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四岁，和老公分床睡了十一个月。

每天晚上十点半，他抱着枕头去书房，我等他的门关上，再换鞋出门溜达。

不是为了减肥，也不是为了锻炼。我只是熬不住。

主卧那张一米八的大床，空出来的一半像个坑。我关灯躺下，翻身能碰到他的枕头，却碰不到人。时间久了，我宁可在外面走到脚底发麻，也不愿一个人盯着天花板。

我和许诚分床，最初是因为他打呼噜。

那段时间他胖了二十多斤，一睡着就像拖拉机发动。我推他，他翻个身继续响。有一次我连续三晚没睡好，早上给儿子装书包时，把语文书塞进了冰箱。

我气得冲他喊：“你去书房睡行不行？我真受不了了。”

他抱着被子走了。

我以为只是几天。没想到第二天，他在书房买了遮光帘；第三天，他搬进去一盏台灯；一周后，连手机充电器也固定放在了里面。

从那以后，我们像两个合租的人。

他早上送儿子上学，我负责接。水电费他交，家长群我盯。冰箱里的牛奶没了，他会发消息提醒我，却很少当面说。

最让我难受的是，他不再碰我。

不是非要发生什么。我只是怀念睡前有人把脚伸过来，碰一下我的脚；怀念半夜醒来时，身边有一团温热的呼吸。

可这些话我说不出口。

当初是我让他搬走的。现在再说孤单，好像是在无理取闹。

于是我开始晚上出门。

小区外面有条三公里的绿道。十点以后，人很少，只有跑步的年轻人、遛狗的老人，还有几对压低声音说话的夫妻。

我常常从他们旁边经过。

有一对老两口，每晚都坐在河边长椅上。老太太说个不停，老头大多时候只听。走之前，老头会蹲下来，把老太太松开的鞋带重新系好。

我看过很多次，每次都忍不住低头看自己的鞋。

我的鞋带从来系得很紧。

因为没人会为我蹲下来。

有天晚上下雨，我没带伞，躲进一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店员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大姐，看我裤脚湿透了，递给我一叠纸。

“又出来走啊？”她问。

我愣了一下：“你认识我？”

“你天天从门口过，能不认识吗？”她笑了笑，“前几天还有个男的跟在你后面，走一段停一段。我还以为你们吵架了。”

我心里一紧：“什么男的？”

“高高的，戴眼镜。你进小区，他才回去。”

许诚就戴眼镜。

我没问下去，冒着雨回了家。

客厅灯亮着，许诚站在阳台上收衣服。他看见我浑身湿透，眉头一下皱起来。

“下雨不知道回来？”

“你跟过我？”我问。

他手里的衣架停在半空。

“便利店的人说，有个戴眼镜的男人跟着我。”

他沉默几秒，把衣架放下：“跟过两次。”

“为什么不叫我？”

“我怕你看见我烦。”

那句话让我堵了一路的情绪突然顶了上来。

“你凭什么觉得我烦你？”

许诚看着我，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问。

“不是你让我去书房的吗？”他说，“后来我问过你，要不要搬回来。你说随便。我就以为，你一个人睡得更舒服。”

我想起来了。

那是分房后的第二个月。他站在主卧门口，问了一句：“我今晚睡这边？”

当时我刚和客户吵完，正在改报表，头都没抬地说：“随便，你想睡哪儿睡哪儿。”

我根本没意识到，那是他试着回来。

“那你为什么跟着我？”我问。

“你天天十点半出门，十二点才回来，我能不担心吗？”

“担心为什么不问？”

“我问什么？”他的声音也高了，“问你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待在一个屋里？还是问你外面是不是有了更想见的人？”

我盯着他，半天没说出话。

原来这十一个月里，不只是我在猜。

他也在猜。

我猜他不再需要我，他猜我厌烦他。我们隔着一堵墙，各自把对方的沉默解释成了最坏的意思，却谁都不肯先敲门。

“我每天出去，不是因为外面有人。”我说，“是因为家里没人。”

许诚的脸色变了。

我指着书房：“你明明就在里面，可门一关，我就觉得这个家只剩下我一个。许诚，我让你搬过去，是因为我睡不着，不是让你从我的生活里搬出去。”

