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花舞影】
“足球已成了一场盛大的表演。主角寥寥无几，观众众多，人们看球赛；而这种表演，也成了世界上一门最赚钱的生意……” ——《足球往事：影与光》，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本篇定稿时，2026年世界杯刚刚宣告结束了。在首相桑切斯亲自督战下，西班牙人不负1800万签名者众望，把自开赛以来争议不断、骂声不绝的阿根廷“驱逐”出了大力神杯领奖台。
现代足球是西葡语拉丁美洲的文化标志之一，但甚至不需要内行就能注意到，拉美国家并不是都能在“世界”意义上出彩的：从上届冠军阿根廷，到即使在北美足联也纯粹打酱油的古巴，它们相互之间，显然存在巨大而全方位的差异。
本届世界杯中，北美-中美洲加勒比大区的名额被共同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意外出线的海地、库拉索地区占据，除东道主墨西哥外，只有一个传统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巴拿马）入围；南美大区玻利维亚在洲际附加赛中被伊拉克淘汰，传统强队乌拉圭在小组赛即被淘汰，巴西、哥伦比亚均折戟八强，只有阿根廷再次顶风闯入了决赛。
足球与拉美，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拉美人的足球狂热，理论上可以追溯到真·一分定生死的中美洲球赛（Pitz）
本文作者对拉美足球技战术发展的认识不超过后古典玛雅时代（公元900-1700年），要涉及2026世界杯这种话题而不见笑于方家，只能甩出统计科学工具——聚类和分层线性模型（MLM），把它扔到R语言里作定量分析了。
以本届开幕式的东道主、“万年十六郎”墨西哥为“稳定的强队”基准，综合男足世界排名、长期历史累计最佳成绩和民间兴趣热度，南美足联和中北美-加勒比足联中的西葡语国家，可按“足球国力”粗略地聚成四类：（建模及编程过程略）
“实至名归类”——阿根廷、巴西、乌拉圭； “强队守门类”——墨西哥、哥伦比亚； “重在参与类”——巴拉圭、委内瑞拉、中美洲诸国、安第斯西麓诸国； “专（bai）一（lan）棒（tang）球（ping）类”——尼加拉瓜、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
实际上，沿着淘汰线从决赛回溯到三十二强，除海地外的八个西葡语拉美国家：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乌拉圭、巴拿马，正是逐渐落在了上述前三级阶梯内；某种程度上，这种分布也恰好对应了世界体系理论中，不同“边缘”国家的依附水平。简单合并部分“同类项”后，本文打算浮光掠影，在这三类国家中各速览一个，寻访它们历史上的足球和国运。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标题攀附了《火的记忆》作者最著名的那本书（编者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但笔者远不及加莱亚诺了解足球，也显然难以与他的“一生可以换女人……唯独不能换球队”式浪漫共情。这注定了笔者无法同样富于诗意、又具体而微地探讨球星、技战术、俱乐部的资本流向等；文中涉及足球的内容虽经作者尽量审校，但仍属野人献曝，出现幼稚理解乃至事实错误是完全可能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赐教。
阿根廷：种族主义与鸦片
阿根廷之所以弄到被1800万人签名请愿FIFA要求逐出世界杯，导火索有两件事：一件是阿根廷球迷对美国顶流网红iSpeed（黑人）的种族主义羞辱；另一件则是，他们把“上帝之手”那一套，用在了与他们毫无仇怨的另一个南方国家——埃及身上。
这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有迹可循、甚至高度可预期的。
阿根廷是南美长期以来自我感觉最良好的三个“白人国家”之一。除西北山区的少量印加土著和高乔混血外，其官方叙事压根不承认有非白人人口；在他们的一些内宣中，“欧裔白人”占比高达97%！即使按当代更准确的分析，无族裔混血的“纯种”白人也占73%左右。
与此同时，今年世界杯阿西决赛期间，美国西语社区流传的一个笑话是，对决双方分别是“自认为西班牙裔的欧洲人，与自认为欧洲人的西班牙裔”——与上述另两个“白人”国家乌拉圭和智利相比，阿根廷的白人中，严格意义上的“西裔”（Hispanic）确实是少数。和美国最大的白人族群其实是德裔一样，阿根廷最大的白人族群其实是被西语教育同化的意大利裔，此外还掺杂了大量东欧裔、德裔、法裔，以及少量包括西欧犹太人在内的“西亚”白人。
这种人口底色，造就了阿根廷与本文后三个国家完全不同，反而类似“南方的美国”（United States of South America）心态的自我认知
