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长去世全院仅我去吊唁，后来他儿子成了市委书记

老院长去世全院仅我去吊唁，后来他儿子成了市委书记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天没亮我就被冻醒了，窗户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医院值班室转来的消息：老院长走了，凌晨三点十七分，在中心医院肿瘤科病房。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直到手机自动锁屏。窗外的天还是墨黑的，远处传来零星鞭炮声，是赶早的人家在祭灶。我掀开被子坐起来，冷空气顺着领口灌进来，打了个激灵。

老院长叫什么来着？我想了想，李博文。博文约礼的博文。我们私下里都叫他李老头，但他一点都不老，走的时候才六十三岁。

我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羽绒服出门，路过早餐摊买了四个包子，两荤两素，用塑料袋装着揣在怀里。路上给科室主任发了条请假短信，他没回。我又给几个相熟的同事发了消息，说老院长走了，要不要一起去殡仪馆看看。石沉大海。

殡仪馆在城西，打车过去要四十多分钟。司机是个话多的中年人，问我去送谁。我说以前单位的领导。他哦了一声，说这大冷天的，能来送的都不容易。我没接话，看着车窗外的行道树一棵接一棵地往后倒，枝桠光秃秃的，伸向灰白色的天空。

到了地方我才知道，遗体告别安排在下午三点，现在才上午十点。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家属，我说不是，是以前同事。他翻了翻登记簿，说您是第一个来的，家属还没到。

我在门口的塑料椅子上坐下来，怀里揣的包子已经凉透了。大厅里暖气不足，我搓着手，看着墙上挂的电子屏滚动的名字。李博文，三个字在黑底红字里格外醒目。

大概十一点多，一个年轻女人推着轮椅进来，轮椅上坐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眼睛肿得厉害。是老院长的爱人，周老师。我站起来迎上去，她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我。

“小孙？”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你怎么来了？”

我说周老师，我正好休假，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她攥着我的手，手冰凉，指甲掐得我有点疼。她说你李老师走之前还念叨你来着，说你那个课题后来怎么样了。

我鼻子一酸，没敢接话。那个课题是我在呼吸科的时候做的，关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社区干预，老院长帮着我跑了很多手续。后来他退了，我也调到了行政岗，课题就搁下了。

周老师问我来的时候看见其他人没有。我说还没到时间，可能下午人就多了。她苦笑了一下，说小孙你不知道，你李老师生病这半年，单位就来过两回人，一回是工会的送慰问金，一回是人事科的拿材料签字。

她顿了一下，说昨晚上通知发出去，到今天早上，就你打了电话。

我去服务台买了花圈，选了最贵的那种，白菊和黄菊扎的，中间别着黑纱。写挽联的时候我想了想，提笔写了八个字：杏林春暖，风范长存。工作人员说写得好，问我是不是家属。我说不是，是学生。

下午两点多，陆续来了些人。院办的一个副主任，带着两个实习生，送了花圈就站到一边刷手机。工会的来拍了几张照片，说是要存档。医务科的小刘跟我点了个头，没说话就走了。还有一个退休的老主任，拄着拐杖来的，跟我握了握手，叹了口气说世态炎凉。

真正让我没想到的是，全院一百多号人，最后来吊唁的，算上我，一共七个。其中三个是老院长以前带过的研究生，两个是后勤上的老职工，还有一个是门口传达室的大爷，说他刚来医院那年冬天手冻裂了，是老院长给他买的护手霜。

遗体告别的时候，司仪念悼词，是院办那个副主任照着模版念的，念到“李博文同志生前系我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时还卡了一下壳。我站在最后一排，看见老院长的儿子站在家属区最边上，穿着一件黑色羽绒服，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他叫李想。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上高中，瘦瘦小小的，戴一副黑框眼镜，放学了就坐在老院长办公室写作业。后来听说考上了北大医学院，再后来又去了美国读博士。老院长退休那年生了一场大病，他回来待了三个月，之后又走了。

