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赘语》是明人顾起元所撰的史料笔记。该书记录南京故实与诸杂事，全面反映南京历史风貌，所载内容大量与地方志相关。以往学界对该书的研究多聚焦语言文字等层面，而本文探讨这部笔记在方志编纂与研究领域的价值和意义。研究所用版本为南京出版社2009年吴福林点校本。吴氏点校所据的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是此书现存最早刻本，更是顾起元自刻自校本。
原文 ：《明代笔记 <客座赘语> 的方志价值》
作者 |浙江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戴依依
图片 |网络
顾起元自觉担负起搜集整理地方古代文献的文化使命，曾言：“地方文献，士大夫宜留意搜访，至前代图籍，尤当甄录，即断编缺简，亦当以残珪碎璧视之。”（《客座赘语》卷四《古志搜访》）秉持这一理念，顾起元先后撰写《金陵古志》《古志搜访》《金陵人金陵诸志》《南京诸志》四篇，详尽辑录南京相关的各种地方志书。其中，《金陵古志》《古志搜访》辑录明以前的南京旧志，《金陵人金陵诸志》《南京诸志》辑录明代的南京各类志书。
《客座赘语》一书，在地方志方面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01
留存地方志的珍贵信息
通过记录书名、评介志书和引用内容，《客座赘语》保留了大量志书信息，尤其是其中部分志书今已失传，相关记载显得尤为珍贵。《建康俗尚》一文摘录《祥符图经》和沈立《金陵记》各一则，展现宋代南京人恭敬勤勉、重文重科举的风貌。其中，《金陵记》被收录于顾氏《古志搜访》；《祥符图经》可能是《祥符江宁图经》，以《江宁府图经》之名收录于《古志搜访》。两部志书均已佚失，据学者统计，《金陵记》内容辑录存世情况不超过五则，《客座赘语》留存的一则显得尤为难得。顾起元引用《建业风俗记》七则风俗变迁的记载并加以简单评述，还整理《金陵人物志》中七位孝子割肝剖心救亲的事迹。这两部志书今已佚失，从顾起元摘抄整理的内容可见其大致面貌。
02
记录明代文人的地方志实践
从寻访收藏志书到编纂考订志书，再到以志书佐证史实，《客座赘语》载录了明代文人丰富的地方志实践活动。
一是明代文人寻访、收藏志书的实践。《金陵人物志》记载了盛时泰辗转借阅抄录《金陵人物志》的经历。陈镐撰写《金陵人物志》，去世后原稿被罗太守收藏。盛时泰妻子的姑丈司马泰多次借阅未果，后从陈镐之子处求得草稿抄录。盛时泰向司马家借阅抄录，赠送给玉泉师，之后又向玉泉师借来抄录本，再次抄录，才得以收藏。
二是明代文人编修、校对志书的实践。官员聘用文人修志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金陵人物志》中，盛时泰辗转得到该志抄本后题道：“于以见里中故物，恐仓卒中难得尔。何时有力正其讹误，并《金陵世纪》刊之，以传布四方邪！”盛时泰对志书十分重视，据《金陵人金陵诸志》载，他著有《金陵泉品》《方山香茅宇志》《大城山志》《祈泽寺志》《牛首山八志》等方志文献。
三是明代文人用志的实践。顾起元引据志书记载，对南京的历史地理、人物故实、风俗沿革、物产分布等具体知识进行细致考辨。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明代文人对地方知识的重视，也展现出其通过文献比对、实地考察以重构地方知识体系的治学方法。
03
载录明代文人的修志思想与方法论
在寻访、考订与编修地方志的实践中，顾起元等明代文人逐步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修志指导思想，以及强调舆图运用、注重实地考察的修志方法论。
陈鲁南应京兆白公之聘修志，顾璘去信殷切叮嘱，写道：“本府若上元之明道书院，溧阳之水堰，皆厚生正德大事，须检寻遗迹，就请白公兴复。”他指出应趁着修志的机会寻访书院、水堰等遗迹，并请官府再次兴修，以改善民众生活与道德风气，否则便是“空言无施，不获实惠”。顾璘在信中阐述其经世致用的修志思想：推崇以实地调查推动古迹复兴，以历史对比揭示民生问题，以志书编纂引导道德与物质的改善，使修志走出书斋，成为一项惠及地方社会、具有现实改造力的文化治理行动。
顾起元重视志书里的舆图。《金陵新志》记载，宋洪遵得《金陵图》，又以明代宫阙、都邑、江山作《建康图》，刻石献给皇帝。然而，这些图像已不复存在。这让顾起元认识到保存舆图的紧迫性。《宫城都邑二图》载，《金陵新志》画有六朝宫城、都邑两张图，一古一今，既可想象过去宫室的分布概况，又可对比古代宫城和明代都邑的异同。顾起元“惧其久而就堙，因列置于此”，将两幅图附在文后。
顾起元在考察元代《金陵新志》与乌龙潭有关的两处讹误时感叹：“元人修志者，未尝亲履其地，祗以所传闻书之，故多乖舛若此耳。”他认为，修志之人如果不脚踏实地现场调研，仅凭传闻就随意书写，就会出现很多错误。这种实地调研的方法论，至今具有深刻的实践指导意义。
04
记载内容为后世方志所征引
《客座赘语》记载南京故实，书写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这使其与地方志之间的关系较普通的笔记更为紧密。南京后世的地方志在涉及当地风俗时，往往援引《客座赘语》相关记载。如康熙《江宁府志》所载“婚礼”“丧礼”等民间习俗，大段引用《礼制》；所载岁末、端午、祀灶等节日民俗，则引自《桃符画鸡蒜头五毒等仪》《五祀》。民国《首都志》在记载明代婚俗时，引用了《礼制》所载南京地区的“六礼”。民国《新京备乘》在记载“备灶日”时，也引用《五祀》所载祀灶时间。
[全文将刊发于《上海地方志》（季刊）2026年第3期]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0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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