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民国史料丛刊》《马鸿逵传》《西北回族抗战史料汇编》《中国回族史》《宁夏五千年史话》《抗战中的马鸿逵》（抗日战争纪念网）《中国穆斯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宗教界与抗日战争》《绥西三战役》（维基百科）《宁夏军队绥西、绥南抗战概述》《五原战役》（百度百科）《中国回教协会》（维基百科）《抗战时日本利用宗教分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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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中秋节，一件事在银川城里传开了。
四名日本特务搭上一辆从包头方向开来的长途汽车，一路摇晃着进了宁夏省城。
车刚停稳，脚还没完全踩到地面，开车的司机和收票的售票员，当场被人开枪打死在原地。两具尸体躺在路边，周围的行人没有一个走近。
宁夏省政府随即在城内各处张贴布告，内容简短，意思明白：剪汉奸。
接下来，省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公路局不许向日本人售票，车辆不准搭载日本人，违者以汉奸罪处以死刑。
命令一出，整个银川城里，没有人敢再对这四名日本特务有任何表示。马鸿逵下令银川饭店只准供这四人住宿，不供膳食，不招待，不服务，让他们连一顿热饭都吃不上。
在这种处处碰壁的局面里，四名日本特务只好尽快收拾行李，灰头土脸地离开银川，退回到定远营去。这趟宁夏之行，什么也没捞到，连一个当地人的脸都没能多看一眼。
这件事发生在1936年，全面抗战还没有正式爆发。日本人已经在宁夏碰了壁。
从那之后的八年时间里，日本人一次次向西北回族势力伸手，又一次次被打了回去。
而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回族群体中出现的叛国投日者，少得出奇，在当时几乎所有记录在案的史料里，都找不到多少这方面的名字。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一个不得不从更早讲起的故事
要说清楚马鸿逵为何一次次挡住了日本人，首先得搞明白这个人是谁，他的家族从哪里来，又在西北这片土地上扎了多深的根。
马鸿逵，字少云，乳名三元，1892年3月9日出生于甘肃河州韩家集阳洼山村。他的祖父马千龄，是同治年间西北动荡岁月里宁夏地方上一个有名望的回族人。
那个年代的西北，经历了史书上记载的极为惨烈的动荡，大量家庭在战乱中消失，留下来的人，把那段经历刻进了骨子里，代代相传。
马千龄因为在那段年月里的特殊行动，后来被左宗棠称为"良回"。这个说法，马鸿逵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曾多次提起，称自己家"不是造反的回回"。
到了马千龄的次子马福禄这一代，马家在西北的地位已经有了相当的根基。
马福禄中了武举人、武进士，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则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局里凭借军事能力逐步走上了西北军事舞台的核心。马福祥历任要职，在民国初年的西北，是举足轻重的回族政治军事人物。
马鸿逵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耳濡目染的都是军营里的事。18岁进入甘肃陆军学堂学习，期间据传曾秘密加入同盟会，后被清军逮捕入狱，由父亲马福祥出面斡旋，才保释出狱。出狱之后，他跟着父亲重新进入军中，从此一步步往上走。
北伐时期，马鸿逵跟随国民政府系统，军事上颇有斩获。1932年，他的父亲马福祥在涿州火车站因病去世，马鸿逵随即前往北平奔丧。
就在这段时间，他接到了一个改变其后半生命运的任命——出任宁夏省主席，兼任第十五路军军长。从那一年开始，马鸿逵在宁夏一待就是十七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宁夏境内的人，背地里叫他"宁夏王"或者"马王爷"。
他这个人，历史上的记录留下了相当复杂的侧面。治下苛捐杂税不少，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大量征兵，让普通百姓的担子沉重。
但有一件事，从史料来看，他从来没有含糊过——在"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道选择题上，他始终站在哪一边，清清楚楚。
马鸿逵出任宁夏省主席之前，日本在西北的渗透活动早已悄悄开始。
