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六岁，姐姐九岁。
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我脸上时，我正蹲在灶台边啃一块冷馒头。那馒头是前天剩下的，硬得硌牙，我啃得费劲，嘴角还沾着一粒芝麻。
"小赔钱货！让你偷吃！"后妈王秀莲的嗓门跟破锣似的，尖得能划破窗户纸。她那只手，粗糙得像砂纸，指甲缝里还嵌着黑泥，五个红印子火辣辣地印在我左脸上。
我没敢哭。姐姐从堂屋冲出来，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她的小身子在发抖，可眼睛却直勾勾地瞪着王秀莲。姐姐嘴唇咬得发白，一声都没吭。
那是1987年秋天的事，晒场上刚打完的谷子还没收干净，风一吹，谷糠满院子飞。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就在那一刻，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我叔叔李长贵，扛着一麻袋红薯，站在门口。他没说话，就那么站着，眼睛死死盯着王秀莲那只还没放下的手。
叔叔那年二十八岁，是我们村里出了名的老实巴交的木匠，一米八的个头，肩膀宽得能扛半扇门板。他平时话少，见了人只会憨憨地笑。可那天，我第一次看见他脸黑得像锅底。
"嫂子。"叔叔开口了，声音低得吓人，"这就是你说的，把孩子当亲生的养？"
王秀莲脸上的肉抖了一下，随即又叉起腰："她叔，你少管闲事！这是我们李家的事，我打自个儿的娃，碍着你什么了？"
"自个儿的娃？"叔叔冷笑一声，麻袋"咚"地摔在地上，红薯滚了一地，"我哥娶你进门才八个月，你说这话，也不怕遭天打雷劈。"
我爹李长富那天不在家，去镇上收账去了。我爹这人，老实是老实，可有个毛病——耳根子软，怕老婆。我妈三年前得急病走了，村里人给他张罗了这门亲事，说王秀莲能干、会过日子。谁知道进了门才半年，就露了本相。
姐姐把我往身后拉了拉，小声说："叔，你别管，一会儿她还要打我们的……"
这话像针一样扎进叔叔耳朵里。他蹲下身，粗糙的大手轻轻摸了摸我脸上的红印子，又看了看姐姐胳膊上一块青一块紫的淤伤——那是前几天王秀莲用擀面杖抽的。
叔叔的眼圈红了。
他站起身，一句话没跟王秀莲说，弯腰把我抱起来，又牵起姐姐的手："走，跟叔回家。"
王秀莲一下慌了："你、你要干啥？李长贵你敢！这是我们家的孩子！"
叔叔头也不回："我哥回来，让他上我那儿领人。"
我爹当天晚上就来了，蹲在叔叔的院子里，抽了一宿的旱烟。烟锅子里的火星子明明灭灭，映着他那张愁苦的脸。
"长贵啊，"我爹叹气，"孩子还是得跟我回去，秀莲她……她就是脾气急，人不坏。"
叔叔正在给我姐姐熬小米粥，锅里咕嘟咕嘟响，米香混着灶膛里柴火的烟味，飘了满屋子。他把粥盛出来，端到姐姐面前，才转过头，看着我爹。
"哥，"叔叔说，"这两个娃，我养。"
我爹猛地抬头："你说啥胡话？你还没成家呢！"
"我不成家了。"叔叔说得平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翠芬走了三年，两个娃跟着那个女人，早晚得出事。你要是心疼她，就在家好好过你的日子，娃归我。"
翠芬，是我妈的名字。
我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蹲在院子里嚎啕大哭。
姐姐端着粥碗，眼泪一滴一滴掉进碗里。我那时候小，不太懂，只知道叔叔家的炕是热的，被子是干净的，晚上没人骂我，没人打我。
后来我才知道，叔叔那年本来订了亲，姑娘是邻村的，叫刘桂花，长得白净，人也温柔。为了我们姐俩，叔叔把亲事退了。刘桂花家人骂他"缺心眼"，可刘桂花自己，隔了半个月，偷偷来了一趟，给叔叔送了一双她纳的鞋垫，红着眼睛走了。
叔叔一辈子没再娶。
他用做木工的手，给我姐俩缝书包、扎小辫、蒸鸡蛋羹。我姐上高中那年，叔叔为了给她凑学费，去县城工地上扛水泥，肩膀磨得血肉模糊，回来还笑呵呵地说"不累"。我考上师范那年，叔叔喝多了，抱着我妈的遗像哭："翠芬嫂，你看见没，娃出息了……"
如今叔叔七十岁了，头发白得像秋后的芦花。他还住在那三间老瓦房里，屋檐下挂着他年轻时打的木工工具，一件件擦得锃亮。
前年清明，我陪叔叔去给我妈上坟，路上遇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冲叔叔笑了笑，没说话，走过去了。
叔叔站在原地，看了很久很久。
我知道，那是刘桂花。
有些债，一辈子还不清；有些情，一辈子说不出口。叔叔用他的一生，替我爹尽了父亲的责，也替我们姐俩，撑起了一个家。
这世上最深的疼爱，从来不是嘴上说的，是他把自己整个人，都给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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