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首相拿过唐宁街钥匙，发现房间里全是英格兰这头大象，怎么动？|克拉克|工党|法拉奇|爱尔兰|英国首相|英格兰

当安迪·伯纳姆周一接过唐宁街10号的钥匙时，英国将在2016年投票决定脱离欧盟后的10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这不免让人追问：此时此刻，英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治理变得如此困难？

即便这听起来像老调重弹，答案很大一部分仍是“脱欧”。但“脱欧”只是把英国至今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表达出来，并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犬儒情绪、悲观心态和政治极化；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不确定性；社会最贫困群体生活水平下降；社会撕裂感加深；公共服务维护不善……以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半决赛中出局。

最后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至少它提醒人们注意英国的结构问题。房间里那头谁都绕不开的大象，是英格兰。更准确地说，如果工党想在下次大选到来时继续执政，伯纳姆就必须回应英格兰民族认同的政治问题。

英格兰需要切实可行的政策，来应对社会和地区不平等。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必须支撑起一种更新后的国家叙事，解释英格兰在英国中的位置，以及英国在欧洲和世界中的位置。

这绝非无足轻重的任务。值得记住的是，基尔·斯塔默之所以与选民之间的“蜜月期”极为短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缺乏积极的叙事。此外，国家叙事必须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鲍里斯·约翰逊那些夸张的叙事就是例子。过度宣称——在这个案例中，是所谓“重拾伟大”——会侵蚀信任，也会加深受众与叙事提出者之间的距离感。

要建立一种积极的国家叙事，并不容易。首先，它必须回应一些内在矛盾。英格兰既多元，又是一个单一整体。借由英国，它与欧盟形成了一种建立在新近获得、但对许多人而言并不受欢迎的“主权”之上的关系。它重视公平，但不平等却日益加深。更不用说，当下的媒体环境偏好、甚至有时会主动助长一种建立在愤怒和怨怼之上的国家认同感。

伯纳姆对“英格兰问题”提出了部分答案：把决策权下放给地方社区。这是“夺回控制权”主题的一种变体——这一次，控制权不是从欧盟手中夺回，而是从威斯敏斯特手中夺回。

斯塔默虽然出生于约克郡，但由于支持阿森纳，又因名字前有“爵士”头衔，常被视为来自英格兰南部的人。相比之下，伯纳姆毫不掩饰自己的英格兰北方身份。他的“曼彻斯特主义”汲取了英格兰这一地区的合作主义传统，也使他更倾向于让国家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无疑会遭到伦敦金融城某些堡垒以及科技巨头的抵制。

因此，当一些人把伯纳姆称作“北方之王”，或者当他说要设立“北方版10号办公室”，让政策更加关注像他的大曼彻斯特选区梅克菲尔德这样的地方时，这里所说的“北方”并不是苏格兰，而是默认指英格兰北部。工党与激进右翼挑战者英国改革党交锋时，下次大选的胜负，很可能就取决于这里。

就像澳大利亚对“一国党”的支持一样，英国社会也存在深层的悲观、愤怒与焦虑，而2020年后的生活成本压力进一步放大了这些情绪。在英国，这些压力又叠加在原有困境之上：财政紧缩政策带来的痛苦，以及“脱欧”对英国经济缓慢而持续的拖累。

但这种悲观政治是在英国独特的国家结构中展开的。值得记住的是，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果这个称呼适用于它的话——本身就很不寻常。它至少由4个不同的民族构成。它不是联邦制国家，而是一个权力下放并不对称的联合体，同时又保留了异常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控制。

曾经大致由保守党和工党平分的选民版图，如今已在多个实行不同选举制度的权力下放辖区中，分散到7个不同政党之间。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名义上主张分离的政党正在执政。北爱尔兰政府则由一个声称希望推动爱尔兰统一的政党领导。在英格兰，英国本土主义正被激进右翼和更强硬的右翼力量动员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艰难背景下，伯纳姆必须为自己的政府找到一种叙事，把政府政策与“工党价值观”联系起来，并直接对英格兰这个政治共同体发声。工党政府往往任期不长，但影响深远。这意味着，与斯塔默式的管理主义相比，伯纳姆更需要一套大胆的政策议程。将经营失败的私有化供水企业重新收归国有，会是一个不错的起点，既能尽早取得政绩，也能表明市场化方案并非万能。

正如英格兰足球迷所熟知的那样，最折磨人的往往正是希望本身。如今工党支持者的希望再次高涨，但英国的结构性问题也许已经根深蒂固，未必会因为换了一位“主教练”就改变方向。这也可能让伯纳姆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击败获得跨国加密货币资金支持的英国改革党——变得更加困难。

至少在这个夏天，伯纳姆和工党还可以欣赏奈杰尔·法拉奇在他自己发起的补选中“打进乌龙球”的政治闹剧。补选发生在他位于海滨选区克拉克顿的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