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七九年腊月，北上返城的绿皮火车像一头喘着粗气的老牛，在风雪交加的夜色里缓慢爬行。
车厢里弥漫着浓重的旱烟味、汗酸味和劣质白酒的辛辣味，熏得人脑仁发疼。
我紧紧攥着口袋里那封拍着“父危速归”四个大字的加急电报，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着不正常的青白。
坐在我身边的苗丫，半个身子紧紧贴着车厢冰冷的铁皮，正随着火车的颠簸微微摇晃。
她那双常年握锄头、布满老茧和冻疮的手，此刻正极度不安地绞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花棉袄的衣角。
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离开黄土高原，也是我时隔五年第一次带她回我那个远在城市的家。
车窗外的风雪越下越大，模糊了远处的灯火，也让我的心沉入谷底。
我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那是一九七四年，陕北的雨季来得比往年都要阴冷猛烈。
黄土高坡上的泥水混着烂树枝和干草根，像一条条浑浊的小瀑布一样顺着沟壑往下灌。
我和同乡的知青许大军正披着破编织袋，在后山的自留地里抢收刚冒头的几垄苞谷。
“卫东，你看那边泄洪沟的烂泥坑里，是不是趴着个人！”
许大军突然停下锄头，抹了一把脸上冰冷的泥水，指着不远处的斜坡扯着嗓子大喊。
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扔下锄头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蹚着没过小腿肚的泥浆冲了过去。
暴雨像石子一样砸在脊背上生疼，但我根本顾不上这些。
浑浊的烂泥塘里，一个瘦弱得像猫一样的身影蜷缩成一团，身上的粗布衣裳早就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我费力地把她从泥潭里拽出来翻过身，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是一张惨白到没有半点血色的脸，嘴唇发紫，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满脸都是泥水和枯叶。
她看起来顶多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浑身冰凉得吓人，只有贴近了才能感觉到胸口还有一丝微弱的起伏。
“快，别愣着了，搭把手把人背回窑洞去！”
我冲着站在坡上发呆的许大军吼了一声，直接弯下腰把这个满身烂泥的姑娘拽到了背上。
她轻得像一捆晒干的柴火，骨头硌得我后背生疼。
顶着狂风骤雨回到知青点那个漏风的破窑洞，我赶紧把她放在了我的土炕上。
我翻箱倒柜，找出了仅剩的半块发硬的高粱面馍馍。
我又从床铺底下的铁皮糖盒里，抠出了一小块平时自己生病都舍不得碰的红糖。
昏黄的钨丝灯泡在头顶摇摇晃晃，发出滋滋啦啦的电流声，仿佛随时都会熄灭。
灶膛里的柴火终于被我用干草引燃了，跳跃的火苗驱散了一点窑洞里刺骨的阴寒。
我把熬得滚烫的红糖姜水端起来，放在嘴边小心翼翼地吹凉，用粗瓷大海碗端到了土炕边。
许大军在旁边搓着手，急得在狭窄的屋里直跺脚。
“卫东，这人眼看就剩一口气了，能救活吗，万一死在咱们这儿，到时候跟队里可说不清啊。”
我没有搭理他的埋怨，只是拿起勺子，小心翼翼地撬开姑娘紧紧咬着的牙关，把暗红色的糖水一点一点喂进去。
大半碗热气腾腾的糖水下了肚，炕上的人终于有了动静。
她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睫毛剧烈地颤抖了几下，缓缓睁开了眼睛。
那是一双极度惊恐、充满了防备的眼睛，就像是在深山老林里受了惊的野鹿。
她下意识地拼命往炕角那堆破棉絮里缩，手却在慌乱中死死地揪住了我那件打着补丁的蓝布褂子的下摆。
那场秋雨连着下了三天三夜，这个不知来历的姑娘就在我的土炕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三天。
第四天大清早，久违的太阳终于出来了，阳光透过窗户纸斑驳地照在黑乎乎的灶台上。
我刚从村头的老井挑完两桶水回来，就听见屋里有动静。
推开门，我看见她正扶着掉灰的土墙，颤巍巍地站在灶房里，试图点燃那把有些受潮的干柴。
“你身子还没好透，虚得厉害，赶紧回炕上躺着去。”
我放下沉重的水桶，三步并作两步跨过去，下意识地想扶她一把。
她像触电一样猛地缩回手，低着头，声音细若游丝，却透着一股倔强。
“俺……俺能干活，俺不吃白饭。”
看着她那副小心翼翼、生怕被人赶出去的样子，我心里莫名地泛起一阵酸楚。
我拉过一条断了一根横木的板凳让她坐下，从锅里端出一直温着的半碗棒子面糊糊递到她手里。