考虑到这样的背景，从一开始就把阿根廷视为第三世界、全球南方、被殖民被压迫对象，是极其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换言之，足球刚随英格兰移民传入阿根廷时，这个国家就是一个“西方副列强”，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没什么区别：处于全球生产体系边缘、经济高度出口导向，基础设施完全围绕首都海港与各初级产品产地呈“辐射型”建造，国土内部交联度极低，本质是白人运营的资源前哨站。
问题是，为什么到今天，至少表面看起来，只有阿根廷最终把自己陷进了典型“拉美依附型国家”陷阱，并似乎在失败之路上越掉越深？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若要列举最重要的三点，在包含了“落后土地制度”这个首要因素后，民族精英的不思进取、小富即安心态大概要占去一席；而足球及其在恶劣国运下的成功本身，恐怕是要占据最后一个名额的。
阿根廷土地制度的问题需要简单提一下。拉美国家独立之初的土地归属因区位而异，通常是西班牙帝国在当地总督府的治理遗产；一般来说，表现为“大庄园-小庄园”（Latifundio-minifundio）的二元结构：前者种植经济作物，实行奴隶制或事实上的农奴制；后者则是自耕农的口粮地。
然而，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阿根廷出现了罕见的、以“单独大庄园”为基础的一元土地结构：1900年，大约300个家族用围栏瓜分了大部分潘帕斯草原，2000个家族拥有全国耕地两成；一个安乔雷纳家族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省就占地超40万公顷！这些大族世家形成利益集团把持政府，在别国构筑贸易壁垒发展本国工业时，长期奉行自由放任主义、使本国消费品完全依赖进口，对外（出口农牧产品）是垄断、对内（进口制成品）是买办，长期压制了工业化的内生需求。1913年，阿根廷人均GDP被广泛认为位居世界第三，但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即使算上食品工业也仅有15-20%。
一战后，欧洲对牛肉、小麦等食品的消费需求萎缩，大萧条期间更是价格暴跌。由于高度单一的出口结构，阿根廷陷入债务陷阱，被迫接受了丧权辱国的《罗卡-朗西曼条约》
由于始终未能实现工业化，农村绝大部分人口为佃农，阿根廷城乡均存在大量无法安排就业、除了踢野球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口，足球成了阿根廷人“民间反抗”的精神寄托；1940年代庇隆上台前，著名的阿根廷河床队首次成为“百万富翁的俱乐部”。面对长期以来显然不公的国际经济秩序，机智地在面对强权敌人、乃至任何敌人的赛场上取巧，则变成了一种广受尊敬的壮举。
1946年庇隆上台曾暂时改变了这种趋势。庇隆时期的阿根廷，借助二战期间积累的外汇储备，一边严厉镇压共产党活动，一边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国有化外资企业、提高工人福利、建立国家福利体系等改良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阿根廷一度出现了将要自强起来的样子。
这些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1948年，阿职业足球界爆发大罢工，导致随后数年阿根廷对世界杯、美洲杯等一系列大赛全交了白卷，足球一度似乎要演变成一种群众自娱自乐的业余运动！
然而，由于庇隆很快垮台，阿工业化进程被打断，后来的军政府不惜耗费巨资和作弊，重新将国际大奖树立成阿根廷的民族追求。在这期间，1948年罢工的余波——“天才职业球员因待遇问题跑路”作为一种模式被传承下来，一直延续至今、造就了包括马拉多纳和梅西在内诸多阿根廷巨星，并反过来逐渐吸走了阿根廷本国联赛的上座率和收视率，形成经典拉美依附论“‘边缘国家’提供原材料、‘中心国家’加工返销剥削利益”叙事中一种“原材料是天才少年”的特殊情形。
现在回顾阿根廷足球史，马拉多纳及其当年激起的民族情绪是绕不开的话题。这件事往往被美化为“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象征性复仇”、乃至人民的“替代尊严”等，问题是，当人民已经因1986年击败英格兰满意了、觉得跟马岛的败绩“扯平”了，那马岛将来还打算怎么解决？
你们把宣称造在一个居民全是英语人士的岛上，难道指望和平拿回来？要不然，军队现代化怎么实施？怎么建船舶工业？怎么建航空工业？国家预算怎么分配？
退一万步说，那些被你们发公务员福利挥霍掉了的违约债，打算怎么还？
加莱亚诺说：“足球与上帝有何相似之处？在于信徒对它的虔诚……”
马克思则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从某种意义上，把他们两人合起来，就凑齐了今年这个先后因埃及和西班牙而出名的阿根廷。
墨西哥：未完成的革命
作为2026年世界杯的东道主，墨西哥举办开幕式，用的是它为1968年奥运会和1970年世界杯修建的同一个体育场。
