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
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里，陆续走进来13个人。他们穿着朴素，操着各地方言，谁也不认识谁。为首的是一个湖南口音浓重的年轻人，叫毛泽东，那年28岁。另一个留着浓密胡子的湖北人，叫董必武，35岁。还有一个操着广东口音的年轻人，叫陈公博，29岁。13个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从全国各地秘密赶到上海，要开一个会。
这个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谁也想不到，这个不起眼的会议，后来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
但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原定7月23日正式开幕，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住进了提前安排好的博文女校。为了安全起见，会议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作为掩护。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李书城公馆的客厅里正式召开，李书城是同盟会元老，他的弟弟李汉俊是上海代表之一。
会议开到一半，出事了。
7月30日晚，第八次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推开客厅的门，鬼鬼祟祟地朝屋里张望了一圈。代表们警惕地问他找谁，他支支吾吾地说“找社联的王主席”，然后匆匆离去。代表们立即意识到事情不妙，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当即判断此人是密探，果断宣布散会，要求所有人立即撤离。果然，不到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车呼啸而至，把整栋楼围了个严严实实。全副武装的巡捕冲进客厅搜查，盘问留守的李汉俊和陈公博，还翻阅了桌上抽屉里的文件。幸运的是，一份用俄文起草的党纲草案因为字迹潦草、语言不通，被巡捕当成废纸随手扔在一旁。
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但会还没开完，怎么办？
代表们连夜商量转移地点。有人建议去杭州西湖，那里人多眼杂，容易隐蔽。但马林和李达的夫人王会悟都否决了这个提议。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对那边的情况熟悉。她提议去嘉兴南湖，租一条游船，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把会开完。这个主意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认可。
1921年8月3日清晨，代表们分乘早班火车从上海出发，各自分散前往嘉兴。到了嘉兴南湖，王会悟早已雇好一条中型游船，在烟雨楼前等候。这是一条江南水乡常见的丝网船，船身长约16米，宽约3米，船头平宽，船舱宽敞，可容二三十人。船主是个老实本分的当地人，王会悟跟他谈好价钱，只说“东家要请客游湖”。
上午十点多，代表们陆续登船。船舱中间摆了一张方桌，四周放着几把椅子。桌上有茶壶茶碗，还摆了一副麻将牌。王会悟坐在船头，手里摇着一把蒲扇，佯装成游客望风。她跟代表们约定：只要她在船头用扇子敲三下船板，就是有情况，舱里的人马上搓麻将。
南湖湖面开阔，画舫往来，游客如织。谁也不会注意到，一艘不起眼的游船里，正在发生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代表们压低声音，继续讨论前一天被打断的议程。他们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下午六点左右，会议完成全部议程，代表们在轻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的口号中庄严闭幕。
一艘游船，就这样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回头看那13位代表，后来的人生轨迹令人唏嘘。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翻了身，成了新中国的缔造者。董必武也走到了最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何叔衡在1935年长征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纵身跳崖壮烈牺牲。陈潭秋1943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邓恩铭1931年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王尽美1925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青岛，年仅27岁。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军阀杀害。而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有人叛党投敌，有人当了汉奸，最终身败名裂。
13个人，同一条船出发，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终点。
那个在船头望风的王会悟，后来一直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993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她晚年接受采访时说：“那天在南湖的船上，我就知道他们在干一件大事。但我没想到，这件事这么大。”
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由于当年那艘游船早已无处寻觅，纪念馆按照船主和亲历者的回忆，仿制了一艘一模一样的画舫，停泊在南湖烟雨楼前的水面上。船身涂着赭红色的漆，船舱里摆着方桌和茶具，仿佛那场会议刚刚结束，代表们刚刚离船登岸。
1964年，董必武重访南湖，这位一大代表已是78岁的老人。他站在红船前沉默了良久，随后挥笔题写了一副对联，至今挂在南湖烟雨楼上：“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
一艘船，13个人，一个民族的命运转折点。这就是嘉兴南湖那艘游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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