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以为家》：四年跟拍渔民，镜头之外，我们成了家人|尹航|河以为家|渔民|电影|纪录片|镜头之外

当拆船的轰鸣声在淮河岸边响起，二十多岁的尹航只是带着手机，想随手记录下这段即将消失的水上生活。他没有想过这场临时起意的拍摄，会把自己的人生和两户渔民的命运紧紧缠在一起。四年里，他每天清晨五六点挤上前往岸边的公交，从被当成暗访人员，到被渔民们拉上船听他们讲藏在淮河水浪里的故事。

他没有预设过成片的模样，也没料到镜头会跟着这家人的脚步，走过婚姻的聚散、生活的转折。直到第四个春节的孔明灯飘上夜空，才突然撞见属于这部片子的结尾。淮河岸边的观察者成了被喊做“小孩”的家里人，镜头里的故事，远远超越了“十年禁渔”的时代议题。

凹凸镜DOC与导演尹航展开对话，聊一聊这场跨越四年的、关于湖水、缘分与普通家庭命运的影像旅程。一家人随着湖水的流动而离散，却又像细小的支流，游向各自的岸边。

《河以为家》：四年跟拍渔民，镜头之外，我们成了家人

采访：陈紫嫣

编辑：张先声

凹凸镜DOC：我刚刚看完片子时非常感动。我的家人是在洞庭湖边长大的，也经常去洞庭湖，所以"十年禁渔"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看到影片后半段时，我发现这一家人随着湖水流动而离散的故事，似乎成了影片更重要的部分。

我比较好奇的是，您开始拍摄时，对成片是否有一些主题上的想象或预设？现在片子完成了，和您最初的构思相比，有没有什么差别？

尹航：其实没有。我在拍的时候完全没有做任何预设，没有设想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也没有预想他们的生活会走向哪里。我没有想到片子最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也不知道它会变成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凹凸镜DOC：也就是没有任何预期。

尹航：对，完全没有。最早我去的时候，只是听说他们的船要拆了，想去记录一下那段影像。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了这家人。跟了两周左右，他们的船就已经被拆了，速度非常快。我知道信息后就去拍，差不多三周就全部拆完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拍了下去。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感觉。现在很多问题，我好像只能用"缘分"来解释。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拍这一家，为什么要拍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这五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凹凸镜DOC：这个片子您一共拍了五年，是吗？

尹航：从2020年到2025年，实际是四年。2024年春节是影片结尾的时间点，之后其实我还陆续拍了很多，但没有剪进去。也有一些补拍的空镜和采访，少数空镜用进了成片。2025年我就停止拍摄了。

凹凸镜DOC：您说前三周主要是拍拆船，但我在片子里其实看不太出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和这一家人建立联系的。影片快结束时，阿姨叫您的大名说"尹航，是真疼，不是假疼"，还有婚礼上她幸福地看着镜头说"我好幸福"，那几段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想知道，镜头之外，您和他们的相处是怎样的？

尹航：很多人看完片子会以为他们是我的亲戚，觉得是不是因为很熟才去拍他们。其实我们并不是亲戚，我觉得拍摄本身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在我的认知里，特别是纪录片，你与被摄者首先得是朋友，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你要把他们（拍摄对象）当成真正的个体来看待，以真心换真心，彼此接纳，而不是抱有一种猎奇的视角去凝视、审视他们，做一份冰冷的调研报告，或者是为了满足所谓自己的创作。

在开机之前，我每天都去岸边。一开始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那边有一百零八户渔民，沿着一两公里长的堤坝分布，我每天来回走，跟他们聊天，慢慢就跟大家都混熟了。最开始渔民们对我很警惕，以为我是记者或是暗访人员，非常害怕。

但我天天出现、天天跟他们聊天，他们能感受到我的善意和姿态。有一天他们突然说："我们今天要开会，你要不要来听听？"那之后，我就可以上他们的船了。在那之前我没有上过船，只是用手机这里拍一点那里拍一点。当他们让我上船，我才真正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了倾听者，才知道背后有这么多故事。渔民接纳了我之后，我就可以每天去他们的船上相处。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刘继涛一家和石搏海一家，决定把这两家人作为主要跟踪拍摄的对象。

那段时间我基本每天早上五、六点坐公交车过去，晚上九、十点，他们休息了再回家，与他们相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倾听。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一度把我当成了救命稻草，觉得我能帮助推动他们的案件。他们当时已经决定起诉了。

后来我明确告诉他们，我帮不了法律层面的忙，我的片子没办法在司法上给他们任何优势，能帮他们的只有律师。那时候他们就不再对我抱有这样的期望了。他们说，只是希望以后孩子长大了能看到这部片子，知道父辈祖辈曾经在船上有过这样的生活。在这个阶段，大家反而更放得开了。他们对我没有期待，我对他们也没有期待。

