋天，媒人上门了。
来的是隔壁董家村的周婶子，给介绍了个木匠，叫董明辉。那会儿木匠是吃香的手艺，谁家打家具、盖房子都少不了。
母亲一听挺满意，让姐姐去见了一面。
姐姐回来那天晚上，脸色不太好看。
“长啥样？”母亲问她。
“还行。”姐姐翻了个身，“就是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的人老实。”
“老实有什么用？”姐姐声音闷闷的，“一辈子窝在这山沟沟里，跟个闷葫芦过日子，有啥意思？”
母亲没接茬，第二天就张罗着定了亲。
那时候农村的规矩，定了亲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悔婚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
但姐姐偏不信这个邪。
定亲宴定在腊月十六，头一天晚上，母亲让姐姐试嫁衣。那是一件红底碎花的棉袄，找镇上最好的裁缝做的。
姐姐穿着嫁衣站在镜子前，转了一圈。
“挺好看的。”我说。
姐姐没说话，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听见姐姐翻身的声音。
“秀兰，”她叫我，“你睡着了没？”
“没。”
“你说，要是有一天我跑了，妈会不会气死？”
我翻了个身，没当回事：“你跑哪儿去？”
“跑远点，去南方，去广州。”
“去那儿干啥？”
“挣钱呗。”姐姐压低声音，“我听厂里来进货的人说，那边一个月能挣好几百，比在这儿种一年地都多。”
我没再说话，困意上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叫姐姐起床，发现她的被窝是空的。
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纸，上面就写了几个字：“我去南方了，别找我。”
母亲看完那张纸，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没说出话。
父亲蹲在门槛上，烟抽了一支接一支。
那天定亲宴自然黄了。母亲让父亲去董家村说一声，父亲去了，回来的时候身边跟着个人。
就是董明辉。
他穿着一件半新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站在院子里，看着母亲。
“婶子，”他说，“秀珍走了？”
母亲点头，眼眶红红的。
“她有没有说啥时候回来？”
“没说。”
董明辉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的两瓶酒放在桌子上。
“那我不退亲。”
母亲抬起头看着他。
“我等她回来。”
董明辉说完这句话，转身走了。
母亲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村口的大槐树后边，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那一年，我十五岁，刚上高一。
姐姐比我大四岁，走得那年刚过十九。
我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三年。
02
姐姐走后的头两个月，家里气氛特别压抑。
母亲整天阴着脸，出门绕路走，就怕碰见熟人。村里那些婶子嫂子的闲话传得比风还快，说苏家的大姑娘不正经，定亲前跑路了，丢人现眼。
父亲话本来就少，那段时间更是整天闷声不响，只知道在地里一干就是一天。
只有董明辉，隔三差五就来。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开春。
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他蹲在院子里，面前摆了一堆木料。旁边放着锯子、刨子，还有一把我没见过的工具。
母亲站在一边，手足无措。
“明辉，你这是……”
“婶子，我看你家堂屋的门框松了，来修修。”
母亲想拦他，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董明辉也不多说，拿起工具就开始干。刨花在他手里翻飞，木香飘了满院子。
我路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抬起头冲我笑了笑。
“你是秀兰吧？”
我点点头。
“你姐给我看过你的照片，”他说，“长得像，都挺好看。”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低着头走开了。
从那以后，董明辉隔半个月就来一趟。
有时候是修房子，有时候是帮着下地干活。春天插秧他来，夏天收麦子他也来，秋天掰玉米更是不请自来。
村里人开始说闲话了。
“这董木匠是傻了吧？未婚妻都跑了，还往人家家里跑。”
“说不定是想娶二丫头呢。”
“那也不亏，二丫头长得也不差。”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咬着嘴唇，装作没听见。
母亲自然也听说了。有一天晚上，她坐在灯下纳鞋底，忽然叹了口气。
“秀兰，你说你姐到底去哪儿了？”
“不知道。”
“她要是真不回来了，董明辉可咋办？”
我没出声。
母亲继续说：“妈心里过意不去，人家明辉不欠咱家的，可你看看，人家干了多少活。”
“要不……让我去劝劝他，别来了？”
“劝了。”母亲摇摇头，“上回我跟他提了一嘴，他没吭声，第二天又扛着锄头来了。”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会儿我心里对董明辉说不上什么感情。就是觉得他可怜，又觉得自己家欠他的。
这种愧疚感，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
五月份，姐姐的信终于来了。
信封上写着母亲的名字，地址是广州的一个什么工业区。母亲让父亲念给她听，父亲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姐姐说她在服装厂上班，一天干十个小时，一个月能挣八十块。
她说广州很好，到处是高楼大厦，晚上灯亮得跟白天似的。
她说不要担心她，她挺好的。
信的最后，她问了一句：“董明辉……他怎么样了？”
母亲听完这句话，沉默了很久。
“她还记得人家。”母亲小声说，语气里听不出是欣慰还是难过。
那天晚上，母亲让父亲写了封回信，劝姐姐回来。
“跟她说，家里不怪她，回来就行。”
父亲把信寄出去了。
三个月后，没有回音。
又过了三个月，还是没有。
我放暑假回家那天，董明辉正在院子里刨木头。他光着膀子，后背被太阳晒得黝黑发亮。
我帮母亲端菜上桌的时候，发现他坐在灶房门口，面前放着一碗白粥，粥上搁了点咸菜。
“怎么不在桌上吃？”我问。
他笑了笑：“身上都是灰，别脏了你们家的凳子。”
我没再说什么，心里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
母亲从灶房里出来，看见他坐在地上吃饭，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明辉，你别这样……”