和阿根廷一样，墨西哥的足球文化是19世纪末满世界修铁路的英国工程师们传入的。随着英国人撤离和墨西哥民族主义思潮在1910年革命后兴起，墨西哥的足球也逐渐脱离英式风格独立演化，最终形成了今天技术细腻、节奏缓慢、注重地面传控、强调个人发挥的风格。
直到冷战初期，墨西哥职业足球交流似乎主要是与南美大陆相关的。然而，随着美国自我整合能力提升，其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力也逐渐增长；1950年代，墨西哥联赛开始从球队、俱乐部到内容转播等全方位、系统性地融入美国足球体系中，对应着其服务对象也逐渐从本土向收益更大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倾斜了。
1968-1970年，墨西哥成为第一个连续举办奥运会和世界杯的国家；为了承办赛事，联邦政府在国家整体消费力未匹配的情况下，大肆举债兴建包括阿兹特克球场在内的大量赛场和基础设施、高速公路和酒店等。这种模式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坎昆等旅游胜地，逐渐在国内造出了两套平行的生活体验——一套高雅的服务猎奇的英语外国人，一套普通的服务自己人。
这是世界体系理论、或作为其特例的拉美依附论“中心-外围”模型所描述的典型现象。
墨西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虽然离美国最近、而且“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最早确实是墨西哥人说的，但在1960年代基于依附论的“边缘-中心”世界框架在南美大陆成为显学时，墨西哥除人类学外的学术界却并不热衷拿自己去套这个框架。
墨西哥很多人似乎认为，经过了1910年革命和卡德纳斯的励精图治，墨西哥是具有某种例外性的。经典拉美依附论的悲观和宿命色彩，不适用于一个如此伟大的文明古国（图为墨西哥城主神庙遗址）
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是非常独特的。它在几经周折后最终建立了一个一党制政体——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最初称为PNR）从1929年起一直执政到2000年，奥夫拉多尔2018年当选前又执政了一段时间，是世界上仅次于新中国的、主权国家持续时间最长的连续和平禅让制：
在后来对古巴革命的讨论中，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从许多非共产主义拉美人的视角，古巴革命首先是一场某种程度上墨西哥革命的翻版。图为2022年一名古巴革命军大校为墨西哥派遣扑救马坦萨斯油库火灾的墨西哥军人授勋
在1910年革命及其后一段时期，美墨边境还不像现在这样敏感，革命者经常闯入美国如入无人之境。虽然当时已有“离美国太近”的感叹，但总的来说，墨西哥的大部分内政，在当时仍是相对独立、不受美国或其他外界因素干扰的。
1938年，米却肯出身的卡德纳斯总统将外资石油公司国有化，成立了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将1917年革命宪法规定的土地改革大规模落实，大约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被分配给农民，打破了殖民时代地主们留下的发展桎梏，从而使这个国家免去了上述阿根廷的一部分命运。
和凯末尔、庇隆等资产阶级民族领袖一样，卡德纳斯试图通过国家干预特定行业外资、培育内部市场和一定程度的改良主义，实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在他身后，墨西哥确实进入了一个长达近三十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黄金期，经济增长显著、城市中产扩张；在对美关税壁垒、贷款优惠和关键行业国企支持的保护下，墨西哥一度具备了维持多种门类消费品工业的能力。
然而，由于前任积累下来的反共意识形态，卡德纳斯缺少三种最重要的工具——普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对革命党绝对忠诚可靠的防御力量，以及面对发达外国时的民族信心。
卡德纳斯为墨西哥作出了巨大而全方位的贡献，但并没能改变它在美国面前的弱势地位和美墨战争积累的军事恐惧；随着二战导致美国军力暴增、并在冷战期间固定为军事超级大国，墨西哥对美国“作为国家不可战胜”的认知被永远固定下来。与此同时，墨西哥刚从温室中孵出的工业化是十分脆弱的。汽车、化工、制药等技术型产业都高度依赖美国工业母机和中间体等，缺乏管制导致外汇不断轻易流出；与之对应，在北美自贸协定（NAFTA）与“毒品战争”开始前多年，墨西哥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口粮无法自给、需要进口美国粮食的现象。
19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的国际油价飞涨吹上风口的国家不仅有苏联，也包括作为产油国的墨西哥；与之对应地，1981年的油价暴跌，在经济上严重伤害的也不仅是苏联东欧集团。