到最后相处的阶段，他们喊我“小孩”，说他们的孩子是我的弟弟妹妹，称自己是叔叔阿姨，向别人介绍时说我是他们家的侄子。我觉得那一刻我不再是纪录片导演，也不只是一台摄影机，他们也不在意我的纪录片最终拍成什么样。

他们把我当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人。而他们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觉得我们关系的最终落点已经超越了纪录片本身。他们可能并不在意我拍了什么、把他们的故事带到哪里，他们更在意的是我这个人。

凹凸镜DOC：能感觉到您所说的，看到后面觉得，你们是完全像家人一样的相处模式。您刚才说到这个过程很长，那有没有一个瞬间让您觉得可以停下来了，这个片子可以在这里结束了？比如说他们通过法律途径最终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或者某个情感的瞬间？

尹航：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拍五年、片子一做就是五年。因为这是我第一部长片，我难以想象五年对我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拍完都三十多了。我毕业后是2018年，2020年开始拍，五年时间。因为这部片子，你又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需要在生活和创作之间兼顾，确实很难。

那时候我经常自己劝自己。我认定一点：纪录片需要时间的积累才能产生情感的浓度和厚度。所以我会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但你又一直等不到一个想结束的事件，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拍摄过程中总会有新的事情发生，当你想结束时，发现怎么又有变化。因为你没有预设，一切总是出乎意料，你就要不断调整思路。

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整理素材了，也在等哪天可以收尾。你问的那个瞬间，就是影片结尾--我陪伴他们度过的第四个春节，更准确地说，是和阿姨度过的第四个春节。那时候他们已经离婚了，那是他们分开后的第一个春节。

那天晚上我在阿姨的新家拍摄，她们举杯欢庆。我当时找了朋友做协拍，去跟拍老刘那边。我很好奇，他们第一个不在一起的春节是什么样的。朋友告诉我，老刘在卖孔明灯。与此同时，我眼前正好有人也在放孔明灯，那一刻我突然被触动了，觉得这就是影片的结尾。

当时在乡下，一群人在放鞭炮、放孔明灯，大家脸上喜气洋洋，充满着对明天的希望。而老刘一个人在那边卖孔明灯，我觉得反差挺大的。他是一个从来不会嘴软的人，永远要赢。我让朋友把当晚那段按结尾的感觉去拍，结果他还被城管劝离了。那一刻我就觉得，这就是人生，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会走到哪一步，一切都像是命运的安排。

凹凸镜DOC：看到那一段的时候真的有感受到很强烈的对比，阿姨那边在举杯欢庆，刘叔却一个孔明灯也没卖出去，就被城管劝离了。

尹航：对。一开始我对老刘可能还带有一点看法，觉得他怎么能这样。但这部片子做完以后，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很可爱。每个人都不是绝对的好人或绝对的坏人，每个人都有很多身份，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我自己的认知也变得更加立体、柔和，看待世界也没有以前那么尖锐和犀利了，我觉得我也变了。

凹凸镜DOC：这五年间，因为和他们相处，您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有了一些变化？

尹航：不瞒您说，2014年我去北京读电影学院的时候，刚离开家乡，对小城市其实抱着一些反感和偏见。我会希望逃离这里。当时会觉得那些地方"怎么那么土"。但后来在北京生活了四年，再回到这里拍纪录片，真真切切地和他们对话、交流，观察城市，感受生活，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因为在上大学之前，你的生活圈子就是学校和家庭，你其实没有真正观察过城市和身边的人，和他们没有交集。

凹凸镜DOC：那您觉得回到家乡拍片，对比之前做商业、时尚摄影，有什么特别喜欢或痛苦的感受？

尹航：对我来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被记住。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定义自己生存意义的方式。不能什么都没留下，赚再多钱好像也没什么意义。但我同时也在拍一些宣传片、广告来维持生计。不同的是拍纪录片之后，心态反而更谦和了，毕竟要赚钱才能拍纪录片。

但纪录片能给我带来更大的力量，让我走得更远，而不仅仅是关注眼下。我身边很多做广告的朋友赚了不少钱，我觉得他们很有能力，但我也问过自己，那不是我想要的。现在算是想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至于痛苦的感受，特别喜欢的地方也有不少。被接纳的过程、每天对未来的期待。期待他们会发生什么、期待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期待片子会怎样。这些都是很美好的部分。但有一件特别痛苦的事，就是如何让片子更安全地被大家看到。

