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疗为什么21天一次?推迟几天行不行?陈主任给你说说大实话

我叫李国强,今年四十八,在城南开了家五金店,不大,也就三十来个平方,卖些钉子螺丝水管灯泡,顺带帮老街坊修个水龙头换个锁芯。日子谈不上红火,但也饿不死人,跟媳妇翠兰拉扯着一个闺女,闺女争气,考上了省城的大学,眼瞅着就要毕业了。本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平平淡淡,也不算坏。谁知道,老天爷偏要在人到中年这个坎儿上,给你使个绊子。

查出来是去年秋天的事儿。那阵子总觉得没劲儿,干点活儿就喘,腰也酸,以为是累着了,贴了几副膏药也不顶用。翠兰催着我去看看,我还嫌她大惊小怪,说咱这身板,吃嘛嘛香,能有啥事儿。后来实在是拖不下去了,去镇上的卫生院一查,大夫脸色就变了,让我赶紧去县里的大医院。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还得装着没事,跟翠兰说就是点小毛病,去县里再确诊一下。

县医院的结果出来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大夫把我单独叫进去,说了很多,什么“淋巴瘤”、“恶性”,后面的话我都没怎么听进去,就记住一句,“需要尽快住院,进行化疗。”我从诊室出来,看见翠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手里紧紧攥着我的病历本,指关节都捏得发白。她抬头看我,眼圈是红的,嘴角却使劲往上扬,想给我个笑模样。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我心里头一下子就跟针扎似的。

“大夫咋说?”她站起来,声音有点抖。

“没啥大事,就是得治,得住几天院。”我没敢看她的眼睛,把化验单折了折揣兜里。

回家收拾东西的时候,翠兰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我知道她在哭。她这个人要强,嫁给我二十多年,吃苦受累没抱怨过一句,闺女小时候生病,她一个人抱着在医院楼上楼下跑,都没掉过眼泪。我想过去拍拍她,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我不知道该说啥,说“没事,会好的”?这话连我自己都不信。

化疗之前,大夫把我跟翠兰都叫去,拿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说是“知情同意书”。大夫戴着眼镜,看起来挺斯文,说话也慢条斯理的,但那些字眼儿一个比一个吓人,什么“骨髓抑制”、“肝肾功能损伤”、“恶心呕吐”、“脱发”……翠兰听着,手就开始哆嗦,紧紧攥着我的胳膊,指甲都快掐进肉里了。我拍了拍她的手,跟大夫说:“大夫,我们都听您的,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第一次化疗那天,我躺在病床上,看着那一大袋透明的液体顺着管子慢慢滴进我身体里,心里头空落落的。刚开始没啥感觉,我还跟翠兰说笑,说这药水看起来跟白开水似的,能管用吗?翠兰白了我一眼,让我别胡说。可没过多久,那滋味就上来了。先是胃里翻江倒海地恶心,头也晕,浑身骨头缝里都像有蚂蚁在啃。我死死咬着牙,不想在翠兰跟前丢人,可最后还是没忍住,趴在床边吐了个昏天黑地。

翠兰手忙脚乱地拿盆接,又拿毛巾给我擦嘴,自己眼泪也啪嗒啪嗒往下掉,一边掉一边说:“国强,你再忍忍,再忍忍啊……”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了,心里就一个念头,这罪真不是人受的。

好不容易熬完了第一次,出院的时候,大夫再三嘱咐:“21天以后来第二次,千万别耽误。这化疗周期是算好的,跟咱们身体细胞恢复的节奏有关,晚一天,效果可能就打了折扣。”我点点头,记下了。

回到家,我整个人就跟脱了层皮一样,虚得厉害。翠兰把店门关了,全心全意在家伺候我。以前她老唠叨我抽烟喝酒,现在我别说抽了,闻着烟味都想吐。吃啥都没胃口,人眼看着就瘦下去,颧骨都凸出来了。以前我那身板,扛一袋水泥上三楼都不带喘的,现在从卧室走到客厅,都得扶着墙歇两回。

