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过这种窒息瞬间？
亲戚办酒、邻居升学、老人祝寿，红白喜事一场接一场……
红包越包越大，宴席越办越奢华，一年到头辛苦工作挣的血汗钱全填了进去。但现在，画风完全反转——
大家不再比谁家面子足，谁家排场大，转而比谁家孩子考上名校，谁的农产品卖得好，谁在“村超”赛场大放异彩……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侗寨考察时，在信团鼓楼同乡亲们围坐一起亲切交流。在听取贵州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移风易俗，积极培育文明新风。
今年5月，同一栋鼓楼旁，一场侗族婚礼正在进行，侗族大琵琶伴奏，对唱侗歌，对饮拦门酒，银饰簌簌作响。
在贵州黔东南，面子正在变。
旧面子，何以不堪重负？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有喜事要请酒，有丧事要出来助殓。这是乡土社会的互助秩序。
不知何时，办酒桌数越多、菜品越贵，越能给主家带来面子。
天柱县渡马镇共和村甘溪自然寨，曾经酒席泛滥。村民一周最多随礼五六次，124户人家一年办50多场酒。“一年养两头猪，都不够吃酒的。”有人算过，一年吃酒就得花两三万元。
黄平县新州镇黄飘村也深受其害。每逢升学季，“升学宴”攀比成风，借钱办流水席，主家背了一身债。
高额彩礼同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有的家庭为儿子娶媳妇，借遍亲邻，婚后日子过得紧巴巴。
厚葬薄养更是雪上加霜——丹寨县曾有杀牛祭奠去世老人的习俗，一场丧事花几万元。
当攀比之风盛行，面子便从人情纽带变成沉重枷锁。
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陷入攀比，肇兴侗寨传承千年的“零彩礼”习俗，让婚礼回归情感本身；锦屏县大同乡兴合章山村则通过院坝会，将红事礼金定为12元、白事礼金20元，严控宴席规模，村党支部书记欧开盛带头，党员干部紧随，全村自觉遵守。
反观不少地区，礼金从几十元涨到几百上千元，从“礼轻情意重”变成“礼重压垮人”。面子也从“大家有体面”变成“你不办就矮人一截”。
当一场酒席吃掉半年收成，一份彩礼压垮一个家庭，一场丧事耗尽多年积蓄——旧面子，非改不可。
新面子，从何而来？
渡马镇副镇长唐安厚回忆：当年甘溪红白事多时，外出打工的村民都要专门回来帮忙，往返3天，既耽误赚钱又要出礼金。负担重了，面子就虚了。
困境并非甘溪独有。黔东南州调研显示，滥办酒席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人情酒”尤为突出。
在中央、省委坚强领导下，黔东南州委把移风易俗作为大事来抓。州委主要负责同志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落实。
首先是立规矩。施秉县双井镇构建“五控一治理”机制——控类别、桌数、菜数、礼金、天数，治理高额彩礼，明确报备、监督、劝导流程。翁西村的厨师何明岩、总管吴光平等人，被吸纳进红白理事会，成了政策宣传员、宴席监督员。
群众监督也无处不在。州里公布举报电话，谁想偷偷办酒，一个电话就有人上门核查。今年以来，新房酒、满月酒已被叫停5起。
规矩立起来了，风气逐步转变。过去愁排场不够大，如今怕超标坏了规矩。
但光靠“堵”还不够。红白事是人生大事，不让办不近人情。要让群众接受新风尚，还得靠“疏”——提供更方便、更实惠的选择。
黔东南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常海说：“堵是治标，疏是治本。堵疏之间完成了从旧面子到新面子的过渡。”
于是，甘溪建起“合约食堂”。村“两委”立下标准：每桌成本不超200元，红事最多10桌，白事最多20桌。
60岁的袁孟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家住吊脚楼，摆不开桌，在“合约食堂”办喜酒，宽敞方便，逢人就夸。
更巧妙的，是基层干部把“面子观念”转化成“荣誉感”。
黄飘村尊师重教，设立奖学金，在出村必经之路建起“状元林”。每年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获得奖学金并种一棵树。村党支部书记潘秀煌说，这把大操大办升学宴的“面子观念”变成了“人成才，树成材”的“荣誉感”。
“不比物质比学习，不比钱财比人才”——这一观念已蔚然成风。
2025年，黄飘村本科上线率89.5%，一本率56.8%。近5年，500余户的村寨培养出120多名大学生。
文化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觑。
榕江县“村超”魅力四射，台江县“村BA”火爆出圈，麻江县“村趣”妙趣横生，凯里市“村T”惊艳亮相，天柱县“村武”别开生面……这些“村字号”活动，让群众从牌桌、酒桌走向球场、舞台，在欢笑声中挣到了新面子。
不过，“面子改革”并非一帆风顺。调研发现，部分红白理事会“有名无实”，不敢管、不愿管；部分群众把办酒、彩礼与家族荣誉挂钩，观念转变仍需时日。
唐安厚说，“合约食堂”刚推行时，有村民抵触：“我家的事，凭什么你管？”后来党员干部带头简办，大家一算账——省下的钱是实打实的，便心服了。
同样的阻力，也出现在施秉县黄琴村。龙云在外闯出一片天，那年回村给儿子办婚事，想办得风光，菜单上龙虾鲍鱼当家，每桌2000元。
村干部3次上门，做工作、算细账。第三次，还没等开口，龙云把菜单一推：“我想明白了。真正的体面，不是让人吃不起的宴席。”