遗体告别结束后，家属要留下来办手续。我帮着周老师收拾花圈上的挽联，一张一张捋平了装进信封里。李想过来跟我道谢，声音有点哑，说孙叔叔麻烦您了。我说应该的，你爸对我有恩。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眶是红的，但没掉眼泪。他说我爸常提起您，说您是他见过的最较真的住院医。一个血气胸的急诊，您守了整整四十八个小时。

我说那是九七年的事了，我那时候刚毕业，什么都不懂，是你爸手把手教的。

他点了点头，没再说别的。我递给他一张名片，说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他接过去仔细看了看，收进了内侧口袋里。

从殡仪馆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橙黄色的光晕里飘着细小的雪花。我打了辆车回家，路上给妻子发了条消息，说晚上不回去吃了。她回了个问号，我没解释。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我有时候路过医院门诊楼，看见墙上挂的老院长的照片——还是他五十岁那年照的，头发黑黑的，笑得一脸和气——就会想起那天殡仪馆里的冷清。

偶尔跟同事吃饭，有人提起老院长，说当年要不是他得罪了卫生局那个副局长，后来院长的位置也不会被别人顶了。又有人说他太固执，搞什么学术立院，不搞经营，医院评三甲的时候被人使了绊子。大家唏嘘一阵，也就换了话题。

我没有再跟任何人提过那天的事。

日子该过还是过。医院换了新院长，搞绩效改革，裁了一批人，我也在名单里。好在找了个区卫生局的闲差，钱少点，但清闲。每天看看文件，写写报告，准点下班接孩子。

李想这个名字，慢慢就淡了。

直到六年后的春天，我从卫生局的内部文件上看到了任命通知：李想同志任江城市委书记。我拿着那份文件看了好几遍，确认不是重名。北大医学院博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后，曾任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副司长——履历对得上。

那天晚上我在沙发上坐了很长时间，电视开着也没看进去。妻子问我怎么了，我说你还记得我以前那个老院长吗？她说记得啊，你年年清明都去扫墓的那个。我说他儿子当市委书记了。她愣了一下，说哪个儿子？我说就那个在美国读博士的。她说哦，那挺好的。

我又去了趟老院长的墓地。清明刚过，墓前的花还没谢，有几束一看就是新放的。我蹲下来拔了拔杂草，跟老院长说了会儿话。我说你儿子争气，你放心吧。风很大，吹得旁边的松树哗哗响。

真正见面是那年冬天。区里搞了个基层医疗体系建设的调研，通知我去市里开会。到了市委大院，我才发现会议规格很高，市委书记亲自主持。我坐在最后一排，看见主席台上那个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李想比六年前成熟了很多，鬓角有了几根白发，但那双眼睛还是跟以前一样，清清亮亮的。

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我全程几乎没听进去。散会的时候我收拾本子准备走，听见旁边有人说李书记过来了。我一抬头，他站在我面前，微微笑着，说孙叔叔，您怎么坐这么后面。

会议室里的人都看过来。我有点窘，说我就一听会的，坐哪儿都一样。他说您别急着走，我办公室有好茶，您尝尝。

他的办公室很大，但东西不多。一张办公桌，一排书柜，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不忘初心”四个字，落款是他父亲的名字。我盯着那幅字看了好一会儿，李想给我倒了杯茶，说是我爸退休那年写的，字还是那么硬气。

我接过茶杯，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回来三年了，先在国家卫健委待了两年，后来调到省里，今年刚下到市里。我点点头，说挺好，你爸要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爸走的那天，我在病房里陪着他。他最后说的话是让我回来，说咱们国家的基层医疗还差得远。

我说你爸一辈子就惦记这个。

他说孙叔叔，有件事我一直想问您。那天在殡仪馆，您是不是也看见了？就那么几个人。他低着头转着手里的杯子，说我在美国那几年，每年给我爸打电话，他都说单位挺好的，同事们都挺照顾他的。后来我回来才知道，他退休以后基本上就是个孤家寡人。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想了想，说也不能怪大家，你爸那个人你也知道，原则性强，办事不留情面，得罪人是难免的。再说后来换了领导，新人不认旧人，也正常。