翠兰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今天炖老母鸡,明天熬鲫鱼汤。我喝两口就推开了,她就端着碗坐在旁边,眼里头全是央求:“国强,你再喝一口,就一口,你得吃东西才有力气啊。”我看着她那样子,心里头又酸又疼,强逼着自己往下灌。可刚喝完没多久,又全吐了出来。那段时间,家里头总是弥漫着一股中药和消毒水混合的味道,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更让人发愁的是钱。头一回住院,七七八八加起来就花了两万多,这里面不少药都得自己掏钱,报销不了。我那五金店本来就是小本买卖,关门这些天,一分钱进账没有,房租水电还得照付。闺女在学校,虽说有奖学金,但每月的生活费也不能断。翠兰为了省钱,在医院里吃最便宜的盒饭,有时候一个馒头就着一包咸菜就是一顿。我看着她那蜡黄的脸,心里比化疗还难受。

有天晚上,我半夜醒来,听见翠兰在客厅里压着声音打电话。断断续续的,好像是跟她娘家兄弟借钱。说了半天,最后听见她说:“行,知道了,那……那再想想别的办法吧。”电话挂了,好半天没动静。我悄悄爬起来,透过门缝看出去,翠兰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手机屏幕的光照着她的脸,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淌,她拿手背使劲擦,越擦越多。那样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一刻,我心里头就跟堵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我知道,治病是个无底洞,有多少钱都能填进去。我李国强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可也不能把老婆孩子拖垮了。闺女还没出嫁,翠兰跟着我半辈子了,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我心里慢慢就起了个念头。

第二次化疗的时间快到了,翠兰开始忙前忙后地收拾东西。我看着她把那些脸盆、毛巾、换洗衣服一样一样装进袋子里,心里头翻来覆去地折腾。那几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她躺在我旁边,呼吸匀净了,眉头却还是微微皱着。我就那么看着她,看了一宿。

就在要去医院的头天下午,翠兰出去买菜了。我挣扎着从床上起来,翻了半天,从柜子最底下找出我的身份证和一张存折。存折上是这些年攒的一点活钱,本来是想给闺女留着当嫁妆的。我捏着那存折,心里头发狠,我不能把这钱全扔到医院里,最后人财两空,留下她们娘俩一屁股债。我得给她们留条后路。

我找了张纸,给翠兰留了几句话,说我出去散散心,让她别担心,到日子我就回来。写完我就出了门,也没敢去车站,怕碰见熟人。县城边上有个劳务市场,每天一大早都有工地的人在那儿招零工。我寻思着,我不能干重活,但看看场子、记记账总还行。先找个地方躲几天,等错过了化疗的日子,翠兰也就没法子了,医院总不能把人绑去。

那天傍晚,天灰蒙蒙的,刮着点小风,卷着地上的落叶和灰尘。我佝偻着腰,慢慢往劳务市场那边走。路过一个卖烤红薯的推车,那香味飘过来,我胃里突然就翻了一下,不知道是饿的还是那化疗的后遗症。我站住脚,看着那红通通的炉子,心里头空得厉害。就在这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带着哭腔的喊声:“李国强!你给我站住!”

我浑身一激灵,回过头,就看见翠兰站在十步开外的地方。她头发跑散了,几缕头发贴在汗湿的额头上,手里还拎着个菜篮子,里头有半棵白菜。她那眼神,又惊又怒,更多的是害怕,还有说不出的委屈,嘴唇哆嗦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没让它掉下来。

我张了张嘴,嗓子眼儿发干,啥话也说不出来。她就那么直直地瞪着我,一步一步走过来,走到我跟前,抬手在我胳膊上狠狠打了一巴掌。那一下挺疼,可我宁愿她再打几下。

“你……你这是要干啥去?”她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我低下头,不敢看她,嘟囔了一句:“我……我出去转转……”

“转转?”她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带着哭腔,“你骗鬼呢!你拿身份证干啥?你走啊!你走了我咋办?闺女咋办?你就这么扔下我们娘俩不管了?你死到外头去,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是不是!”

