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遵义会议文献》《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红军长征在贵州》《当代贵州军事史》《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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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贵州北部，大娄山。
这座山从来不好走。山道弯来绕去，坡陡石滑，两侧都是悬崖。
风刮过来，像刀刃贴着脸过。
娄山关就卡在山顶的缺口里，山势夹成一道窄缝，一边崖壁笔直，一边峭岩嶙峋，没有任何迂回可言。
古人留下一句话："万峰插天，中通一线。打这条路，只能往前。"
那一天，一支红军部队从这条路上往上冲。
他们刚从云南扎西出发，走了将近一个星期的山路，脚上的草鞋磨穿了，腿上的肉抽着劲儿疼。
可没有人停下来。娄山关上面有敌人，敌人后面是遵义，遵义后面是整个长征的走向。
一个叫孔宪权的年轻人冲在前面。
他是红三军团第十二团的作战参谋，二十四岁，湖南浏阳人，在红军里打了将近五年仗，大小战斗没数过，身上的伤却大大小小挂了好几道。
战场上，没有人知道下一刻等着自己的是什么。
就在这天的激战里，孔宪权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髋部。
他倒在娄山关的山石旁边，看着战友们继续向上冲。
部队还有仗要打，还有路要走。他走不了了。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这个倒在贵州山道上的年轻参谋，要在这片土地上独自扛过整整十五年。
没有人知道，十五年后，一封从遵义穷山沟里寄出的旧信纸，会让一位手握重权的军区司令员当场把茶杯摔在地板上，碎成几瓣……
[一]【穷苦出身，战场磨砺出的"打不死的程咬金"】
孔宪权这个名字，在他出生的时候叫孔权，原名就两个字。
1911年2月，湖南浏阳县。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种地，收成好的年头能吃饱，遇上旱涝，就得勒着裤腰带熬。
孔宪权从小就知道，这家里的日子，没什么指望。
1928年，他加入了当地的农民武装。1930年2月，正式编入中国工农红军。
说起来，他参军的理由，在他后来的回忆里没什么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就是看见红军的兵吃饱饭，觉着跟着走兴许有条出路。这个出发点，在那个年代倒是最真实的。
跟着部队走了一阵子，他慢慢明白过来，这支队伍不只是让人吃饱饭，是要把天底下的穷人都带上一条路。从那以后，他打仗的劲头完全不一样了。
1932年8月，经黄克诚介绍，孔宪权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打过一至五次"反围剿"，从班长打到排长，再到连长、营长，升得快，也摔得快。
有一次，部队发了命令，让他率领连队撤退。
命令上写了一个字，他不认识，脑子里拐了个弯，觉得大概是让守住阵地的意思。
结果他带着全连死守，等到战斗结束，全连就剩下他和另外两个人。撤职，从连长降回士兵，一切重头。
这个人就是这样，打仗勇猛，有时候鲁莽，但又总能凭着骨子里的一股狠劲儿撑过去。
他当过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传令排长。
在彭德怀身边干活，规矩严，容不得半点懈怠。有一次，彭德怀下令让他下午三点传令一支部队出发。
他中午吃饭多喝了几口酒，睡死了过去，一觉醒来已经过了整整一个小时。
部队等不到传令，彭德怀等不到回报，把他叫来，当着众人的面骂了个够，传令排长，当场免职。
孔宪权后来自己说起这件事，没有什么辩解，就是承认——该骂，那是他自己的毛病。
就这么个人，闯过了无数次生死关口，身上每次挂了彩还是照样上，被黄克诚、杨勇、胡耀邦等人称为"打不死的程咬金"，这个外号在他身上挂了几十年，他自己也觉得合适。
1934年，长征开始。孔宪权随部队出发，从江西一路往西，湘江、乌江、赤水……每过一关，都要死掉一批人。
他见过太多战友倒下去，见得多了，某种东西变得更硬，也变得更沉。
长征途中，他担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司令部侦察参谋，后来调任红三军团第十二团作战参谋。
[二]【二渡赤水，重夺娄山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之后，整个局面开始有了新的气象，但战场上的险局并没有因此消退。
