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个字，争了几十年。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有人一口咬定，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也有人说，朱德早在南昌起义余部转战时，就已经讲出了这套办法。
这事不能只看一句口号。
得把镜头拉回一九二八年的井冈山。
那时的红军，还不是后来纵横天下的队伍。山路窄，枪少，粮紧，敌人从湖南、江西两边压过来，红军一旦硬碰硬，吃亏的往往是自己。
硬打不行。
守城也不行。
一九二七年底，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城。敌人反扑后，部队被迫撤出，损失不小。毛泽东从这次教训里看明白一件事：弱小部队拿命去拼消耗战，划不来。
他把眼光转向山里。
井冈山上有个“朱聋子”的故事。官兵进山抓他，抓了多年也抓不到。山深林密，他带着人绕来绕去，把官兵拖得没办法。
朱聋子有句话：“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这句话很土。
可土话里有真东西。
毛泽东听进去后，没有照搬。他把“打圈”改成了红军的战法：不是只为躲命，而是为了避开强敌，寻找弱点，再集中兵力打一下。
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走。
一九二八年一月，毛泽东在遂川、万安两县党的联席会议上，已经提出过一个更早的说法：“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这还不是十六字诀。
它少了关键一环。
少的是“敌疲我打”。
这四个字很要命。没有它，游击战容易被看成只会跑；有了它，跑、扰、等、打，才连成一条完整链子。
敌人来，红军退。
敌人停，红军扰。
敌人疲，红军打。
敌人退，红军追。
山路、夜袭、群众、情报、疲劳，全被装进十六个字里。
可这时，朱德也正带着南昌起义余部在湘南、赣南一带转战。
他面对的处境同样凶险。部队从正规作战转到农村游击，不能再按旧军队那一套排兵布阵。敌强我弱，粮弹不足，一打硬仗就可能把家底赔光。
朱德是老军人。
他知道兵不能当木桩用。
南昌起义军南下失利后，朱德、陈毅等人在赣南整顿部队，保存骨干，开展群众工作，也在不断摸索灵活机动的战法。后来不少回忆和研究，都提到朱德对游击战术的形成有重要贡献。
争议就卡在这里。
单说谁一个人“拍脑袋发明”，就把历史说窄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宁冈砻市，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这一天，山里的局面变了。
毛泽东带来的是井冈山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党领导军队的实践；朱德带来的是正规军事经验、南昌起义余部的骨干和湘南转战的血火教训。
几天后，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朱毛”两个字，从此连在一起。
一九二八年五月，他们在总结井冈山斗争和红军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了完整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谜底就在这里。
如果问“最早的雏形”，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一月提出的“十二字诀”，是清楚的一条线。
如果问“完整的十六字诀”，更稳妥的说法是：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实践中共同概括形成。
这个答案，也更接近后来权威表述。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回顾说，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朴素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那就是这十六个字。
这不是书斋里的兵法。
它是山路上走出来的。
一九二九年四月，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里，毛泽东又把这套办法写得更清楚：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强敌跟追，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纸上的十六个字，背后是一次次退让、骚扰、等待、突击。
看上去在退，其实是在选战场。
看上去在扰，其实是在拖敌人。
看上去在走，其实是在等对方露出破绽。
这才是十六字诀真正厉害的地方。
它不是逃跑口诀，而是弱军保存自己、发动群众、寻找战机、消灭敌人的办法。
朱德后来在党的七大军事报告中，也谈到过经过百战磨练的游击战术。毛泽东后来则把游击战、运动战、人民战争的经验进一步系统化。
一个重在实践积累。
一个重在总结升华。
井冈山的油灯下，地图摊开，红蓝铅笔在山岭、河谷、县城之间移动。毛泽东和朱德面对的不是一句口号归谁所有，而是下一仗怎么打、队伍怎么活、根据地怎么守。
十六个字，就从这样的夜里长出来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宁冈砻市的队伍站在河东广场上，朱德是军长，毛泽东是党代表。山风吹过会场，红军还很小，可那十六个字，已经开始跟着这支队伍往更远的山路上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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