根据史料记载，早在1914年，就有日本人在甘肃化名从事活动，在当地鼓吹所谓"黑龙会"，想在回汉之间制造裂隙。
1917年，有个叫川村乙麻的日本人，假借入教名义在宁夏从事诱惑拉拢工作，当时被时任地方军事人物的马福祥逮捕，押送至张家口日本领事馆驱逐出境。
父亲马福祥的前车之鉴，儿子马鸿逵心里记得清楚。
【二】日本的西北棋局：从1936年的定远营谋划说起
1936年2月，一件足以影响整个西北局势的事悄悄发生了。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亲自飞抵阿拉善旗定远营，秘密展开活动。板垣的此行，有一个专门的借口：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名义，来拜访阿拉善旗旗王达理札雅。
达理札雅的妻子，是溥仪的堂妹。这层亲戚关系，让日本特务机关找到了一个天然的切入口。
在板垣到访之后，定远营逐渐成为日本特务在西北腹地活动的重要据点，大量情报人员以各种身份在阿拉善旗进进出出。
日本人盯着西北的眼睛，不是一时兴起。从1930年代初开始，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机关就在系统研究西北的地理、人口、民族和宗教构成。
他们的判断是：西北回族聚居，历史上与中央政府存在复杂的历史关系，马家军战斗力不弱，如果能把这股力量从中国的抗战阵营里剥离出来，不仅可以在西北打入一颗永久性的钉子，还能从战略上切断中国的西北后方，让日军可以更从容地集中兵力对付正面战场。
日本特务机关的西北工作方案，到1936年前后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轮廓。内蒙古的定远营、阿拉善旗、额济纳旗，都是他们重点布线的地方。
这些地方离宁夏边界不远，地形开阔，便于特务人员往来。日本特务以各种商人、旅行者的名义在当地活动，收集情报，拉拢当地有影响的人物。
马鸿逵对定远营的动向知道得很清楚。他专门派出秘书长叶森前往定远营，要求板垣征四郎一行离开阿拉善旗，当面提出交涉。但板垣蛮横拒绝，没有任何让步的意思。
叶森无功而返，把情况原原本本汇报给了马鸿逵。
从那之后，马鸿逵开始在心里盘算怎么处置定远营这个隐患。他认定，如果任由日本特务机关在阿拉善旗维持下去，达理札雅迟早会成为日本人在西北扶持的傀儡，那时候宁夏的侧翼就彻底暴露了。
马鸿逵的动作，等到了1938年2月才正式付诸实施。那一年，他以换防为名，调兵把定远营团团围住，然后派人把旗王达理札雅"请"到银川，就地安置看管。
与此同时，他把盘踞在阿拉善旗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全部驱逐出境，在定远营设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由宁夏省政府直接行使这片地区的行政管辖权。
这个动作，几乎是在没有任何正式授权的情况下单独拍板完成的。日本特务机关在阿拉善旗苦心布下的棋局，就这样被马鸿逵亲手端掉了。达理札雅在银川一待，就待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才被放回阿拉善旗。
整整七年。
1936年那次中秋节的事，只是冰山一角。马鸿逵对日本人的戒备和反制，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一直没有停过。
【三】1937年冬：炸弹落下来，那道防线开始修建
1937年7月7日夜里，北平西南的宛平城外，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这个消息传到宁夏的时候，马鸿逵已经做出了他的判断。日军从满洲到华北再到西北，这条线上的战略意图太清晰了：从满洲、绥远、宁夏、甘肃一路打到四川，在中国西部形成大包围，打通日本与德国之间的国际联络线，把中国的大后方整个吞掉。
宁夏，正好卡在这条线的腰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北各地的军队被编入国民政府的战区序列。
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和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出任总司令，马鸿宾任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一军军长。第八战区的编制架构，把甘肃、宁夏、青海划在了一个战区里。
从1937年10月开始，日军在攻占包头之后，持续向绥远西部推进，绥远西部逐渐成为日军入侵西北的前沿门户。