1935年1月底，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
打算北上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敌人在长江沿岸布下了重兵，根本找不到渡口。
中革军委当机立断，改变部署，决定杀个回马枪——二渡赤水，重回贵州，夺娄山关，再打遵义。
这个决定，在行军途中下达。部队刚从川南的山里往回走，路上全是雨后的泥泞，脚踩下去能陷半个靴子。
消息传下来，士气重新振起——打遵义，大家都清楚那意味着什么。
娄山关是遵义的北方门户，位于今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境内，大娄山山脉的主峰地带，海拔一千四百多米。
从关口望出去，南北两侧全是山，中间一条石板路穿山而过，两边山峰对峙，就像一道石门卡在那儿。
守关的人居高临下，进攻的人得仰着脖子往上冲。
1935年2月25日，战斗打响。
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兵分多路，正面强攻加侧翼包抄。
红十三团先上，在关口一带跟黔军反复拉锯，拼了整整一天一夜，把阵地守住了，但弹药和兵力都消耗得很厉害。
2月26日，红十二团接令上来替换。接力的意思不是休息，是继续攻。
孔宪权跟着十二团的部队上了山道。
娄山关对面守的是王家烈的黔军，外号"双枪兵"——一手拿步枪，一手抽鸦片，战斗力参差不齐，但人数多，装备不差，又占着地利。
他们盘踞在关南高地和点金山一带，往上射击有压制优势。
孔宪权接到的任务，是率领一支突击队啃掉黑神庙那一片的敌人阵地。
他带着几十个人冲了下去。一连突破十多道障碍，把黔军往关下压。
到了黑神庙附近，突击队里能打的人剩下三四十个，弹药也见了底。
这时候，敌人的援军到了。
数量上差得很远。敌人密密麻麻从山下往上涌，突击队打出去的子弹越来越少，手榴弹扔出一批又一批。
孔宪权命令战士们等敌人近到二三十米再开枪，每发子弹都不能白费。这样压下去第一波，第二波又来了。
战斗打得越来越残，突击队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孔宪权站起身来，用手枪瞄准射击。
就在这个瞬间，一颗子弹从斜里飞过来，打进了他的右侧髋骨，骨头被打碎，整个人向右侧倒了下去。
他滚进路旁的沟里，忍着疼继续开枪，一直打到手里只剩三发子弹。
不久后，钟赤兵带援兵赶到，突击队的阵地稳住了。
孔宪权被抬下去，送到临时包扎点，医生从他身体里取出了几块碎骨。
《娄山关战斗》相关党史资料对此有明确记载：红十二团作战参谋孔权（即孔宪权）在此役中身负重伤。
这一战，红军击溃黔军四个团，乘胜拿下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记载，娄山关战役毙伤敌两千余人，俘虏约六百人。
伟人途经战场，纵马而过，随后写下了那首《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迈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那条山道上，有孔宪权留下的血。
[三]【三百大洋，一个地主，一条断腿】
仗打赢了，部队还得走。
这是长征中最残酷的地方——不是每个倒下的人都能跟着走。
弹药要靠人背，伤员要靠人抬，可大部队的行军速度就是命，慢一步，后面的敌军就追上来了。
重伤员留下来，这件事说起来简单，真到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好受。
孔宪权的情况是最差的那一类。髋骨打碎，失血很多，伤势重，根本走不了路。
抬担架的也走不快，一旦开战就是累赘。
经过紧急处置，卫生所的医生把能做的都做了，然后组织上面临一个决定：人，怎么安置。
把他一个人放在山野里，等于是送死。
带着走，后面还有无数的山，无数的险路，抬着这样的重伤员，多少会影响部队的行进和战斗。
最终，组织上拿出了三百块大洋。
三百大洋在1935年是什么概念——贵州的普通农户，全家种地，一年辛苦到头，折算成现金也就几块到几十块大洋。
三百大洋，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这是部队能拿出来的，交给一个当地的地主，托他把孔宪权收在家里秘密养伤。
这个地主家就在遵义附近，姓王，是方圆几十里数得上号的财主，家里不愁吃穿，比一般人有更多能力和空间把一个外来的伤兵藏起来。
至于为什么这个地主肯答应——收留红军伤员在那个年代是冒很大风险的事，万一被发现，轻则财产被抄，重则人头落地。
组织上当时说动这个地主，除了那三百大洋，还给他带去了一部照相机——这东西在当时的贵州农村，是普通人这辈子根本没见过的稀罕物件。
借着这台相机，地主觉得来的人有分量，加上白洋本身的份量，加上这件事本身还能成为一个私下的秘密，地主把孔宪权收了下来。
