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栋老居民楼里住了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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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楼，没电梯。每天下班爬楼梯，累得腰酸背痛。尤其夏天，到家门口，衣服能拧出水。
但我不怕爬楼。
因为到六楼拐角，我总会停下来，喘口气。这时候，头顶七楼那扇门，准会吱呀一声开了。然后一束暖黄的光，从门框里漏出来，正好照在我脚底下的台阶上。
我知道，是张姨。
张姨住七楼，我家对门。搬来第一个月，我跟她唯一的交集，就是某天早上出门，看见她拎着两大袋垃圾，走一步歇两步。我顺手接过来，帮她带下楼扔了。
就这么点事儿。
打那以后，只要我加班超过晚上九点，七楼的灯，一定亮着。
张姨从不说是特意为我留的。我有次碰见了，顺嘴说：“姨，您家门灯真亮，正好给我照路。”
她摆摆手：“哎呀，年纪大了，费不了几个电。开着灯，屋里亮堂，心里不慌。”
说完，转身进屋，门虚掩着，那束光还是照在台阶上。
后来慢慢熟了，我才知道她一个人住。女儿在外地，一年回来一趟。她每天的生活很简单，买菜，做饭，坐在阳台小马扎上择菜，偶尔下楼跟院里老太太们晒晒太阳。
我们交流不多。但不知道从哪天起，我家门口的脚垫上，会时不时多出点东西。
一把水灵灵的小葱，几根顶花带刺的黄瓜，一小袋老家寄来的花生。都用塑料袋装着，系个活扣，安安静静搁那儿。
我从没当面给过钱。第一次拿进去，隔天买了几个西红柿，也装塑料袋，挂她家门把手上。敲两下门，转身进屋。
隔着门，我听见她开门，嘟囔一句“这孩子”，然后关门声。心里莫名踏实。
这种默契，持续了好几年。
直到去年冬天，我遇上件棘手的事。
公司派我去外地出差，原定三天，结果那边出了状况，拖成一周。家里养了只猫，叫煤球。走之前放的猫粮和水，撑不了那么久。
我翻遍通讯录，同事们不是跟着出差，就是住得远。急得没办法，我厚着脸皮，第一次敲开了张姨的门。
她听完，还是那副淡然表情：“钥匙给我。你忙你的去，一个小猫还怕饿死。”
我把备用钥匙给她，叮嘱煤球怕生人，不用特意逗它，换了水粮就行。
出差那几天，忙得脚不沾地，只在第三天晚上，收到一条短信。张姨用老人机，不会打字，发的是空白消息。
我盯着屏幕看了会儿，明白过来。她是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怕打电话打扰我，又怕我担心，就用这种方式，让我放心。
那瞬间，坐在陌生城市的宾馆床上，看着那条空白消息，鼻子酸得不行。
出差回来是晚上十点多。爬上六楼，习惯性抬头，那盏灯果然亮着。但跟以往不一样的是，我家那扇门底下，也透出光。
开门，屋里暖气扑脸。客厅小夜灯开着，煤球团在沙发垫子上，肚子圆滚滚。阳台晾衣架上，我走之前忘收的几件衣服，被整整齐齐挂成一排，干透了，带着洗衣液的清香。
桌上压着张纸条，字迹有点歪歪扭扭：
“猫乖，一天喂两次。衣服收了，怕落灰。厨房有小米粥，自己热。钥匙压在碗底。”
我走进厨房，电饭煲处于保温状态。打开，黄澄澄的小米粥，还冒热气。上面架着个蒸屉，热着一个馒头，一碟子清炒土豆丝。
洗过手，我坐在餐桌前，就着这碟土豆丝，喝了一整碗粥。
楼道里很安静，对门没动静。张姨应该睡了。
我刷完碗，把钥匙重新串好。想了想，又从包里翻出一盒出差时买的点心，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就是觉得包装好看，适合老年人吃。
开门，轻手轻脚，挂在她家门把手上。塑料袋发出窸窣的响声。
我正要缩回手，门里传来一声咳嗽，然后张姨的声音，隔着门板，听起来有点闷闷的：
“早点睡，明天还上班呢。”
我应了一声。站在门口等了会儿，里面没再说话。
我这才轻手轻脚回屋。关门，站在玄关，看着客厅里小夜灯投在沙发上的影子，还有阳台上那排晾干的衣服，厨房里电饭煲温着粥的味道，一点点飘过来。
煤球打了个哈欠，从沙发上跳下来，蹭我的脚踝。
窗外开始飘小雪。七楼这扇老窗户边沿，慢慢积了薄薄一层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