李想笑了一下，说孙叔叔您还是这么会替别人开脱。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说您知道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最怕什么吗？最怕接到我妈的电话，说我爸又住院了。有一次是心梗，下了三个支架，我买了机票准备回来，他打电话把我骂了一顿，说耽误学业。还有一次是摔了一跤，肋骨断了三根，瞒了我两个月。

我听着，心里堵得慌。我说你爸就是那样的人，什么都自己扛着。

他转过身来，眼圈有点红，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说这个您拿着。我打开一看，是一份聘书，市卫健委基层医疗顾问，下面盖着市委的章。

我说这不行，我能力不够。

他说孙叔叔，这个位置我找了半年，没有合适的人。我爸生前跟我提过您那个课题，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社区干预，他说那是他见过的最接地气的科研。您不用坐班，就给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们讲讲课，帮他们梳理梳理流程，一个月去一两次就行。

我看着聘书，又想起那年冬天殡仪馆的冷清。想起老院长戴着老花镜帮我改病历的样子，想起他退休那天把办公室钥匙交给我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小孙啊，这扇门以后就关上了，但你心里那扇门别关。

那天之后，我开始跑乡镇卫生院。山区的路不好走，但风景好。春天的时候满山遍野的油菜花，夏天是绿油油的稻田。我去的最多的是清河镇卫生院，只有三个医生，一个院长，管着方圆几十里地的两万多号人。

院长姓王，五十多岁，黑瘦黑瘦的，嗓门大，爱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院子里给一个老太太量血压，看见我穿着市里的制服，警惕地打量了半天。我说我是来搞慢病管理的，他嗤了一声说又来一个镀金的。

我没跟他计较，搬了张凳子坐在他旁边看他干活。那天来了四十多个病人，什么毛病都有，从感冒发烧到高血压糖尿病。王院长一个人问诊开方打针拿药，忙得脚不沾地。中午他啃了半个冷馒头，还掰了一半给我。

我说王院长你歇会儿，我来帮你登记。他看了我一眼，把登记本推过来。我一看，厚厚一本，密密麻麻记着每个病人的基本情况、用药记录、随访时间。字迹潦草，但条理清晰。

那天我干了三个小时，把所有病人的档案重新梳理了一遍，做了个简易的电子表格。王院长站在后面看了半天，说你这水平还行。我笑了一下，说你这一本东西就是个宝库，就是缺个系统。

后来我每个星期都去，慢慢地跟王院长熟了。他告诉我他是部队卫生员转业的，在老院长手下干过八年，后来因为家里老人身体不好，调回了老家。他说老院长是他的恩人，当年他提干的时候有人举报他学历造假，是老院长冒着风险给他作保。

我说那你知不知道老院长去世的时候全院就去了几个人。他愣住了，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桌子上。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嘴皮子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过了很久，他才说那天我刚好在省城开会，回来以后去他家看了周老师。他说我知道单位没人去，周老师跟我说了。我气得浑身发抖，想去找院长理论，周老师拦住了，说算了，人都走了，别添乱了。

他说小孙，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拼吗？我这卫生院的墙上挂着一句话，“为人民服务”，是老院长亲笔写的。我每天抬头看见那几个字，就觉得他还在看着我。

那次之后，我跟王院长成了朋友。他叫我老孙，我叫他老王。我们俩经常坐在卫生院门口的樟树下抽烟，看着远处青灰色的山峦，聊老院长以前的事。他说老院长下基层从来不住招待所，就睡在卫生院的值班室，跟着大家一起吃食堂。有一回冬天大雪封山，他徒步走了二十多里地去一个偏远的村卫生室，就为了教那个赤脚医生怎么用新配的制氧机。