婚事当天，桌上没有龙虾鲍鱼，只有酸汤鱼、腊肉等家常菜。龙云当场宣布：省下的钱，一份入股大棚蔬菜、添冷链车，另一份设助学基金。
半年后，印着“黄琴村”的冷链车开进村子。那年秋天，村里头一回5个孩子同时考上省城大学。
龙云不是孤例。面子供给变了，群众选择就变了。当文明、健康、实惠的新面子成为日常，群众自会用脚投票，“我要改”水到渠成。
面子变了，群众得了什么？
“面子改革”有序推进，人情债逐渐减轻。群众手头宽裕了，心思也活络了，开始琢磨更有价值的事。
这种变化，在甘溪最先冒了头。
甘溪本有习武传统。过去农闲，大家围着牌桌酒桌转；现在“村武”兴起，村里顺势打造了“功夫村”景区。袁孟梅、吴金荷、刘兰冬等村民，孩子都在“合约食堂”办了喜宴，她们放下锅铲、穿上练功服，加入村武术队，时常表演。
“合约食堂”摇身变成土菜馆。今年“五一”当天，接待七八百位游客，营业额超万元，成为村集体经济增长点。2025年，村里种了300亩功夫菊，年产值500万元，带动脱贫户就业100多人次，户均年增收5000元。
同样的逻辑，在榕江换了个“踢法”。
“村超”火了，火的不只是球赛，更是基层治理的新路子。榕江喊出一个口号：“多个球场、少个赌场，多场球赛、少场酒席。”球场成了培育文明风尚的新课堂。村民自发排练民族表演，志愿者敲盆“喊寨”，爱好喝酒打牌的群众纷纷丢下麻将、走上球场，连有矛盾的村民也摒弃前嫌，共商赛事。
2025年洪灾后，全县投入9万多人次清淤，仅用一个月就让“村超”球场重新亮灯。一场球赛，踢走了洪灾的阴霾，也踢走了陈规陋习的生存空间。
当面子变成球场的欢呼，群众自然有了新去处。
凤姐和嬢嬢们，则把面子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进账。2021年，嬢嬢们从种菜起步，学剪视频、做直播，渐渐有了“月寨嬢嬢团”的名号。2025年秋，借着“村超”东风，一场直播卖了1万多斤百香果。
看到家乡的发展机会，凤姐的丈夫也返乡了，流转80亩地种起百香果。一家人团圆，日子更有奔头。采访间隙，凤姐手机不时响起“微信收款”声——那是其他嬢嬢在卖葵花粉。去年“村超”期间，她们免费送出1000碗冰粉。
放眼黔东南，这样的变化随处可见。从甘溪的“功夫村”到榕江的“村超”，从凤姐的直播间到袁孟梅的武术队，面子一换，人心更齐了，好日子就跟着来了。
“面子改革”，启示何在？
记者发现，“面子改革”的本质，不是否定群众对面子的需求，而是改变面子的供给方式。当面子只能靠花钱买、靠攀比争，陈规陋习便根深蒂固；当面子可以靠文明挣、凭能力赢，新风尚便悄然兴起。这正是“面子改革”的核心逻辑。
黔东南的实践表明，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摸准了面子这个乡土社会的命门，用一套系统方法论完成治理转型。这套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处理好四组关系——
处理好“堵”与“疏”的关系，破解“光靠禁令管不住”的执行难题。最有效的治理，不是让群众“不敢办”，而是让他们“不想办”“不必办”。刚性红线守住底线，创造更多健康向上的新选择——赛场上的荣耀、成才的自豪、创业的成就感，让群众告别旧面子。疏堵结合，刚柔并济，才能让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处理好“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破解“干部干、群众看”的认同难题。“面子改革”不是“干部包办”，而是干部引领方向、群众自主实践。干部是引路人，群众是主人。规矩是大家商量出来的，执行是大家共同监督的。参与感带来认同感，认同感转化为执行力。最好的治理，是让群众自己管自己。
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破解“‘面子改革’如何落地”的实践难题。“面子改革”不能割裂传统，也不能另起炉灶，而是要在尊重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赋予新风以活力，在与时俱进中留住乡愁的根脉。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文化积淀，挖掘好、转化好，优秀传统便能成为新风的土壤，而非改革的阻力。
处理好“当下”与“长远”的关系，破解“运动式治理一阵风”的持续难题。“面子改革”没有捷径。观念转变需要时间沉淀，风尚养成需要习惯累积。急功近利只会适得其反，久久为功方能见真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给足耐心与包容，让新风真正成为日子的一部分。“面子改革”，急不得，也慢不得。
从鼓楼下的新式婚礼，到“状元林”的郁郁葱葱；从“村超”的万人欢呼，到凤姐的“微信收款”——面子变了，不是靠禁令，而是靠好日子。
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在黔东南化作最有力的回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这场“面子改革”，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一个参照样本。
作者：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朝民 刘久锋 王可依 刘佳兴
原标题：“面子改革”的黔东南样本
图片：吴光辉摄、王宏模摄、网络
监制： 杜娟 编辑：杨钰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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