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一下最近这个事。
光环滤镜碎得彻底
当年媒体铺天盖地报道聂海芬是中国第一女福尔摩斯，经手三百多起大案全部告破，零错案的履历漂亮得刺眼，央视都给她拍过专题报道。谁能想到她主导预审的那起杭州叔侄强奸杀人案，最后成了国内知名的冤案。她当时挂在嘴边的逻辑，不是他作案不可能说得出细节，等于先把嫌疑人钉死在罪犯的位置上，所有后续动作都只为凑出符合自己预判的口供。
物证全无效口供凑答案
叔侄俩是跑长途的普通货运司机，夜里顺路捎了个同路的打工女孩，放下人之后就照常跑车拉货。被害女孩指甲缝里提取到的陌生男性DNA，和叔侄二人的检测结果完全不匹配，货车上上下下翻遍，也找不出半点和凶案相关的痕迹。所有客观证据都明明白白指向人不是他们干的，办案方直接跳过疑罪从无的原则，用长时间熬人的方式反复引导二人说出现场细节，硬生生凑出一份看似逻辑通顺的认罪材料。
三千多天换不回损失
叔侄俩平白被关了三千五百九十六天，十来年的时间耗在看守所里，本来经营得好好的货运生意全黄了，家里老人没人赡养孩子没人照顾，出来之后整个生活节奏和社会身份都要重新适应。这种案子最让人后怕的点，就是普通老百姓一辈子安分守己，要是哪天稀里糊涂成了某起案子的最后接触人，遇上只信口供不信科学证据的办案人，百口莫辩都是轻的，半辈子可能就直接赔进去。现在司法流程越来越看重物证轻口供，其实就是给普通人多上一层安全锁，别让办案人员的主观预判，把不相干的人拖进无底深渊。
“去杭州不？捎我一程。”
女孩叫王冬，17岁，同乡。穷人出来打工，不敢夜里一个人瞎走，遇上老乡搭把手是常事。张高平也没多想，让她上了车。
到杭州西站，他把车靠边停下。王冬说先借个小灵通给朋友打电话，说明自己到了，再打个出租去找那边的人。讲完感谢几句，下车时把电话还回去，背个包往黑暗里走，慢慢消失在视线里。
如果人生是电影，这里该出字幕了：“普通人一天的结束”。
谁能想到，两天后，王冬的尸体在城郊水沟里被发现；再过三天，正在高速上老老实实跑车的叔侄俩，被警车当场拦下，按在地上，双手抱头。
“你们涉嫌强奸杀人。”
很多年后，张高平说起那一刻，还在摇头：“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案件真正可怕的地方，就在接下来这个“认错没认错”的过程。
问什么？是拿出现场照片对照吗？是带着他核对行车记录吗？都不是。
那写到这儿，我想把话题丢回给你。
你会把自己的命，放心交给现在这制度吗？如果有一天，是你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你觉得靠的是办案人的良心，还是那堆冰冷的程序和证据？
你可以在评论里说说。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这个故事转给身边的人看一看。不是为了“消费冤案”，而是为了时时提醒自己一句：
没有证据，就算了不起的“女福尔摩斯”，也没有资格去“发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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