我说我知道，那年我跟他一起去的。雪到膝盖那么深，他走不动了我就背他。他趴在我背上还跟我说，小孙你记住，老百姓信你才来找你，你不能让他们失望。

老王听完使劲吸了口烟，眼圈红了。

李想的任命下来以后，市里搞了个“强基工程”，重点抓基层医疗。我那个顾问的身份慢慢从虚的变成了实的，每个月的调研报告直接送到市委办公室。李想批了几次，把我叫去开了几回小范围的会。

有一次去他办公室，他正在打电话，口气很严厉。挂了电话跟我说市二院扩建的事，有人想从中捞好处。他揉了揉太阳穴，说孙叔叔您说这些人怎么就不明白呢？医院是救人的地方，不是捞钱的机器。

我说你爸当年也是这么说的。

他愣了一下，笑了，说我真是我爸的儿子，骨子里一模一样。

我说你比你爸强，你站得高，能做的事更多。

他摇了摇头，说孙叔叔，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无力。这么大的摊子，千头万绪，底下的人阳奉阴违，上面的人求稳怕乱。我经常半夜睡不着觉，在想如果是我爸坐在我这个位置，他会怎么做。

我说你爸会骂你一顿，让你别想那么多，先把手头的事干了。

他大笑起来，说你真了解他。

后来有一次市委开常委会，讨论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问题。有人提出财政吃紧，建议暂缓。李想拍了桌子，说财政吃紧就不管基层死活了？咱们城里的大医院专家号一号难求，下面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一个月拿两千块钱工资，这合理吗？

这件事传到系统内，反响很大。王院长给我打电话，说老孙你听说了吗？李书记在会上发火了。我说我知道。他说咱老院长在天有灵，应该能瞑目了。

第二年开春，市里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基层医疗巡诊，抽调了二十多个专家，分赴各个乡镇。李想亲自带队去了清河镇，事先没通知，到了地方把王院长吓了一跳。

我陪着去的。李想穿着白大褂，坐在王院长的诊室里给病人看病。他看得很仔细，每个病人都要看二十分钟以上，问症状、看片子、开处方，一丝不苟。有个老太太说她的腿疼了两年了，看过的医生都说没事，让她回家多休息。李想让她做了个简单的体格检查，又看了之前的CT，说可能是骨关节炎伴半月板损伤，建议去市里做个核磁共振。

老太太说市里的号挂不上。李想当场让秘书联系了市一院，约好了第二天下午的专家号。老太太握着他的手，眼泪汪汪地说你真是个好大夫。李想说我不是大夫，我是服务员，给你们服务的。

那天忙到晚上八点多才收工，王院长非要留我们吃饭，煮了一大锅手擀面，切了盘酱牛肉。李想端着碗蹲在卫生院门口吃，跟我说孙叔叔，你知道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我说是什么？他说就是有一天能跟我爸一样，穿上白大褂，站在手术台前。后来我考上了医学院，我爸高兴得喝了一整瓶白酒，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喝酒。

我说你后来怎么转了行政？

他扒了口面，说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我见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也见过最落后的医疗体系。我在哈佛的导师是个公共卫生专家，他跟我说，医学不只是治病，更是治“制”。制度好了，一个政策可以救成千上万的人。比手起刀落快多了。

他说那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爸每年过年给我打电话，从来不问我在美国挣多少钱，住多大房子。他就问一件事，你学了这么多，什么时候回来用在你家乡人身上？

面条的热气扑在他脸上，眼镜片上蒙了一层雾。他摘下来擦了擦，眼圈有点红。他说孙叔叔，我爸走的时候我没哭。但每次想起这句话我就想哭。

老王在旁边擀面，听见了，用袖子蹭了蹭眼睛，说李书记你这话说的，我们基层的人听了心里暖和。

后来李想让我牵头搞了个“乡村医生能力提升计划”，每个季度把乡镇卫生院的医生集中起来培训三天。我请了市里退休的几个老专家当讲师，不讲课，就带着他们看病例、做实操。王院长每次都来，坐在第一排，笔记记得比谁都认真。

