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为俞敏洪说句话，按说我没资格，可我还是想说。

2026年，俞敏洪再次站在了舆论的中心。

这一次，剧本换了，可对他的贬损并没换。

在不少人口中他就是一个“躲在职业经理人背后的鸡贼企业家”。

当东方甄选四位核心主播集体出走，炮口直指新任管理层军事化管控时，舆论场上对俞敏洪一片唱衰。

但我恰恰觉得，这一次，更应该为俞敏洪说句话。

很多人把主播离职解读为“人心散了”，却忽略了这件事的另一面：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另立门户成立了“美丽明天”。

按常理，竞业协议一纸就能锁死这些人的出路，毕竟他们是带着供应链经验和流量密码离开的。

但俞敏洪在直播里说得云淡风轻：新东方除了核心敏感岗位，几乎没有竞业限制，员工离职次日就能干同类业务。

“这些孩子离开后总得找活干，他们熟悉的就这两条赛道。”

这话乍听像客气，细想分量极重。

过去三十年，从新东方走出去创业的有上千人，有人把公司做到了上市。

换句话说，俞敏洪亲手“养大”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且是一批又一批。

这种“培养对手”的格局，在今天的商业世界里近乎反常。

我们见过太多老板把离职员工当叛徒、用竞业协议当枷锁的故事，俞敏洪的选择，反而让“体面”两个字有了具体的重量。

那四位离职主播的委屈是真实的。

他们在公开信里说，新任执行总裁孙进推行的强结果导向、军事化管控，碾碎了东方甄选原本的“人文”底色。

绩效指标层层分解，快节奏的纯带货模式取代了慢节奏的知识分享，有人感到被“安静的隔离”，有人陷入焦虑和内耗。

这些话听起来，确实像是对理想主义的背叛。

但俞敏洪的难处，也藏在这些抱怨的背面。

董宇辉单飞后，东方甄选股价的每一次波动都在提醒他：一个被明星员工绑架的企业，经不起任何一个人的离开。

孙进的做法——去头部化、重资产押注供应链、做“线上山姆”——未必是俞敏洪一个人的意志，但很可能是一家公司走向成熟时必须咽下的苦药。

制度与人文的平衡，是所有企业家的永恒考题，俞敏洪只是恰好把这道题答在了聚光灯下。

回过头看，俞敏洪的“替罪羔羊”身份，在两次风波中其实一以贯之。

南极贺信被嘲时，舆论说他“无法与打工人共情”；如今主播离职，又说他“躲在管理层身后不担责”。

但试问：如果他在南极时真的只是在“纯玩”，又何必为青少年南极考察之旅探路？如果他在主播离职后第一时间不替孙进揽下所有责任，又怎能给新任管理者留出改革空间？

公允地说，俞敏洪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企业家，他的管理有软肋、有犹豫、有被舆论推着走的时刻。

但在一个动辄用竞业协议封锁员工出路、用“老登”标签消解一切复杂性的时代，他至少守住了两条底线：对离开的人，不设防；对留下的人，不甩锅。

或许这就是今天应该为俞敏洪说句公道话的原因。

他未必是所有打工人的理想老板，但他确实是这个浮躁商业世界里，为数不多还愿意为“体面”二字买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