1994年NAFTA谈判时，墨西哥之所以谈成了一系列我们视角里的卖国条款，部分是因为它自身财政上已经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NAFTA谈成后的事情相对比较众所周知，从足球联赛球员流动、到玉米地种植，墨西哥已经丧失了经济政策自主权，在不合理的“正常”经济秩序下，跨国毒品经济迅速崛起，而国家机器的不可靠又导致这种局面被逐渐固化，基层社会长期陷入了事实上的低烈度内战。
今天的墨西哥，本土足球联赛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大部分地方队似乎已经被掏空、比赛上座率甚低，只有几支全国关注的强队主场上座无虚席。然而，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世界上注册职业球员人数最多的国家（2025年近1万人——作为对比，2025年墨西哥空军总员额大约1.1万）。
在一个虽然长期只位列“世界强队守门员”、但年轻人结构性地除了混帮派没有上升空间的社会里，职业足球，仍然是出人头地的最后希望。
巴拉圭：国家不幸球家幸
在连续三届缺席后，巴拉圭在本次世界杯中一路杀进16强，与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一同出局，表现超出了乌拉圭等传统强队，创造了2010年以来的最好成绩。
巴拉圭的足球与它的国运一样起伏不定，而从长时间尺度来看，二者其实是颇为互补的。相比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两个国家，巴拉圭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典型拉美依附论框架、尤其当代多斯桑托斯等人的“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即MDT学派论述中（需要指出的是，MDT并非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按它的理论框架，巴西自己之于巴拉圭，会被视为“次级帝国主义”。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巴西人蒂亚戈·诺加拉曾详细批驳过这种概念建构，本节仅引用其视角），它是“依附者的依附者”——不仅依附于通常意义上的西欧北美“中心世界”，而且深刻地依附于巴西和阿根廷。
除台湾同胞外大部分读者可能最陌生的南美主权国家——巴拉圭，和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等相似，拥有极其深厚的原住民底色。在当地西语中，“巴拉圭人”与“瓜拉尼人”（主体土著民族，笔者在玻利维亚那篇稿子里提到过的东部土著之一）两个词几乎可以混用：
与玻利维亚东部瓜拉尼人（下）不同，巴拉圭的瓜拉尼人（上）发展程度视具体部落、地域从“完全现代化”到“完全传统土著”差异极大，直接反映了巴拉圭这个国家的发展差异
然而，与上列的其他原住民国家不同，巴拉圭的早期政权组织、血缘起点及其独有的受性别特征塑造的历史，是很难用中国人容易理解的方式简单描述的。限于本节篇幅，我们直接跳到1864-1870年的巴拉圭战争后。当时的巴拉圭：
——被消灭了大约70%的男性人口；
——彻底丧失了自主富国强兵的国家实力信心；
——被前来开发自己的英国人和阿根廷人引入了足球运动。
这种时代背景塑造了该国精英阶层几乎将本国视为阿根廷“文明郊区”般的全方位依赖性。除了独特的耶稣会历史、“胡里亚娜土著姑娘”和几场大多不堪回首的战争外，巴拉圭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
位于玻利维亚的1932-1935查科战争纪念碑，这是巴拉圭唯一打赢的仗。历史上，这场战争被广泛视为标准石油公司（操纵玻利维亚政府）和壳牌公司（操纵巴拉圭政府）的代理人商战，但其争夺的“标的”——北查科石油，最终被证明根本不存在，巴拉圭得到了18万平方公里荒原
直到二战后，对足球的热情，被作为巴拉圭的民族荣誉感源泉人为建构了出来。
1954年，在一场高度疑似美国大使馆支持的政变中，查科战争老兵斯特罗斯纳将军通过政变上台，开启了35年的亲美法西斯独裁统治。独裁政府用高压统治镇压共产党和左翼势力、压制土地改革、对巴西和美国跨国资本全面开放农业和基础设施，建成了本国几乎没有利用能力的三峡之前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伊泰普电站，制造了亚松森城市街景的虚假繁荣，却积累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和贫富不均问题。
为了转移人民的愤怒，斯特罗斯纳利用足球比赛制造民族主义狂热。每逢巴拉圭国家队出征，他都会亲自为队员送行；这种“墨索里尼行为”确实取得成效。巴拉圭在1979年爆冷夺得美洲杯冠军，并在1986年世界杯上逼平墨西哥；巴拉圭民间文化中对足球的狂热气氛也被“定型”下来，和他打造的狂热反共意识形态环境、对巴西和阿根廷的依附关系一道延续至今。
