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三年，唐武宗率先下令取缔摩尼教，开始对外来宗教收紧管控。摩尼教当时依附回鹘势力在北方传播，回鹘汗国衰落之后，朝廷失去制衡顾虑，率先清剿摩尼祠宇，教徒全部勒令还俗。
唐朝命令三类宗教神职人员全部勒令还俗，本土出身者遣送原籍承担赋税，纯外籍人士统一集中，安排海路、陆路送回母国。
七月，朝廷迅速下达细化敕令，除限定佛寺留存规模之外，新增条款专门针对外来宗教神职人员，大秦、穆护、祆所属祠宇全部拆毁，田地、财物由官府没收，建筑木料改修官署、驿站，金属礼器熔铸铜钱。八月壬午日，武宗颁布总结性制书，记录整场整治运动的完整数据，全国拆毁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小型私人佛堂四万余所，二十六万零五百名僧尼编入两税户，释放寺院奴婢十五万人，收回大片肥沃农田。
这场全国性取缔行动推行速度极快，七月下发政令，八月基本完成各地执行，朝廷专门派出多名御史分道巡查各州，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记载，御史乘坐驿马刚离开长安，各地寺庙、外来祠宇就已经拆除完毕，地基直接开垦耕地。
唐朝清除外来宗教其实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各类外来祠宇占有土地、商铺，神职人员长期免除赋税徭役，挤压朝廷财政收入；
第二，武宗忌惮大食、波斯海外势力通过蕃坊渗透内地，担心外来群体聚集形成地方势力；
第三武宗终身崇奉道教，将所有海外传入信仰视作“异俗”，意图统一全国教化，让百姓归于本土礼法体系。
禁令推行期间，原本由祠部统一管理的外来祠宇神职人员，全部移交鸿胪寺下属主客司管辖，主客司专门处理各国朝贡外事，此举刻意区分本土民众与外来信徒，强化夷夏界限。
这场针对穆护的禁令持续时间很短，会昌六年，唐武宗因服食丹药离世，唐宣宗即位后全面推翻前朝崇道抑外政策，放松各类宗教管控，被强制还俗的穆斯林、景教徒、祆教徒重新恢复宗教活动。
数十年后的公元870年，阿拉伯人伊本·瓦哈卜乘船抵达广州，随后陆路北上长安，自称先知后裔，多次上书请求面见帝王。
公元878年，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中国印度见闻录》记录此战相关细节，起义军围城多日破城之后，城中各国商人遭遇大规模冲击，仅伊斯兰、基督、犹太、祆四类信徒遇难人数达到十二万，这个数字依据人头赋税名册统计而来，有明确户籍登记作为参照。
经此一战，广州海外贸易遭受重创，不少穆斯林商人向北迁移，前往扬州、泉州、长安定居，分散各地的穆斯林社群，依靠小规模礼拜场所维持信仰活动，不再集中修建大型祠宇。
从永徽二年阿拉伯首次遣使，到会昌五年全国取缔穆护，再到宣宗时期政策放宽，前后两百余年，外来穆斯林经历了繁荣聚居、禁令打压、缓慢复苏三个阶段。
会昌年间三千余名穆护被勒令还俗，是伊斯兰教在中原第一次遭遇自上而下的全国禁令，区别于地方战乱带来的局部冲击，这是唯一一次中央朝廷主动出台法令，全面限制穆斯林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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