周围有人围过来看,指指点点的。我的脸烧得厉害,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翠兰却不管不顾,扔了菜篮子,上来就死死攥住我的胳膊,指甲都掐进我肉里了,像是怕一松手我就飞了。她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哭着说:“国强,回家,咱回家行不行?咱说好了要去医院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

她哭得浑身发颤,那眼泪滴在我手背上,烫得我心口疼。我看着她那双手,那双跟着我吃了二十多年苦的手,骨节粗大,皮肤粗糙,这会儿因为用力,青筋都暴起来了。我鼻子一酸,眼里也起了雾。我李国强算个什么东西,还想学人家英雄好汉,一个人扛着?到头来,最难受的还是身边这个傻女人。

我反手攥住她的手,手心里全是汗,冰凉冰凉的。我说:“翠兰,咱回家。”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床边,谁也没睡。翠兰把我留下的那张纸条揉成一团,又展开,一遍一遍地看,最后撕得粉碎。她跟我说:“国强,你听大夫的,咱好好治。钱的事儿你不用管,我去想办法。你要是真为了省那几个钱把命搭进去,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咱闺女要的是个爹,不是一笔钱,你明不明白?”

她一句话,把我心里那点自以为是的念头戳得稀碎。我看着她,觉得既愧疚又踏实。是啊,我光想着钱,想着别拖累她们,可我要是真没了,对她们来说,那才是天塌了。

第二天,翠兰早早起来,给我熬了碗小米粥,硬看着我喝下去。然后她拉着我,又去了县医院。陈主任是我们的主治医生,四十多岁,人很和气,见我们来了,还笑着说:“老李,挺准时嘛!这就对了!”

办住院的时候,翠兰主动跟陈主任提了昨天的事儿,说我差点想不开,跑出去躲起来。陈主任听了,没笑话我,反而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坐下。他拿起桌上的一个杯子,又拿了个本子,给我打比方。

“老李啊,我跟你说道说道,为啥这化疗非得21天一次,晚几天都不行。”他把杯子里的水倒掉一半,指着杯子说,“你看啊,这化疗药就跟除草剂似的,它不光杀癌细胞,咱们身体里长得快的‘好细胞’它也杀,比如骨髓里造血的细胞,还有头发根儿、胃肠道黏膜这些。所以你才觉得恶心、掉头发。”

他又拿起那个本子,在纸上画了几条歪歪扭扭的线。“咱们身体特别聪明,这些被误伤的好细胞,它会自己再长回来。一般呢,从你用药那天算起,大概7到14天,是它们最难受、数量最少的时候,这时候你免疫力最差,最容易感染。过了这个劲儿,差不多到21天左右,这些好细胞就恢复得差不多了,该长回来的都长回来了。”

他把杯子放正,看着我:“这时候,咱们再给你用下一次药,正好能接着杀伤那些好不容易缓过劲儿、又准备繁殖的癌细胞。这叫‘乘胜追击’!你要是晚个几天,甚至一星期,那就好比地里草又长结实了,你再打除草剂,效果就差多了。而且这时候你身体的抵抗力啥的也到了最佳状态,能扛得住下一轮。所以,这21天,不是大夫随便定的,是无数医学研究总结出来的规律,最能保证疗效,也最能让你身体受得住。”

陈主任说完,又把翠兰叫过来,语重心长地说:“家属的心态特别重要,你们是病人的主心骨。老李有这想法,不怪他,谁生病了心里都乱。但你们得记住,现在医学进步了,很多癌症都能控制住,咱们要打的是持久战,别因为一时的困难,就把战略方针给乱了。配合治疗,比什么都强。”