孔宪权就这么在那个宅子里躺了下来。
部队走了。
战地卫生员也随部队走了。留下的，是一个烧得滚烫、骨头碎了的伤兵，一个地主家的院子，还有贵州山里时而潮湿时而凛冽的气候。
髋骨的伤，在那个年代，在那种条件下，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
没有正经的手术条件，没有充足的药物，伤口感染过一次又一次。
孔宪权后来回忆，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二十个月，才能勉强拄着棍子挪动。
而那条右腿，打那以后一直比左腿短了将近十厘米。
走路的姿势，这辈子就定格在了那一副模样。
二十个月。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多少事，他躺在那个宅子里不知道。
红军往哪儿去了，仗打成什么样了，组织还在不在，他全不知道。
有时候有一些消息隐隐约约传进来，多半是真假难辨的传言。他只能等，等腿好，等有人来，等某一天能找到组织。
身体勉强能动之后，他已经和部队彻底失去了联系。
那架在当时看来稀奇的照相机，让地主信了、收留了他。
而那三百大洋，让他撑过了那二十个月。组织上用能拿出来的一切，给他留了一条活路。
但那以后，他就是一个人了。
遵义的山里，有个走路一瘸一拐的外乡人，一身破衣裳，靠着替人干活维持生计。
当地人知道他是留下来的红军，把他当宝贝一样看。
家里有人病了，来要他用过的草鞋，烧成灰，用水送服，说是"红军菩萨"托过的东西，能治病。
草鞋要走了，来要布鞋；布鞋也拿走了，又来要衣服。他一件一件给出去，也没什么可说的。
遵义的乡亲们管他叫"红军菩萨"，活着的那种。
他在遵义城里干过卖货郎，走街串巷，一瘸一拐，把从别处收来的货搬来卖出去。
后来又干起了泥瓦匠，爬上爬下，靠那条断腿在房梁和脚手架之间挣饭吃。
这样的活儿，别人不稀罕，他干得心甘情愿。
遵义解放是1949年11月。那一天城里到处是人，孔宪权站在街头，看着队伍入城，他在人群里哭了出来，声音不大，是那种压了太久之后绷不住的哭法。
那一年他三十八岁，已经在贵州待了将近十五年。
十五年里，他一直清楚一件事——他是掉队的人，他的党籍断了，他和组织失联了。
这件事比腿短十厘米更让他压着一口气。
十五年里的每一天，他都没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
[四]【一张报纸，一个熟悉的名字】
1950年，遵义。
贵州刚解放不久，城里有了新气象。报纸开始送到街上，各种消息滚滚涌来，让人一时间目不暇接。
孔宪权每天都要找报纸来看——他那点识字的底子，是参军之后一点一点学来的，勉强够用。
这天他坐下来，把一张报纸展开，仔仔细细地看。
贵州解放后，整个西南的军政格局正在重新建立。
新任的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名字印在报上，边上还有简单的介绍——解放贵州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此番进驻贵阳，由司令员杨勇率部接管全省军政事务，兼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
孔宪权的眼睛停在"杨勇"这两个字上，停了很久。
杨勇。
这个名字，他在心里默念了不止一遍。
杨勇，原名杨世峻，湖南浏阳县人——和孔宪权是同县老乡。
更重要的，这是他的老首长，当年红三军团里的人。
长征途中那些岁月，他们在同一支队伍里，同一片战场上。
孔宪权放下报纸，在屋里坐了很长时间，没有动。
那是个什么感觉，一时难以说清楚。
十五年过去了，那些并肩打过仗的人，一个一个走进了他看得见的新闻里，走进了这个新国家的权力架构里，而他自己，在遵义的破院子里打泥瓦工，走路一瘸一拐，党籍断了，档案不知道还在不在，这辈子欠下的那口气还压在胸口没出来。
他把那张报纸叠好，压在手边。
他做了一个决定：写信。
信寄出去了。
那是从遵义一个穷街陋巷的小屋里寄出去的，信封上贴了邮票，收信人是贵州省军区。
寄出去之后，孔宪权不知道杨勇还记不记得他，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送到，不知道那边看了会作何反应。
这封信，送到贵州省军区的时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没有人提前知道这封信意味着什么。
然而当杨勇看着信纸上那个名字，手里的茶杯当啷一声砸在了地上，茶水溅了一地，碎瓷片散了半个屋子——那一刻，那声脆响，是一段沉睡了十五年的战场岁月，骤然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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