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两下。擦着擦着，动作慢下来。

“我也睡不着。”他说。

“你不是一沾枕头就打呼噜吗？”

“开始是。后来不打了。”

他低着头告诉我，分房以后，他常常半夜醒来。醒了就听主卧的动静。有时听见我关门出去，他便隔几分钟跟下楼。

他不敢靠得太近，怕我发现。

“我看见你在河边坐着。有一次你坐了四十分钟。”他说，“我想过去，又不知道过去以后说什么。”

“你可以说，回家吧。”

“我怕你不想跟我回去。”

我眼泪一下掉了下来。

三十四岁的人，哭起来没有电视剧里那么好看。我鼻子发堵，头发还滴着水，湿裤腿贴在小腿上，整个人狼狈得不行。

许诚站在原地，手抬了两次，最后还是伸过来抱住了我。

那个拥抱很生疏。

他的胳膊先是僵着，过了一会儿才慢慢收紧。我闻到他衣服上的洗衣液味道，忽然想起，我们虽然分房睡，衣服却一直放在同一个洗衣机里。

“今晚回来睡。”我说。

他没有立刻答应。

“我会吵得你睡不着。”

“那就去医院看。”

“医生还能管打呼噜？”

“能不能管，先看了再说。”我抬头看着他，“我拒绝的是噪声，不是你。别再替我做决定。”

第二天，我们去了睡眠门诊。

检查结果是中度睡眠呼吸暂停。医生说他夜里缺氧，白天没精神，体重增加又会加重症状，必须干预。

许诚拿着报告单，愣了好一会儿。

他一直以为打呼噜只是难听，没想到真是病。回家的路上，他主动查了呼吸机，又给自己办了健身卡。

可他没有立刻搬回主卧。

我们商量好，一周先睡三晚。机器适应不了，他就暂时回书房，但门不能锁。睡前不管多忙，都要坐在一起说十分钟话。

第一晚并不浪漫。

呼吸机漏气，发出细细的响声。许诚翻来覆去，总担心吵到我，半夜抱着枕头想走。

我拉住他的睡衣：“去哪儿？”

“书房。”

“躺下。”

“你明天还要上班。”

“你再跑，我现在就睡书房门口。”

他终于躺回来。

我们中间隔着半臂距离，谁都没碰谁。过了一会儿，他把手伸过来，小心地勾住我的小拇指。

就那一下，我鼻子又酸了。

关系并没有因为一次谈话马上恢复。

我们还是会吵。他嫌我说话太冲，我嫌他什么都憋着。有一次他连续两晚回书房，我站在门口问：“你是需要安静，还是又想躲？”

他说需要安静。

我就让他睡，但第二天早上必须一起吃饭。

我也没有彻底停止夜里溜达。

只是从每天晚上，变成了每周两次。有时我一个人走，有时许诚陪我。他刚开始走一公里就喘，我放慢速度等他。

走到河边那张长椅时，那对老夫妻还在那里。

老太太的鞋带又松了。老头照旧蹲下去，慢慢替她系紧。

许诚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忽然问：“你是不是经常看他们？”

“嗯。”

“羡慕？”

我没有否认。

他低头看了看我的鞋。鞋带好好的，他便伸手把我外套的拉链往上拉了一点。

“这个我能做。”他说。

我笑出了声。

分床的第十一个月，我们终于重新睡到了一张床上。不是因为谁认输，也不是因为婚姻忽然回到了从前，而是我们终于承认，沉默解决不了打呼噜，也解决不了孤单。

现在我还是三十四岁，偶尔晚上也熬不住。

但我不再一个人出门。

许诚会从书房门口拿上外套，问我：“今天走几圈？”

我说两圈。

他就跟上来。

走累了，我们坐在河边，不一定说话。风吹过来时，他会把我的手揣进他的口袋里。

回去以后，书房的床还在，主卧也仍旧放着他的呼吸机。我们没有把分床当成婚姻失败，也不再把同床当作爱的唯一证明。

真正让我安心的，是每次夜路走完，他都会和我一起上楼。

门打开，灯亮起来。

我们都知道，今晚谁也不会把另一个人留在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