1989年斯特罗斯纳下台逃亡巴西，但巴拉圭的政治氛围与经济政策并未改变。1995年年中，巴拉圭央行爆出账目造假，引发大规模金融危机和长期衰退；2002年，因其依赖的阿根廷自身经济危机溢出叠加自然灾害，巴拉圭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和暴力抗议；2009年，由于西方全球性金融危机传导进入，巴拉圭再次爆发经济危机。
右派长期一党执政，叠加巨大的烂摊子，似乎应该触发一场革命；然而，在这期间，巴拉圭足球接连告捷，连续数届世界杯出线的“情绪价值”极大转移和缓解了当地人的怨气。至少部分由于这一原因，巴拉圭腐败的传统亲美政客圈子也挺过了本世纪初的拉美粉红浪潮，连同其与台湾当局的“邦交”一起苟延残喘了下来。
为蒋介石立像的斯特罗斯纳，给巴拉圭留下的“巴西附庸”、“南美洲最后反共堡垒”两件遗产，一直祸害国家到现在。随着卢拉当选巴西总统，巴西大批死忠博索纳罗的白人右翼分子流入巴拉圭“避难”，几乎将这个正常每年外流1/400人口的农业国搞成了移民净输入国。这些流入者往往有钱有势、却对当地的瓜拉尼乡土认同毫无感情，信奉自由放任和“提取主义”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巴拉圭的自救转型难度。在可预见的将来，巴拉圭的命运如同被伊泰普水电站镇压的巴拉那河，看不到什么翻身的期望。
总结一下：巴拉圭足球的两段辉煌，分别是与其独裁统治和1995-2008年连续经济危机的历史绑定的。“国家不幸球家幸”，可能是对这个国家最好的形容。
写在最末
如果超出以上三个国家、对拉美各国与其足球水平进行更加一般性的总体分析，可以观察到两种普遍特征：
1.如果不考虑棒球干扰文化民俗的情况，一个拉美国家的“非土著渗透率”通常与其足球实力成正相关，而“土著文化正统程度”与该国民间足球实力成负相关。
具体说，长期被视为“白人国家”的乌拉圭和阿根廷、加上混血情况复杂但分布类似美国（以白人和黑奴后裔为主）的巴西，美洲原住民人口占比最低或最边缘化，表现出最好的足球实力。历史上土著文化越发达（原经典玛雅地区和安第斯文明地区）、当代土著人口占比越高的国家，总体技战术和民俗爱好水平均越差；纯血土著人口最多、土著（相对“欧亚洋人后裔”）政治地位最高/权利最受保护的玻利维亚，长期稳居南美足联FIFA排名垫底。
今年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的世界杯开幕式上，瓦哈卡女歌手莉拉·多恩丝穿着从古墨西哥米斯特克文明一直继承下来的Huipil土著长裙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土著从种族上不善于踢球：墨西哥历史上孕育了发达的土著文明，如今血统意义上的土著仍占据极高人口比例。只是不同于玻利维亚等，墨西哥“血脉土著”的古老认同-生活方式被很大程度上“文化重塑”或现代化了。
结果是，该国足球表现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成为“拉美球技名誉”的守门员。
2.一个拉美国家的“左翼政治支持率”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主流社会的覆盖率”，通常与其足球实力成负相关。
具体说，一个美洲西葡语国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倾向越稳定偏左，其足球实力越差。共产党领导地位入宪的古巴、本世纪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有效（未引发人口逃亡）执政时间最长的玻利维亚，分别在整个西语世界和整个南美足联排名垫底；“21世纪社会主义”政党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委内瑞拉，则是南美足联唯一从未打入世界杯的成员国。
与此同时，足球国力位于“第一梯队”的三国，均从未形成压倒性的左翼民意：巴西和阿根廷社会围绕政治站队出现了巨大撕裂，一极是“弱势左派”，另一极公然聚集着大批亲美极右翼/准法西斯分子；乌拉圭极右翼的土壤在总体安定景象之下仍然大量存在，共产党支持率稳定在5%“被边缘化的边缘”，非共产党政客支持委内瑞拉选举结果会被视为严重政治风险。
综上所述，对这种奇妙体育运动在美洲的现状，笔者推己及人，提出以下暴论：
即使不再是类似中国的“国运平衡器”，但只要研究对象国仍在发展中区间，“国家足球实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该国多数普通人民享受集体扶持和文化尊严”命运的平衡器。
这大概无法得到加莱亚诺这个铁杆球迷的认可。笔者就把这个结论当作他那本“阳光和阴影”的书页间，一片无足轻重的乌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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