凹凸镜DOC：对，这也是我看了片子后一直想问您的。当时您在现场拍摄时，有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尹航：我当时拍摄时其实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阻挠，主要原因是我用了手机拍摄。对他们来说，手机构不成威胁，他们可能觉得我最多发个抖音，无所谓。他们没想到片子会发展成一部长片。如果我当时扛着摄影机，肯定没法站在那个位置，当天也没有发生冲突，但那个气氛确实让人紧张。

围观的群众很多，渔民们提前就已经准备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没有做过多反抗，所以拆迁过程比较顺利。但后续的官司拖了很久，很复杂。

凹凸镜DOC：看到您在影片开头、包括过程中会拍下很多的标语。后面也是有放了一整段新闻介绍的声音。您愿意分享一下这样处理的思路吗？

尹航：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那些标语一直都在，但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功能和指向，含义也不一样。比如开头那句"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曾经是为了水利工程，防止洪水泛滥。

当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淮河不发洪水了，就有了新的需求：拆掉老旧船和破败村庄，建成市民公园、湖滨公园，让它成为一个利民工程，让大家有地方跑步、散步。不同时代有不同意义。把这些汇聚在一起，就有了交融，观众也会更容易理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凹凸镜DOC：关于剪辑，您说您是边拍边整理，但总体拍摄时间很长，我很好奇您是怎么处理这么多素材的。

尹航：剪辑确实太头疼了。刚开始拍的一两年，我每天拍完素材后会做成表格，记录拍了哪些内容。比如今天拍了河边空镜、哪家人、在干什么，形成一个文本性的整理。拍到一半左右，大概两三年的节点上，我开始剪辑。先梳理文字，把素材按顺序排列，然后去找对应的影像素材，再拼接起来。

先做加法，看看自己拍了哪些东西，全部码在时间线上。拍到后面，主线和主人公自然浮现出来，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拍摄和剪辑。这个过程中就是在做减法，不断删改，这个环节很痛苦，因为你要删掉自己不舍得的东西。

这时就要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要让大家能轻松看懂。我觉得纪录片的使命在于它的社会性和接受度。

凹凸镜DOC：现在片子的结构是有分成三个章节，这是您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全部拍完后回看整理时才决定的？

尹航：我最早分了六个章节，后来发现有点多，二十分钟一段太密了。我按照段落剪完后，慢慢合并，最后为了方便观众理解，就压缩成三个章节。这三个章节其实并不割裂，不加标题大家也能看明白，但加了标题观众能更好地理解。这样做还是为了观众。

凹凸镜DOC：也就是说，拍到后期的时候，叙事线其实已经比较清晰了。

尹航：对，后续剪辑主要调整段落的顺序，让情感更流畅。我觉得好的片子更多不是靠技巧，而是靠传递出来的情感，让观众自己去积攒、到某个点时自行爆发，而不是靠叙事技巧强行把观众推到某个节点。这是我第一部长片，有很多缺点，但我希望以后的作品也是这样，不是纯粹靠技巧堆砌，而是让观众通过感受找到属于自己的打动点。

凹凸镜DOC：我相信每个观众在看这部片子时，都会感受到触动自己的那个瞬间，每个人都不一样。

尹航：不是我强行塞给他们的。就算拍得再美，对我而言也没有那么好。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美的、不是有规律的，大家都是在苦中作乐，何必要去美化呢。

凹凸镜DOC：最后想问一下，现在的成片有给拍摄对象看过吗？

尹航：之前找他们签肖像权协议时提过，但他们没有主动表达想看的意愿。我觉得他们可能并不是很在意这部片子具体什么样。也许未来的某个时刻，他们会坐下来静静回顾我们共度的时光。但现在他们的婚姻状况有些尴尬，可能也不想去面对过去。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之间的相处到了现在的阶段，他们眼里没有摄影机、没有纪录片，只有我这个人。他们更在意的是过年我有没有回到安徽、回到蚌埠，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吃饺子、一起吃饭、聊聊天。

凹凸镜DOC：您现在还会在回老家时去看他们吗？比如过年的时候。

尹航：会的。2025年国庆节，我还特别巧地遇到了刘继涛。我去河边想补拍空镜，那天也没拍出什么，就打车准备回去。叫了一辆滴滴，车在远处，司机摇下窗冲我招手，我近视看不清，走近一看才发现司机竟然是刘继涛。我当时特别震惊，觉得太魔幻了。

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拍纪录片，还是就身处真实的生活中。我下意识想掏出手机拍他，但又很冷静地放下了。因为一路上我们就在聊天、嘘寒问暖。我意识到我不能让他永远活在我的纪录片里，他也要存在于我的生活当中。他不能永远是我的主人公，他也可以是我的朋友。我没有拍他，但他也没变。他说他不跑特惠单，也不跑短途，只跑长途，因为长途能赚钱、赚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