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比奔赴战场更难。比仇恨更难的，是重新把他人看作伙伴和朋友。哥伦比亚这个充满悖论的国家，既温情脉脉，又战事不断，却始终不知道该怎样建设和平。
3000年前，荷马提出的问题是：人们怎样才能重新信任彼此？曾经有一个家园，曾经有一所失落的房子。西方人类始终活在对乐园的怀想之中。我们原本拥有一个国度、一处稳固的居所、一个熟悉的世界、一种适宜生存的环境。但我们走向了战争。
我们远离一切所爱之物，围攻一座顽强抵抗的城市整整10年，一座不可征服的城市。为了打败它，我们不得不说谎，不得不伪装，最后假装离去，假装放弃这场事业，又把一匹巨大的木马留在海滩上，作为和平的象征。可怜的特洛伊人并不知道，他们欢天喜地抬进城中的那匹木马里，藏着的正是将要纵火焚城、毁灭一切的人。正面而坦率的对抗做不到的事，最终却被欺骗、小伎俩和背叛完成了。
战争会让人越来越渺小、越来越卑劣、越来越肮脏。它往往始于最崇高的理想，终于最不诚实的骗局。为了获胜，一切都可以被允许。可人们总是在很晚之后才发现，输掉的并不只是对方。所有人都失去了人性、尊严、对人的敬重和体面。每当我们赢得战争时，往往已经比开战时更糟。战争之后，每个人都成了无赖。
但战争与犯罪的区别在于，犯罪通常包含意志，因此也包含罪责。战争却像一股裹挟一切的旋涡，像一场吞噬一切的大火。荷马试图从具体处境中挽回尊严，但结论却是，没有人真正自由：阿伽门农受困于愤怒，阿喀琉斯受困于义愤，帕特罗克洛斯成了自身怜悯的牺牲品，连赫克托耳的高贵也不得不向野蛮让步。
阿喀琉斯亵渎了这位最高贵战士的遗体，一位悲痛的老父亲不得不亲吻杀死自己儿子的那双手，而对一切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却在床榻上无知无觉地享乐，别人则为他献出生命。到最后，连那份看似仁慈的礼物，也是一场血腥的陷阱。甚至诸神也难免受伤。战争是一场瘟疫，人们从中归来时，只剩苦涩。
可人真的还能回去吗？如果乐园意味着清白，那么双手沾满鲜血之后，又该怎样回到乐园？又该怎样继续相信，只有别人有罪？那些发明了战争的神，如今又因为我们想要和平而惩罚我们。正因如此，每一部《伊利亚特》之后，都会有一部《奥德赛》。每一场战争之后，都会有一场赎罪。
那片等待着我们的和平港湾，那里有日常生活、爱情和丰饶，几乎已经在海天尽头清晰可见，仿佛触手可及，但我们就是到不了。那是一场关于干渴的噩梦。“我痛苦地梦见一个狭小而清晰的迷宫：中间有一只水罐；我的双手几乎碰到它，我的眼睛看得见它，可那些曲折的路径如此繁复、如此令人困惑，我知道自己会在抵达之前死去。”
伊萨卡似乎已在船只可达之处，但前方仍有狂暴的风、太阳神的牛群、食人巨人莱斯特律戈涅斯、额头中间只有一只巨眼的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把人变成猪的女巫、能诱惑我们的魔女、令人无法抗拒的瑙西卡、风暴、海妖和沉船。
和平比战争更难，归途比分离更曲折。更糟的是，我们还要冒着这样的风险：即便回去了，也可能无人认得我们；即便进入和平，那里仍可能潜伏着战争，潜伏着另一种形式的凌辱、伤害和缺席。
没有人能带着完好无损的身体和灵魂离开这个世界。但重返童年的梦想，又是多么美好。2500年后，约阿希姆·迪贝莱写道：“幸福的人，像尤利西斯那样完成了一次美好的旅行，或像那位取得金羊毛的人，在积累了经验与理性之后归来，与亲人共度余生。”
也就是说，3000年前，我们就已经在经历这些事了吗？在见过特洛伊传说中的城墙之后，在去过巴比伦、罗马、伦敦，或者远方之后，最让我们动容的，仍是故乡炊烟的再度出现；最让我们惊异和感动的，仍会是香蕉树和黄钟花？
在读过荷马那些铿锵回响的六音步诗句之后，我们也许反而会觉得，莱昂·德·格雷夫《拉蒙·安蒂瓜的故事》结尾那一幕更像乐园：骑手们穿越安蒂奥基亚的群山，沿着考卡河岸，在繁星满天的夜色下结束旅程，然后“走下长廊，爬上吊床，此刻开始盘点，清算一天的行程。饭食端上来时，人们欢快交谈；一边交谈一边饮酒，一边吃饭一边抽烟，夸张得近乎虚构地闲谈；炉火上的锅子在歌唱，山峦也在做梦，梦见粗壮的木棉，梦见修长的棕榈。”
于是可以明白，我们依然还是荷马笔下的那种人类。我们经历着同样的战争，渴望着同样的归来，面对着同样的危险。而要重新学会宽恕与共处，唯一的办法，就是理解荷马在《奥德赛》中、在战争之后告诉我们的那句话：“诸神锻造苦难，是为了让人类世代不至于无歌可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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