“婶子，没事的。”
他三两口喝完了粥，把碗往水盆里一放，拿起木匠工具又开始干。
我看着他弯腰锯木料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男人挺倔的。
姐姐走了快一年了，他还在等。
可是姐姐会回来吗？
我不知道。
03
第二年夏天，村里出了件事。
王寡妇家的闺女跟人私奔了，男方是外省的，跟着搞茶叶生意的。王寡妇在村口哭了一整天，骂女儿没良心。
母亲从地里回来，脸色很不好看。
“又有人跑了。”她跟我爸说，“现在村里都在笑话咱家，说咱家开了个不好的头。”
父亲闷声说：“管他们说什么。”
“怎么不管？秀珍的事还没过去呢，又出一个。”母亲放下锄头，坐在门槛上，“你说秀珍咋就那么狠心呢。一年多了，一封信都没有。”
其实姐姐来过两封信，只是母亲没让声张。
第二封信里，姐姐说要过年了，她想家，但不敢回来。
第三封信是第二年秋天来的，信封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上姐姐站在工厂门口，穿着一条碎花裙子，看起来瘦了不少，但精神头还不错。
母亲拿着照片看了很久，最后把它塞进了衣柜最底层。
“告诉她，别回来了。”母亲说，“回来也没用，村里人都知道她的事了。”
我替姐姐回信的时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其实我明白姐姐为什么不敢回来。她逃婚走了，成了全村的笑话。她要面子，更怕母亲骂她。
那年冬天，董明辉来我家的次数更勤了。
他甚至在我家附近接了个活，给村东头的老张家打全套家具。这样一来，他几乎每天都从我家门口路过。
母亲看他辛苦，就留他吃饭。
头两次他拒绝了，后来推辞不过，也就留下了。
吃饭的时候，他话不多，筷子也只夹面前的菜。
有一回母亲给他夹了块肉，他愣了一下，小声说了句“谢谢婶子”。
我坐在他对面，看见他低头吃饭的样子，忽然想起姐姐来信里问的那句话。
要是她知道董明辉还在等她，她会怎么想？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自己掐灭了。
转眼到了八三年的夏天，我高考结束了。
成绩出来那天，我没考上。
其实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本来就差，能考上大学的有几个？可真正看到分数的时候，心里还是堵得慌。
父亲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抽烟，母亲站在灶房里剁猪草，一刀一刀下去，声音闷得很。
“要不……”母亲开口了，“复读一年？”
我知道家里没钱。
父亲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弟弟还在上初中，学费、生活费都指望着那几亩地和父亲打零工挣的钱。
复读一年的学费，够家里吃半年饭了。
“不读了。”我说，“我去镇上找个活干。”
母亲没再说话，只是剁猪草的刀更快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母亲和父亲在屋里嘀咕。
“秀兰也不能一直这么闲着，”母亲的声音很小，“明辉那边……”
“你想都别想。”父亲打断她。
“我不是说现在，”母亲压低声音，“我是说以后。你看明辉这孩子，多好的人啊。秀珍不回来了，咱家总不能一直欠着人家的。”
“可秀兰乐意吗？”
“那丫头心眼好，会愿意的。”
我躺在床上，手心里全是汗。
窗户外面，月光照进来，明晃晃的。
我想起董明辉的脸，想起他埋头干活的样子，想起他坐在灶房门口喝粥的背影。
心里乱得很。
04
八四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刚过完正月十五，村里就有人开始下地了。
董明辉也来了，扛着锄头，说要帮我家翻地。
母亲没拦他，只是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
“这孩子，咋就这么死心眼呢。”
父亲的病是在那年春天加重的。一开始只是咳嗽，后来就咳血。去镇上的卫生院看了，医生说可能是肺上的毛病，让去县里检查。
母亲跟父亲商量了一宿，最后说：“去吧，砸锅卖铁也得去。”
父亲住院了一个月，家里的地全荒了。
董明辉每天来回跑，上午在我家地里干活，下午去镇上接木匠活，晚上还要去医院送饭。
我看着他忙里忙外，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
“董大哥，你别来了，”我说，“我妈说了，你不用这样的。”
“没事。”他擦了把汗，“你爸身体要紧，地里的活不能耽误。”
“可我姐她……”
“她总会回来的。”他打断我，语气坚定的很。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那时候我已经在镇上的小卖部上班了，一个月挣三十块钱。虽然不多，但好歹能补贴家用。
白天我在店里卖货，晚上回家帮母亲做家务。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平淡得像一潭死水。
直到八五年秋天，姐姐回来了。
那天是农历九月十六，天阴沉沉的。
我下学回家，远远看见我家门口围了不少人。走近了，看见母亲站在院子里，脸色白得像纸。
“妈，怎么了？”
母亲没说话，指了指堂屋。
我走进去，看见地上跪着一个人。那人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怀里抱着个孩子。旁边还站着个戴眼镜的男人，手里拎着个旅行包。
“秀兰。”
那人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是姐姐。
“姐？”我愣住了。
“秀兰，姐回来了。”
她瘦了很多，脸颊都凹进去了，眼睛下面挂着深深的黑眼圈。怀里抱着的孩子大概一两岁，正睁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
“这是……”我问。
“我闺女，”姐姐低下头，“两岁了。”
我差点没站稳。
母亲从门外冲进来，一把抓起桌上的鸡毛掸子，劈头盖脸往姐姐身上打。
“你还有脸回来！你还有脸回来！”
姐姐抱着孩子躲闪，边躲边哭。
我没见过母亲这么生气，吓得站在一边不敢动。
董明辉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走到院门口，看见院子里的情形，愣住了。
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妇女，一个孩子。
还有跪在地上哭泣的姐姐。
锄头从他手里掉下来，“哐当”一声砸在地上。
“秀珍？”他的声音发颤。
姐姐抬起头，看见他，哭得更厉害了。
“明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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