“先吃口热乎的垫垫肚子，你叫什么名字，家是哪里的，怎么一个人倒在后山？”
她捧着那个缺了口的大海碗，手抖得厉害，眼泪突然就吧嗒吧嗒地砸进了滚烫的糊糊里。
“俺叫苗丫，老家往北走遭了大灾，地里颗粒无收，爹娘都在逃荒的路上饿死了。”
她抽噎着，死死地咬着自己干裂的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太大声音。
“俺跟着难民一路往南走，实在走不动了，大哥，你留俺扫个地生个火吧，俺吃得可少了，绝对不多占你们的口粮。”
我看着她洗得发白且短了一大截的裤腿，还有脚上那双早就磨透了底、露出脚趾的千层底布鞋，拒绝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就在这时，老支书赵长顺披着那件万年不变的羊肚子毛巾，抽着旱烟锅子迈进了知青点的院子。
“卫东啊，我听说你救了个女娃娃，这到底是啥情况，咱们村可不能随便留来历不明的人啊。”
赵长顺吐出一口浓烈的青烟，眼神锐利地上下打量着正端着碗发抖的苗丫。
苗丫吓得扔下碗，“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坑坑洼洼的泥地里。
“大伯，俺是清清白白的人家，俺真的没地方去了，求求您给条活路吧，俺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
我叹了口气，一把将苗丫从地上拽起来，结结实实地挡在了她的身前。
“支书，她就是个遭灾逃难的苦命人，算我远房的一个表妹来投奔我的，她的那份口粮从我的工分里扣，绝对不占集体的便宜。”
赵长顺眯着眼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躲在我身后瑟瑟发抖的苗丫，拿着烟枪在鞋底磕了磕灰。
“你小子自己都吃不饱，还要再带个嘴，罢了罢了，只要不惹事，随你折腾吧。”
看着老支书背着手走远的背影，我松了一口气，转头看着眼眶通红的苗丫，塞给她一块干净的毛巾。
从那天起，苗丫就在知青点正式住了下来。
我们俩在这个四处漏风的破窑洞里，守着那点微薄的口粮，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微妙的生活节奏。
她手脚麻利得让人心疼，似乎总想用无休止的劳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每天天还没亮，灶房里就有了劈柴生火的动静和热气腾腾的饭菜香味。
我那几件在干农活时划破、破得不能再破的衣裳，也被她用借来的针线，密密麻麻地缝补得整整齐齐。
晚上，我睡在靠门的破木板床上，她睡在最里头的土炕上。
中间隔着一道许大军找来的破烂花布帘子，我们谁也不说话。
安静的夜里，只能听见窗外秋虫的鸣叫声，和彼此在黑暗中浅浅的呼吸声。
黄土高原上的日子，就像村头那眼老井里的水，一天天安静而枯燥地流淌着。
转眼到了秋收的季节，漫山遍野的麦浪翻滚，金黄一片，空气中到处都是麦芒的干涩味。
双抢的时候，生产队的活儿重得能把人的脊梁骨生生压弯。
我每天在日头下挥舞着镰刀，累得像散了架一样，回到窑洞连抬手喝口水的力气都没有。
苗丫把这一切都默默看在眼里，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第二天清晨，拿着一把旧镰刀默默地跟着我下了地。
她没有本村的户口，大队里不给她记工分，但她却干得比谁都拼命，仿佛在跟自己的命较劲。
烈日当头，毒辣的太阳把她的后脖颈晒得红肿，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
我看着她手里那把生锈的镰刀，和手心磨出的几个挑破了又重新灌满黄水的血泡，心里一阵阵地抽痛。
“你赶紧回去，这活儿不是你一个大姑娘干的，再晒下去人就废了。”
我大步走过去，一把夺过她手里的镰刀，语气里带着连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焦躁和心疼。
苗丫倔强地抬起头，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混着黄土在脸上画出一道泥印子，眼底透着一股子执拗。
“俺不怕累，俺多干一点，你就能少累一点，卫东哥，你让俺干吧。”
就这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像是一把柔软的刀子，直直地扎进我心里，把我坚硬的外壳剥得一干二净。
可是，人多嘴杂的农村，最不缺的就是那些能把人淹死的闲言碎语。
村里的寡妇王翠花在井台边洗衣服时，当着好几个大娘的面，阴阳怪气地嚼起了舌根。
“哎哟，城里来的知青就是有手段，白捡个黄花大闺女回去暖被窝，天天同进同出的，连个名分都不给，也不知道丢的谁家的人。”