与此同时，日军的飞机开始对宁夏省城实施轰炸。根据《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的记载，从1937年11月到1940年8月，日军共出动约200余架飞机，先后分7次轰炸宁夏，造成千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炸毁房舍千栋之多。
炸弹落在宁夏的土地上，没有问过哪个人是回族，哪个人是汉族。死去的是普通百姓，是各家各户的父母兄弟，是街上卖菜的小贩和清真寺旁边住的邻居。
马鸿逵在军事部署上的动作，随着这些轰炸同步展开。
从1937年冬天起，他开始在宁夏北部沿黄河一带修筑防御工事，工程分四期进行，重点放在石嘴山和尾闸一带。
工兵在石嘴山尾闸挖出宽深各数米的壕沟，沟面上覆盖树枝、麦草和浮土加以伪装，这道沟从乌布浪口山脚一直延伸到黄河北岸，全长约有10公里，沟前还留了50米宽的陷坑地带，专门用来阻止日军装甲车辆和重型武器通过。
磴口、三盛公以北百余里范围内，所有可以通行车辆的主要道路一律横挖深壕，彻底破坏日军可能使用的进入宁夏的通道。
贺兰山的各处通道和黄河沿岸的重要渡口，被削为陡峭立壁，人员可以攀爬，装甲车辆无法通行。在关键的通道入口，隐蔽设置了炮兵阵地，随时准备阻击来犯之敌。
这道防线修完，宁夏北部的边界，等于是给日军装甲部队加了一道土制的拦门锁。
与此同时，在马鸿宾主持的永宁县望洪堡军官训练班上，1938年的春天，全军连长和营副级别的基层军官全部被召集到一起集训。
开学典礼上，马鸿宾站在台上，要求到场的每一个军官记住一句话：要有民族观念，国家观念，时时刻刻记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保土卫国，尽职守责。在战场上要能攻能守，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思想准备和抗战到底之决心。
这句话，被档案记录了下来。
【四】从临河到乌布浪口——一场打了四年的消耗战
1938年5月，绥远傅作义部接到命令，调守山西，绥西防务随之出现了大面积空缺，大部分地区相继落入日伪军之手。
情况紧急，国民政府中央随即任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统一指挥绥西各部队。
马鸿宾接到命令，立即率第八十一军第三十五师四个步兵团的主力人马开赴绥西，目标是五原和临河一线。
马鸿逵同时派出骑兵第一旅（旅长马光宗）、骑兵第二旅（旅长马义忠）协同出战，全部置于马鸿宾的统一指挥之下。从中宁出发的骑兵团士兵里，有一个名叫周进朝的宁夏回族士兵，当时只有18岁。多年后，这位老兵回忆起出发那天的场景，说话时仍然停顿了很久。
绥西是一块地势平坦的土地，临河、五原附近是黄河流经的河套平原，耕地肥沃，但也意味着无险可守。在这种地形里跟配备了装甲车辆、大口径火炮和航空支援的日军正面对决，宁夏军队的处境相当艰难。他们的主力是步兵和骑兵，重型武器极为匮乏，在火力上和机动力上都跟日军存在明显差距。
1939年夏天，首战在乌达镇打响。日军板垣师团一部由包头出发，向绥西五原、临河一带进犯。马鸿宾指挥第三十五师在乌达镇正面迎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取得了绥西抗战的第一个胜仗。
这次胜利还没来得及让人松一口气，1939年夏秋之交，新的战事接踵而来。日军千余人从包头出发，乘坦克、装甲车和汽车向第八十一军第三十五师二0五团、二0六团驻守的五原县乌拉脑包阵地发起攻击。
马光宗部在参谋长马惇靖和师长马腾蛟的指挥下，依托阵地顽强阻击，最终把日军打得退回了包头。缴获两辆汽车、100多发炮弹、数十箱子弹及大量军用物资。这一仗，让全军的士气为之一振。
1939年12月20日，傅作义部与马鸿宾部联合出动，主动进攻包头城内的日军，这一仗打死打伤日军一千余人，还夺得了大量军用物资。打完之后，傅作义部主动撤向绥西后套，布下了诱敌深入的口袋。
日军被这一系列打击激怒了。
1940年1月31日上午8时许，日军在完成部署调整之后，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反扑。这一次，从张家口、太原、大同等处汇集而来的日伪军总兵力超过3万人，配备坦克数十辆、装甲车和汽车1500多辆，加上飞机数架，由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黑田重德坐镇指挥，分两路向绥西地区大举压来。
马鸿宾当时正在重庆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不在前线。部队由第三十五师师长马腾蛟指挥。
日军的先头部队当天上午先用3架飞机，在二0五团阵地上空盘旋侦察并实施轰炸，接着调来大炮轰击阵地，然后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坦克和装甲车领着满载日军的数百辆军用车辆，向四仪堂和乌布浪口阵地正面冲来。