有一次培训结束，大家聚餐。老王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老孙你知道吗？我干了二十多年乡村医生，今天是头一回觉得有人还记得我们。我说你别这么说，李书记记得。他说李书记是老院长的儿子，可其他人呢？那些坐在办公室吹空调的大老爷们儿，谁记得我们这些泥腿子？

我没说话，给他倒了杯茶。

那段时间我经常想一个问题。老院长在医院当了一辈子大夫，退了休却落了个门前冷落。他的儿子如今站在了更高的位置上，做的却是他当年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这中间有遗憾吗？有。但更多的是某种延续，像一条河，表面上看拐了个弯，水还是往前流。

第三年秋天，省里来检查“强基工程”的落实情况，李想让我准备汇报材料。我熬了三个通宵，把这两年的数据整理了一遍，做了几十张图表。汇报那天李想没让我去，他自己上去讲的。我在后排听，他把那些干巴巴的数字说得活灵活现，讲到清河镇卫生院的变化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说这是王院长自己写的总结，我念一段给大家听。

他念的是老王写的几句话：“我在这山沟沟里当了二十三年医生，以前觉得没人看得见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市里的专家每个月来，设备换了新的，工资涨了两次。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看我们的眼神不一样了。那种眼神让我想起李博文老院长，他当年跟我说过一句话——你手里握着的不是听诊器，是老百姓的命。”

他念完的时候，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我低着头，看着自己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的全是培训记录、调研数据、整改方案。有一页的角落，我用铅笔轻轻写了一行小字：老院长，您看见了吗？

散会以后李想叫住我，把那张纸递给我，说孙叔叔您收好，这是王院长的心，也是我爸爸的心。我接过来折好放进口袋，跟他说你刚才念那段的时候，我恍惚看见你爸站在你身后。

他笑了一下，说我也看见了。

那年冬天我又去了趟老院长的墓地。雪下得很大，墓园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扫了扫墓碑上的雪，把一束黄菊放在前面。碑上那张照片还是老样子，头发黑黑的，笑得一脸和气。

我蹲在旁边抽了根烟，跟他说李老头，你儿子干得不错。王院长也挺好，你那幅字还挂在他卫生院墙上呢。周老师身体还行，我前些天去看过她，她说你托梦给她了，梦里你穿着白大褂，在给人看病。

我说我在干那个课题了，社区干预，慢性病管理，你当年说的那套我捡起来了。现在做起来比以前条件好，有经费，有人手，上头还有人撑腰。

我说李老头，你走的那天，全院就我一个人去送你。我有时候想起来心里还是不是滋味。但现在我想明白了，人这一辈子，不是给别人看的。你在的时候做的事，现在结出了果子，这就够了。

烟抽完了，我把烟头埋进雪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雪，看见墓园门口站着一个人。黑色的羽绒服，高高的个子，是李想。

他也来看他爸了。我们隔着几十米对视了一下，谁都没说话。他走过来，蹲下，把手里的那束花放在我放的那束旁边。是一束白色的马蹄莲，老院长生前最喜欢的花。

他在墓碑前跪了一会儿，额头抵在冰凉的石头上。雪花落在他肩膀上，积了薄薄一层。我没有打扰他，转身慢慢往外走。走到墓园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跪在那里，像一尊沉默的雕塑。

后来我听说，市里在清河镇搞了个基层医疗示范点，王院长当了点长，一个月能拿五千多块钱。镇卫生院盖了新楼，三层，有电梯，有了B超和心电图机。老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乐呵呵的，说老孙你啥时候来看看，我那办公室可气派了。

我去了。新楼确实气派，白墙蓝瓦，门口挂着那块牌子，“为人民服务”，是老院长那幅字拓的。老王领着我里里外外转了一圈，说现在有三个大学生分过来了，都是正儿八经的本科，会看CT片子。