这话像长了翅膀一样，不到半天就传遍了整个村子，甚至连下地干活的小孩看着苗丫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
那天傍晚，我扛着锄头回家，远远就看见苗丫蹲在院墙根的柴火垛后面，把头埋在膝盖里偷偷抹眼泪。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是个懦夫。
我把锄头往地上一扔，深吸了一口气，大步走过去，一把拉住了她沾满泥土、还在微微发抖的手。
“苗丫，别哭了，快站起来。”
她惊慌失措地想往回缩，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我却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
“咱们明天去镇上的供销社扯两尺红布，再买一斤大白兔奶糖。”
苗丫愣住了，挂着晶莹泪珠的睫毛难以置信地颤抖着，呆呆地看着我。
“卫东哥……你……你这是啥意思，俺不要红布，俺只要能留下来就行。”
我看着她那双清澈如水、却写满自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得很慢，但无比坚定。
“我周卫东是个不会说漂亮话的粗人，现在也给不了你城里那种大富大贵的生活。”
“但我绝对不能让你无名无分地跟着我，在这受这些长舌妇的委屈。”
“苗丫，咱们结婚，以后我堂堂正正地护着你。”
苗丫的眼泪瞬间决堤，她死死地咬住下唇，突然猛地扑进了我的怀里，哭得像个终于找到了家的孩子。
那个月底，知青点昏黄的灯泡似乎比平时亮了许多。
窗户上贴着苗丫亲手剪的大红囍字，屋子里洋溢着喜气。
我们就这样，在几桌最简单的粗茶淡饭和乡亲们善意的哄笑声中，喝了交杯酒，成了一家人。
我以为，我们会在这片贫瘠却温暖的黄土地上，相互扶持着，平平静静地过完这一生。
可是，命运的齿轮，才刚刚开始转动，谁也无法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
婚后的日子，虽然穷得连买盒洋火都得精打细算，但这孔破败的窑洞里却破天荒地有了绵长的热乎气儿。
一九七六年的深冬，陕北刮起了能把人脸皮撕裂的白毛风，大雪封了整整半个月的山。
生产队停了工，我和苗丫终于能安安稳稳地在这十几平米的土炕上喘口气。
外面北风像饿狼一样在窗根底下嘶吼，呼哧呼哧地往门缝里灌着冰碴子。
屋里那个用废铁桶改造的简易煤炉子却烧得通红，上面烤着的两个红薯正滋滋往外冒着焦甜的糖稀。
苗丫盘腿坐在炕头上，就着头顶那盏昏黄黯淡的钨丝灯，手里拿着锥子，正费力地给我纳着一双崭新的千层底棉鞋。
粗糙的麻线在她的手指间穿梭，那双手虽然布满了冻疮和老茧，动作却麻利得让人移不开眼。
“别纳了，仔细熬坏了眼睛，我不缺鞋穿。”
我放下手里那本已经翻烂了的《赤脚医生手册》，挪过去一把攥住她冰凉的手，心疼地把她拉进怀里。
苗丫顺从地靠在我的肩膀上，像一只终于找到避风港的流浪猫，嘴角挂着满足的浅笑。
“你的脚骨架大，干农活费鞋，旧的那双鞋底都磨穿了，要是冻坏了脚趾头，开春还咋下地犁田。”
她一边轻声念叨着，一边用指腹轻轻摩挲着我手背上干裂的口子，眼神里全是化不开的柔情。
就在那个滴水成冰的除夕夜，我因为连续几天在冰窟窿里起塘泥，不幸染上了风寒，烧得连亲娘都快认不出来了。
浑身上下像是在火里烤，骨缝里却又像是扎满了冰针，疼得我蜷缩在破棉被里直打摆子。
昏昏沉沉中，我隐约听到苗丫急得变了腔调的哭腔，还有她翻找东西时弄倒水盆的声响。
等我再次恢复一点意识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窑洞的门被一股夹杂着风雪的寒气猛地撞开，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强撑着沉重的眼皮，看到苗丫像个雪人一样跌跌撞撞地扑倒在炕沿边。
她的头发眉毛上结满了白花花的冰霜，那件花棉袄冻得像一块硬邦邦的铁板，连膝盖上的裤腿都磨破了，渗着触目惊心的血丝。
但在她那双冻得通红、止不住颤抖的手里，死死地护着几包用黄纸包着的中药渣和两片退烧药。
“卫东哥，你快咽下去，俺去隔壁村把老中医砸醒了，拿了药回来，你吃了就能好。”
她抖着手把药片塞进我嘴里，端着缺口的海碗，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我的脸上，烫得我心尖都在发颤。
后来我听同村的许大军说，那天夜里风雪太大，山路完全被埋了，苗丫是一路连滚带爬摔了十几个跟头，硬生生走了十几里山路才求来的药。
我紧紧抱住这个为了我连命都可以不要的傻女人，暗暗在心里发誓，这辈子哪怕豁出命去，也绝不让她再受半点委屈。
五年的时光就像老黄牛拉着的石碾子，一圈一圈，慢吞吞地碾碎了青春，却把我们俩的命死死地拴在了一起。
大雪化了又下，麦子黄了又青，苗丫不仅成了操持家务的好把式，也成了我生命里一刻也离不开的主心骨。
