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王朝》强行洗白施琅朱国治，是庸俗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康熙王朝|施琅|朱国治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根脉与记忆，是不能随意裁剪、随意美化、随意解构的客观存在。对待历史，国人历来最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即否定英雄、解构崇高、抹黑正统、颠覆公论。但在当下的文艺创作与公共叙事中，还有一种更隐蔽、更迷惑、危害更深的错误史观，长期被忽视、被纵容，那就是历史实用主义。

如果说历史虚无主义是“把白的抹黑”，那么历史实用主义就是“把黑的洗白”；如果说虚无主义是彻底推倒历史底线，那么实用主义就是为了当下目的，随意篡改历史逻辑、重构人物善恶、颠倒古今价值标准。

以经典历史剧《康熙王朝》中的施琅、朱国治二人为样本，足以清晰剖开这种功利史观的病灶，看清它如何扭曲史实、混淆是非、误导后人。

一、二人二史：一场典型的实用主义历史重构

历史实用主义的核心逻辑极其简单粗暴：不问气节、不论道义、不看时代背景、只看结果功利。凡是利于疆域统一、利于当朝稳定、利于当下叙事的，就是好人；凡是阻碍时局大势、背负道德污点的，就是罪人。

这套逻辑，完美体现在两个历史人物的影视重塑中。

施琅：功利统一之下，被彻底洗白的贰臣。

施琅的真实生平，充满个人恩怨与反复倒戈，无半分家国大义可言。早年追随郑芝龙降清，随即叛清追随郑成功抗清；后因私人微隙，父兄被郑成功诛杀，为报私仇再度降清，终身效力清廷，率军攻破台湾、降服明郑政权。

从传统史观、民族气节、君臣道义来看，施琅是典型贰臣，两次叛主、因私废公、借公权报私仇，两百余年被史书定论、被世人诟病。

但在历史实用主义的改造下，一切污点被彻底抹去。影视剧《康熙王朝》《施琅大将军》刻意放大其“收复台湾、一统疆域”的结果功绩，彻底无视其反复叛降的履历、私怨夺权的底色，将其塑造成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功臣、千古名将。地方为其立像造势、舆论为其翻案正名，只论统一之功，不论立身之节，这是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篡改。

朱国治：千古罪贪官，被台词强行封神。

最荒诞、最离谱的实用主义洗白，当属朱国治。

正史中的朱国治，是不折不扣的贪官酷吏：任职云南大肆盘剥百姓、搜刮民脂，被民间冠以“朱白地”的恶名；一手制造惨烈的“哭庙案”，罗织罪名、构陷忠良，枉杀江南大才金圣叹，摧残文脉、屠戮名士，是公认的中华文化罪人、祸民酷吏。

可在影视实用叙事中，所有劣迹全部清零。

他摇身一变，成为清廉正直、心怀家国、坚守统一、大义凛然的忠臣。临死痛斥吴三桂的一段台词，更是离谱到穿越历史：

“当今皇上虽是满人……并非汉人化入满族，而是满人化入了我中华的千古文明……你虽是汉人，却是个汉贼，是中华民族的祸殃。”

通篇慷慨激昂、格局宏大，唯独脱离史实、穿越时代。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一词由梁启超在清末首创，康熙年间绝无此概念。编剧为了贴合当下民族叙事、为了强化统一大义、为了丑化反清势力，强行给一个贪官酷吏灌输现代思想、堆砌崇高人设。

为了叙事正确，篡改时代常识；为了人物正面，抹平千古罪迹，历史实用主义的随心所欲，在此暴露无遗。

二、古今分寸：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

长久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始终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但极少有人认识到，历史实用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歪曲，甚至比虚无主义更隐蔽、更危险。历史虚无主义，是无底线否定崇高；历史实用主义，是无底线美化卑劣。两者殊途同归，都是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用现代标准裁剪历史、用现实功利重构是非，最终造成历史黑白颠倒、价值标准混乱。

善恶倒置、忠奸错位、道义崩塌、价值失序，这就是历史实用主义带来的致命危害。

对待历史，最科学、最严谨的态度，从来不是虚无解构，也不是功利实用，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尊重时代语境、区分古今概念、兼顾历史真实与现实大局。

我们必须厘清两个核心常识：

第一，古今家国，概念不可混同。今日之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共生共荣的统一大家庭，满汉一家、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绝对底线。但古代之王朝纷争、华夷对峙，是彼时的国与国、族与族、政权与政权的博弈，不能用现代大一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强行套用于古代封建王朝的对峙历史；不能用今日民族和睦的标准，苛求古人的家国气节。

第二，是非功过，不能唯结果论。历史评价，从来是气节与功绩并重、动机与结果兼顾、时代与现实统一。功绩可以弥补缺憾，但不能掩盖罪恶；时局可以影响选择，但不能洗白失节。施琅收复台湾，维护疆域完整，是客观历史功绩，值得肯定；但反复叛降、因私废公的贰臣底色，不容抹杀。朱国治殉职尽忠是小节，但贪酷害民、枉杀名士的千古罪责，不容洗白。

三、终极警示：别让功利史观，误导后世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