我说你终于不用一个人掰成三瓣用了。他嘿嘿笑，说你别说，现在病人比以前还多，附近的县里都有人跑过来看病。我说那是你名气大了。他说不是名气大，是信得过。

那天晚上老王非要留我吃饭，叫了几个村医作陪。大家喝了点酒，聊以前的事。有个姓刘的村医说，他十九岁就在村里行医，以前最怕碰到重症，没设备没技术，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往县里送，路上颠簸半宿，十回有八回送不到地方。现在好了，镇上有救护车，二十分钟能到。

另一个姓赵的村医说，李书记去年来了三趟，每回都坐在诊室里看半天，问我们缺什么，要什么。我们开始不敢说，后来看他真听，就说了。没过俩月，该配的都配上了。

老王端起酒杯，说咱们敬李书记一杯。大家都举杯，我也举了。酒是土烧的，辣嗓子，但喝下去浑身暖烘烘的。

回去的路上我给李想打了个电话，说我在清河镇。他说我知道，王院长给我发照片了。我说大家念叨你呢。他笑了一声，说孙叔叔您替我多喝一杯。

我说你爸的墓地我上午去看了，雪还没化，松树又长高了一截。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孙叔叔，我有时候觉得我爸走得早了。要是他能再多活几年，看看现在这些变化，该多好。

我说你爸那个人，活着的时候就不图这个。他图的是事儿能办成，人能有实惠。现在这些，他应该都看得见。

他没再说话。电话里只有呼吸声，轻轻的，像雪花落在地上。

那年除夕，我收到了一个快递。打开是一幅字，装裱好的，写着“厚德载物”四个字，落款是李想。旁边附了一张纸条，上面说孙叔叔，这是我自己写的，丑是丑了点，心意是真的。祝您新春吉祥。

我把那幅字挂在了书房里。妻子看了说字写得还不错，比你的强。我说那是市委书记写的。她瞪大了眼睛，说真的假的？我说真的，老院长的儿子。她哦了一声，说那老院长要知道儿子字写得这么好，肯定高兴。

我说他肯定高兴，但他最高兴的不是这个。

她问那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老院长最讲究实在。他最高兴的，是他那些年在病历上写的每一个字，在手术台上缝的每一针，在乡下卫生院做的每一场培训，都传下来了。他儿子接着在干，他带过的学生接着在干，就连老王那样的人，也在接着干。

这不是谁升了官谁发了财的事。这是火没灭。

妻子没再问。她去厨房包饺子，我把书房的门关上，站在那幅字前面看了很久。窗外是万家灯火，鞭炮声此起彼伏，烟花一朵接一朵地在夜空里炸开。

我又想起那个腊月二十三的早晨。天是黑的，我一个人坐在殡仪馆的塑料椅子上，怀里揣着四个凉了的包子。电子屏上滚着老院长的名字，大厅里空荡荡的，暖气片嘶嘶地响。

那时候我以为很多东西断了，没指望了。

现在我知道，有些线是看不见的，但从来没断过。像老院长当年教我看血气胸片子时说的那句话：小孙你看，这阴影后面还有东西呢。

当时我没看懂。现在我看懂了。

今年清明我又去了墓地。雪早化了，草冒了青芽。墓碑前摆满了花，黄的白的紫的，一层压一层，快摆不下了。我蹲下来整理了一下，发现花束中间夹着一张卡片，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的：

“李院长，我是清河镇的刘二柱，您给我看过病。我现在好了，能下地干活了。谢谢您。”

卡片没有署名单位，没有日期，就光秃秃一句话。我把卡片翻过来，背面画了一个笑脸，圆圈是两个眼睛，弯弯一道是嘴巴，简单得像小孩画的。

我看了很久，把卡片重新夹回花束中间，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墓园里的玉兰开了一树，白得像雪。阳光落在花瓣上，亮晶晶的。

风吹过来，玉兰摇摇晃晃，像在点头。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倾听。本文为原创虚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愿我的故事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与思考。我是财星航舰，每天分享不一样的故事。祝您阖家幸福，万事顺意。我们下期再见！原创文章，禁止搬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