那是一个极寒的冬天，气温跌到了零下30摄氏度。
宁夏军队的士兵穿着单薄的棉衣，趴在事先挖好的壕沟里等着日军的冲击。他们面对的是当时日军投入绥西战场的机械化力量，飞机在天上盘，坦克在地上跑，而他们手里的武器，与这些相比悬殊得令人心里发凉。
双方激战到天黑，没有分出胜负。四仪堂阵地上，二0五团一营一连连长丁良玉在战斗中负伤，次日身亡。营部文书薛万有被炮弹直接命中，血肉横飞，当场阵亡。宁夏军队虽然伤亡惨重，但仍然死守阵地，没有后退。
日军久攻不下，开始使用毒气弹。飞机利用顺风，在阵地上方持续施放毒气，浓烈的毒雾弥漫在壕沟里。宁夏军队事先准备了简易的防毒气口罩，用纱布包着锯末做成，但毒气太浓，还是有大量士兵出现头痛、胸闷、呕吐，战斗力骤然下降，局面越来越危急。
夜间10时许，马腾蛟令二0六团二营营副马建功率领两个连，从乌拉脑包出发，经四仪堂向二0八团方向增援。马建功在激战中被手榴弹炸死，两个连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拼死突破，终于与二0八团汇合。
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到2月2日才宣告结束。结果是乌布浪口阵地失守，第三十五师原有5000余人，在这场战斗中牺牲千余人，受伤2000人，其中仅冻伤的就有700多人。
乌布浪口阵地失守之后，当地的老百姓自发去掩埋阵亡的宁夏士兵遗体。掩埋的人里，有人后来留下了描述——
有的士兵血肉模糊，弹伤遍布全身，但身体保持着向前冲击的姿势，死了都没有倒下；有的士兵怒目而视，死不瞑目，嘴里还咬着敌人带血的半片耳朵；有的士兵双手紧紧抠进敌人的皮肉里，死死拉扯着，十指因为死亡而僵硬，拉都拉不开。
马鸿宾在后来回忆乌布浪口这场战斗时，把它与台儿庄、长沙并列，认为其惨烈程度不输于任何一场正面战场上的著名战役。
这句话，在史料里记录下来了。
乌布浪口失守之后，日伪军占领了五原、临河、陕坝等地。第二十六师团长黑田重德在五原城内大摆酒宴，扶持汉奸田喜亭在当地组建维持会，委任伪军头目王英为绥西警备司令，负责维持占领区的秩序。
与此同时，张家口和平津各地的报纸争相刊发日军大胜的消息，声称"傅作义全军覆没"，中国军队已无力抵抗。
日伪的战报，没有提到乌布浪口壕沟里那些死不瞑目的宁夏士兵。
1940年2月5日，傅作义在临河县境内的亚麻赖村召开军事会议，开始部署反攻五原的作战计划。参战的部队，包括第八十一军和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以及绥远游击军等部。
3月20日，反攻五原的战斗打响。经过3昼夜激战，联合作战的各部队共歼敌3400余人，俘虏300余人，成功收复五原。史称"五原大捷"。
1940年4月6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标题是《五原战役开创最后胜利的先路》，高度称赞了参战各部队的战绩。4月14日，《大公报》又说，此次收复绥西，作战五十七次，连续一百五十日，战士们血战到底，精神令人钦佩。
从1938年到1942年，宁夏军队在绥西打了整整四年。
1942年，马鸿宾所部按照命令从绥西移防，撤回宁夏中宁县进行整训，绥西防务由傅作义部队全面接替。到这时候，第八十一军在绥西的作战已经告一段落。
五原县城北，五原抗日烈士陵园里，安葬着679位抗日阵亡将士的忠骨。这些人里，有大量来自宁夏的回族士兵。
他们的名字，大部分不在任何一本广为流传的历史书里，但他们躺在那片黄河边的土地上，没有离开过。
日本人在西北的图谋，远不止正面战场上的硬打硬拼。他们的手段，历来是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同时并进。
在绥西的枪炮声还没停下来的时候，日本在另一条战线上，已经悄悄布下了一张更大的网。
这张网，针对的不是军队，而是宗教。
1938年2月，就在马鸿逵出兵控制定远营驱逐日本特务的同一个月，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里，一个名叫"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的组织成立了。这个组织表面上打着宗教旗号，骨子里却是日本华北方面军一手策划和控制的特务外围机构。
他们的目标，直指整个西北的四千万回族穆斯林。
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特务机关盯上了一个人——一个他们以为可以在西北回族内部打开缺口的关键人物。
然而，当他们的策反信息到达那个人手中之后，等来的结果，却让所有日本特务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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