翠兰在旁边听着,一个劲儿地点头,眼圈又红了,但这次她没哭,反而紧紧握住我的手,像是给我打气,也像是在跟她自己保证。

从那天起,我心里那块大石头才算真正落了地。我不再胡思乱想,老老实实配合治疗。说来也怪,当你想通了,不再跟自己较劲的时候,那些化疗的副作用,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恶心了就让翠兰给我捶捶背,没胃口就变着法儿地喝点汤汤水水。翠兰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个剃头推子,亲手把我剩下的几缕头发剃了个精光,她一边剃一边笑,说:“行了,这下省洗发水了。”我也跟着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第二次化疗结束,我身体还是很虚,但心里头敞亮多了。街坊邻居不知道咋听说了我的事,平时关系好的老周,晚上关了店门,提着一箱牛奶来看我,坐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偷偷往我枕头底下塞了个信封。我摸着那信封的厚度,心里滚烫,赶紧让翠兰追出去还给他。翠兰追到楼下,老周急了,说:“嫂子,这是给强哥买点营养品的,又不是给他的,是我给侄女她爹的,你们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我!”翠兰攥着那信封回来,看着我,我俩都沉默了。后来我才知道,老街坊们私底下凑了点钱,虽然不多,但那份情意,比啥药都管用。

闺女也从学校请假回来了,一进门看见我光头、消瘦的样子,先是一愣,然后扑过来抱着我,哭得跟小时候一样。她哭够了,一抹脸,挽起袖子就帮着她妈干活,洗衣做饭,还学着给我按摩。晚上,她坐在我床边,跟我讲学校里的趣事,讲她将来想留在省城工作,讲她找了一个男朋友,人很老实。她讲这些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我就那么听着,心里又酸又甜。我闺女长大了,她不需要我用一笔钱来给她铺路,她需要的是看着我好好活着,看她毕业,看她出嫁,看她过上自己的好日子。

第三次、第四次化疗,我一次都没落下。虽然每次去之前,心里还是会打鼓,躺在病床上看着那药水滴下来,还是觉得是一场酷刑。但熬过去之后,看着翠兰和闺女都在身边,看着陈主任在查房时对我说“老李,指标不错,坚持住”,我就觉得,这日子还有盼头。

转眼到了年底,最后一次化疗结束。陈主任拿着我的复查结果,脸上带着笑,说:“情况比预想的好,病灶控制得很理想。接下来就是定期复查,好好休养。老李,你这算是闯过一大关了。”翠兰在旁边,眼泪唰地就下来了,这回她没忍着,一边哭一边笑,拉着陈主任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从医院出来那天,天放晴了,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翠兰搀着我,我们慢慢往家走。路过那个劳务市场,我又看见那个卖烤红薯的推车,这次我没觉得胃里翻腾,反而闻着那股香味,觉得饿了。我让翠兰给我买了一个,捧在手里,热乎乎的,剥开皮,黄瓤冒着热气,咬一口,又香又甜。

我吃着红薯,翠兰在旁边看着我,眉眼弯弯的,那是我好几个月来,头一回在她脸上看见那么舒心的笑容。

回到家,我推开五金店的门,里头落了一层灰。阳光从卷帘门的缝隙里透进来,照在那些扳手、螺丝、电线卷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我慢慢走过去,拿起柜台上的鸡毛掸子,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翠兰在里屋喊:“国强,你刚出院,别忙活,赶紧过来躺着!”

我没进去,就站在店门口,看着街上车来车往。一个老头蹬着三轮车,后面载着个老太太,老太太头上包着块头巾,怀里抱着一捆葱,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对面理发店的音响放着老歌,声音不大,正好能听见。

这日子,真好啊。活着,真好啊。

我扭头冲屋里喊了一句:“翠兰,晚上吃啥?”

翠兰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带着一股子鲜活的劲儿:“你想吃啥?我给你做!”

我笑了,把红薯皮扔进垃圾桶,掸子放下,转身往屋里走。窗外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好像已经冒出了一点绿油油的嫩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