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辆坦克、装甲车,数十辆载重汽车,四百名日军。一九三八年九月的瑞武公路上,这个战果不是出自重炮兵团,也不是出自装甲部队。

打出这一仗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一〇师第三二八旅第六五六团。

团长叫廖运周。

小坳在箬溪以西,两山夹着一条公路。公路到了这里,忽然拧成一个巨大的“S”形,外侧临河,里侧靠山,中间还凸起一个十几米高的小高地。

坦克进得来。

可一旦前车堵住,后车就动不了。

这就是杀机。

廖运周一九〇三年生在安徽凤台廖家湾。二十三岁那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参加过南昌起义。

往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穿着国民党军服,在部队里做兵运工作。

他不能把身份挂在脸上。

但炮科出身这件事,在一九三八年的小坳,救了他的团,也坑住了日军的装甲部队。

武汉会战打响后,日军从安庆登陆,沿江汉方向压来。第一一〇师从徐州战场撤下来不久,又被调到永修一带,参加瑞昌到武昌公路的防御作战。

第六五六团领到的,不是死守一座城,而是在公路两侧打运动战。

这很难。

日军炮火强,先轰山头,再让后续部队沿公路推进。中国军队若只抱着山头不放,很容易被火力压住。

廖运周看了几仗,摸出一个规律:日军一旦把山头当成主目标,身后的辎重队就会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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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在小寨贤打了一仗,又在茨芭山附近打了一仗。

两次都咬住日军辎重。

可真正让小坳变成战例的,不是前两仗,而是第三天傍晚的那座弹药库。

六五六团跟着大部队西撤,急行二三十里,来到小坳。小高地后面,原守军留下了一座军火库。

库门没锁。

一打开,里面是一箱一箱迫击炮弹,足有上万发。

这东西若落到日军手里,就是麻烦。可留给第六五六团,就是一场反击的本钱。

旅长辛少亭先到小坳,看见廖运周带队赶来,开口问他,想不想在这里打一仗。

廖运周没有绕弯子,他的意思很明白:这么多炮弹留给敌人太可惜,只要把道路堵死,迫击炮照样能打坦克。

话说得硬。

难的是怎么堵。

六五六团原有八门迫击炮,辛少亭又从六五五团调来四门。十二门迫击炮架在“S”形第二个弯路附近,对准公路。

但迫击炮要发挥威力,前面必须先把日军车队拦住。

廖运周又去找第十八军军长黄维,借来了一个反坦克炮连。黄维知道他是黄埔炮科出身,把四门反坦克炮临时配属给他。

这四门炮,被摆在第一个弯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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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口不硬顶坦克正面,而是等坦克拐弯,打侧面。

这一下,炮科的底子派上了用场。

黄昏前后,日军先头七八辆坦克开进小坳。公路窄,车身一辆接一辆,铁履带压着路面往前蹭。

反坦克炮开火。

二三百米距离内,前面的几辆坦克被击毁,冒烟趴在路上。后面的坦克想退,后续汽车、马车、人员又挤了上来。

路堵死了。

天黑下来,月光照着山道。日军车辆越聚越多,喇叭声、喊叫声挤在山坳里。坦克、汽车、人员,都被压在那段窄路上。

廖运周下令开炮。

十二门迫击炮把炮弹一排排砸进公路。炮手不需要追着目标找,只要对着那条路打。炮弹落下去,车辆起火,火光顺着弯路一段一段烧开。

日军过去常用炮火压中国阵地。

这一夜,轮到他们在公路上挨炸。

先头坦克堵在前面,后续车辆顶在后面。往山上躲,山壁逼着;往河边退,路外就是水。命令传不动,车队散不开。

打到后来,炮弹约摸用了五千发。

战场安静下来。

第六五六团没有贸然下山追击。下半夜,部队在阵地上警戒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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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天亮,小坳公路上的景象摊开了:二十多辆坦克、装甲车被击毁或毁伤,数十辆载重汽车横在路上,日军伤亡约四百人。

六五六团无一伤亡。

这几个字,比战果还刺眼。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反装甲作战经验并不充足,反坦克武器也远不如日军装备体系完整。小坳这一仗,却把地形、反坦克炮、迫击炮弹药和敌军敌,全都扣在了一起。

不是硬拼钢铁。

是把钢铁赶进窄路。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来嘉奖廖运周团,称此战“战果辉煌”。日军装甲部队在瑞武公路受挫,推进被迫停顿。

廖运周没有在小坳久留。

敌侦察机出现后,附近山头也有日军活动。第六五六团从公路两侧小路隐蔽撤离,后来又拉上幕阜山,在高山密林中继续作战。

多年以后,廖运周在淮海战场率部起义,结束长期潜伏生涯。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可一九三八年九月的小坳,仍是他军事生涯里很硬的一笔。

那条“S”形山路上,坦克残骸堵着弯道,迫击炮弹箱被搬空,六五六团的士兵沿小路撤进山里。

公路留给了烧焦的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