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朝内地深陷太平天国战事，财力兵力全部被牵制，西北边境防务完全空虚。沙俄趁着新疆各地动乱、阿古柏割据自立的机会，一边暗中扶持分裂势力，一边在1864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走外西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斋桑泊三座大型内陆湖泊，在这一时期就从法理上划归沙俄。也就是说，等到后来左宗棠领兵西征的时候，这些大湖早已不在清朝实际控制范围内，不属于本次收复新疆可以谈判收回的土地，不少人误以为是伊犁谈判丢掉这些湖泊，实际上早在武力收复新疆之前，这片水域的主权就已经永久丧失。
1871年，沙俄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借口出兵占领伊犁九城，对外宣称只是临时代管，等新疆叛乱平定之后就归还领土。1878年，左宗棠彻底击溃阿古柏势力，南疆、北疆绝大部分失地都成功光复，唯独伊犁依旧被俄军占据，收回伊犁成为整个事件最后的关键一步。清政府最初派崇厚前往俄国谈判，这个人外交立场软弱，在俄方施压下私自签署《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只收回伊犁几座孤城，特克斯河谷、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土地全部割让，还要赔付五百万卢布赔款，俄国还获得在新疆多地免税通商、设立领事馆的特权。消息传回国内，朝野上下普遍反对，左宗棠看到条约内容直言，按照这份协议收回的伊犁，三面都处在俄军威胁之下，西北边防门户大开，还不如再次以武力收复。
清廷最终拒绝批准这份条约，将崇厚撤职查办，改派曾纪泽前往圣彼得堡重新谈判。为了给外交谈判提供军事底气，年近七十的左宗棠抬棺率军移驻哈密，三路大军朝着伊犁方向部署兵力，摆出随时可以进军武力收复的姿态。当时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国库空虚，军队疲惫，并不愿意在西北和清朝再打一场大规模战争，谈判的强硬态度有所松动。但晚清整体国力不足，北方海防、边防空虚，朝廷始终没有全面开战的底气，谈判桌上只能做出让步取舍。
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正式签订，对比之前崇厚的条约，确实挽回了不少关键权益，两万多平方公里的特克斯河谷战略要地被收回，南疆通往伊犁的重要山口重新掌控在我方手里，俄国新增领事点、大范围免税通商的特权也被大幅压缩。妥协的代价同样十分明显，条约划定霍尔果斯河作为新的国界，伊犁河谷被这条河一分为二，河东的伊犁九城、上游河谷归属中国，霍尔果斯河以西核心河谷一万多平方公里沃土划归沙俄，后续多次勘界又陆续割让周边土地，前后合计丧失七万平方公里左右的草场与平原，完整伊犁河谷的西半部核心水土与战略纵深彻底丧失，整体优质疆土丢掉近半。伊犁河谷是西北干旱地区少有的水源充足的宜居地带，适合屯田耕种与驻军放牧，清代伊犁将军依靠整片河谷统筹西域军政，西半部领土割让之后，伊犁向西的战略纵深完全消失，不再具备西北军政中心的条件。伊犁将军依旧驻守伊犁负责北疆边防，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省级行政中心定在了腹地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
早在1864年的边界条约中，伊犁河下游干流就已经划归沙俄，1881年霍尔果斯河以西河谷再次割让，我国彻底失去伊犁河中段向西的水道和平原，整条伊犁河完整水系被国界分割开来。伊塞克湖在《大唐西域记》里被记载为大清池，从乾隆平定准噶尔之后，一百多年时间里都归伊犁将军管辖，随着1864年外西北领土一同割让，左宗棠终其一生，也没有机会收回这座高原大湖。这些领土的缺失，并不是左宗棠打仗失败造成的，早年不平等条约已经形成既定边界，军事威慑可以改变一时的谈判态度，却没办法在国家整体衰弱的背景下，推翻多年前划定的国界。
左宗棠清楚这份改订条约是当时条件下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也明白国土分割带来的长远边防隐患。天然的地缘屏障被打破，南北疆向西的陆路通道被截断，后来边疆建设、对外往来的地理格局就此定型。
对于这次谈判最终的得失，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部分人认为，以赔款从原先五百万卢布增加到九百万卢布，多支付四百万卢布占领费为代价，保住特克斯河谷关键防线，避免大规模战争引发更大范围失地，是务实的选择；也有人认为，如果当时坚持以武力完全收回伊犁河谷，未必不能守住完整疆土，晚清对外交涉时一贯的妥协心态，最终留下了延续至今的疆域遗憾。军事上的胜利，终究没法一次性抹平十几年不平等条约造成的既定国土割裂现实，英雄可以平定内乱收复失地，却没办法单凭一支西征军弥补整个国家国力上的短板，伊犁河谷的分割、西北大湖的远去，都是近代旧中国积贫积弱留下的真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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