就在这平平淡淡的柴米油盐里，时间悄然滑到了一九七九年的冬天。
随着知青返城政策的陆续放开，知青点的人走得七七八八，原本喧闹的院子彻底空荡了下来。
许大军走的那天，拉着我的手劝我赶紧办手续回城，别真在这个穷山沟里当一辈子泥腿子。
我看了看正在灶房里默默帮我收拾行李，背影有些发僵的苗丫，笑着摇了摇头。
“我不走，苗丫没有城市户口回不去，她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
我本以为，我会为了她彻底扎根在这片黄土高坡上，直到那封带着雪花和加急邮戳的电报，彻底撕裂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那天傍晚，邮递员老李蹬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二八大杠，一路按着喇叭冲进了知青点的大院。
“周卫东，城里来的加急电报，快出来签字。”
老李的声音在空旷的院子里显得格外的刺耳，带着一股让人心惊肉跳的急躁。
我正坐在院里的木墩子上劈柴，听到这话，手里的斧头猛地劈偏了，险些砍到脚背上。
苗丫从灶房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手里还拿着烧火棍，脸色唰地一下变得煞白。
我接过那张薄薄的黄色电报纸，手抖得怎么也按不住纸页的边角。
上面只打印了短短的四个字：“父危速归”。
这四个字像是一记闷棍，狠狠地砸在我的后脑勺上，砸得我眼冒金星，脑袋里嗡嗡作响。
我爹周铁军是个脾气比石头还硬的退伍老兵，当年就算在战场上被炮弹片削掉了一块肉，都没吭过一声。
我妈王秀芝也是个极其隐忍的传统妇女，如果不是到了真正的生死关头，她绝不可能给我拍这种加急电报。
“卫东哥，出啥事了，你别吓俺。”
苗丫扔了烧火棍，紧紧抓住我冰凉的手臂，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哭腔和无助。
我深吸了一口气，压下胸口翻涌的恐慌，反手将她粗糙的手掌包裹在手心里。
“我爹快不行了，我得马上回城，今晚就走。”
苗丫愣了一下，随即没有任何犹豫地转过身，跌跌撞撞地冲进里屋。
不到半个钟头，她就把我们仅有的几件换洗衣裳塞进了一个旧帆布包里。
她又从炕席底下翻出那个用碎布头缝了好几层的旧布包，把里面积攒了五分、一毛的纸币，还有几张皱巴巴的粮票，全都倒在了我的手心里。
“卫东哥，俺跟你一起回去，俺也是周家的媳妇，爹病了，俺得在床前伺候着端屎端尿。”
看着她那双通红却坚定的眼睛，我心里一阵发酸，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们在漆黑的风雪夜里赶了三十多里夜路，终于在天亮前爬上了县城开往省城的长途客车，随后又换乘了那趟令人窒息的绿皮火车。
三天三夜的颠簸，硬座车厢里的酸臭味和车窗外无尽的风雪，几乎耗尽了我们所有的体力。
当火车终于在这个重工业城市的火车站缓缓停靠时，我的双腿已经肿得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站前广场上满是穿着灰色、蓝色棉大衣的城里人，到处都是自行车的清脆铃声和汽车的鸣笛声。
苗丫背着那个褪色的帆布包，瑟缩在我的身后，像一只误入狼群的兔子。
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那双沾着干涸泥巴的布鞋，又看了看周围那些穿着皮鞋、皮靴的城里姑娘，下意识地想要往后退。
我一把攥住她有些发抖的手腕，十指紧扣，牵着她大步流星地走向站外的公交站台。
“别怕，记住，你是我周卫东明媒正娶的媳妇，到了家就跟在我身后，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市人民医院的走廊里，充斥着一股浓烈的来苏水味，冰冷得让人感到绝望。
墙围子上剥落的绿色油漆像是一道道丑陋的伤疤，头顶忽明忽暗的白炽灯拉长了我们两人焦急的影子。
我拽着苗丫的手，呼吸急促地跑到三楼尽头的重症病房门前。
病床前，我妈正背对着我们，手里拿着一条热毛巾，小心翼翼地给病床上那个戴着氧气面罩的老人擦拭着干枯的手背。
听到门轴转动的吱呀声，我妈的动作猛地顿住了。
“妈，我回来了。”
我红着眼眶，声音嘶哑地喊了一声，拉着苗丫跨进了病房。
我妈王秀芝转过身，那张满是风霜和泪痕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惊喜，但当她的目光越过我，落在我身后的苗丫脸上时，整个人瞬间僵硬在原地。
“哐当”一声脆响。
她手里的搪瓷缸子直直地掉在水磨石地板上，滚烫的热水溅了一地，打湿了苗丫的裤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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