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7日，东莞一家服装厂正式宣布结业。通知贴在车间门口的墙上，纸是新的，边角被风掀起了一点，上面写着：7月18日结算公司资产，7月23日结算工资，用公司资产支付，不够的部分员工自行走程序追。
老周站在人群后面，看不清通知上的字，等他挤到前面时，旁边的人已经念出声了。有人骂了一句，有人转身走了。老周没骂也没走，盯着那行字看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下一个字会变成“老板自掏腰包补足差额”，可没有，他从头到尾看了五遍，一个字都没变。
他在这个厂干了八年，从车工干到小组长，日复一日的踩缝纫机、剪线头、换梭芯。这八年的青春都钉在流水线上了，可到头来，连工钱都可能拿不全。
7月18日早上八点，几个穿白色衬衫的年轻人在车间里转了一圈，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拍了照片，然后让人把设备搬出来。^
缝纫机一台台从车间抬出来，堆在厂门口的露天场地上，太阳晒着，铁皮发烫。老周认出自己那台机器，脚踏板上的防滑纹都磨平了，那是他踩了八年的痕迹。
老周在门口站了很久，看着自己的机器被搬出来，看着它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他伸手摸了摸，铁皮还是温的，旁边的人问他要不要摸一下，他摇了摇头，转身走了。他怕摸一下就不想走了。
制衣厂的设备值不了多少钱。几台缝纫机、几张裁床、几台熨烫机，打包卖了也凑不出几个人的工钱。有人算过一笔账，全厂一百多号人，平均一个人两个月工资，全卖了都填不满。别说经济补偿金了，这八年的青春，最后折现出来可能还不够一个月的房租。
他想起刚进厂那年，老板在开工饭上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他信了，现在想想，一家人在餐桌上，也有主菜和配菜的区别。
老周打电话问劳动仲裁，对方说程序至少要走三个月到半年。三个月，他等不起。他还要交房租，还要吃饭，还要给家里寄钱。
厂倒了，饭还得吃，日子还得过，工钱可以慢慢等，可下一顿饭不能等。这大概就是打工人的命——厂在时有饭吃，厂倒了连工钱都凑不齐。老周把手机屏幕按灭，摸了摸那台缝纫机最后待过的地方，一地空荡荡。
他想找老板说句话，可办公室早空了。只留下一地废纸、几根旧电线，和一排还没来得及搬走的塑料凳子。
他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转头走了。八年的青春，八年的工龄，换了一台报废机器的折旧价。不是老板没钱，是进他口袋的钱，舍不得再往外掏。他懂，但不代表他不心寒。
他只想拿回自己应得的工钱，然后找个新厂继续做。可八年的青春，八年的工龄，换来的是一张需要自己追的通知书。老周想，该醒醒了。他走出厂门口的时候，阳光正好打在脸上，有点刺眼。
他把帽子往下压了压，没说一句话，也没回头。后面的路，跟这家厂没关系了。再远的路，也要一步一步走。哪怕前头没有厂门了，阳光也还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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