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天，上海一间老式公寓。
81岁的贾植芳弯着腰，站在床边，把切好的苹果一片一片往妻子嘴里送。
任敏躺在那儿，眼睛睁着，没有反应。
她已经这样躺了快两年。
床头柜上摆着四样水果——苹果、梨、橘子、香蕉，每天雷打不动要喂四遍。
医生说，植物人虽然不能动，但味觉还在。
他信了。
他们最后一次“领证”，是在1997年。
不是结婚证，是任敏的住院手续。
工作人员让他们出示结婚证明，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面面相觑，五十多年了，他们从来没领过结婚证。
1944年在黄河边那间土坯房里，两个人对着天地磕了三个头，就算结婚了。
后来任敏去补办了一张，也不知道算不算数。
工作人员看了看这对老人，没再追问。
1944年的任敏，不是躺在床上的样子。
她是山西汾阳的富家小姐，念过新式学堂，脾气倔，胆子大。
读了一篇叫《人的悲哀》的小说，就非要给作者写信。
作者回了信。
后来他们在西安见面，她发现这个笔锋犀利的男人，居然温润儒雅，彬彬有礼。
她沦陷了。
父母不同意，说早给她物色好了门当户对的人家。
她收拾了几件衣裳，搬进了贾植芳在黄河边那间土坯房。
新婚三个月，贾植芳被怀疑是共党，有人密谋活埋他。
他带着任敏连夜逃命，不敢住店，两个人缩在柴草垛里、荒山坡上过夜。
她一声没吭。
后来他几次入狱——1945年被日本人抓，1947年被国民党抓，1955年因为跟胡风有通信往来再次入狱。
每一次，任敏都变卖家产打通关节，做好饭菜送到牢门口。
有人劝她离婚，说你还年轻，别跟着一个蹲大牢的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
她没听。
1955年那次，她被连坐。
出狱后没两年，又再次被捕，一关就是十年。
1969年出狱时，她已经快五十岁了。
没有人告诉她贾植芳在哪里。
她打听到他在山西襄汾老家还有父母，就一个人坐着绿皮火车找过去。
在那个村子里当了九年农民，替他守了九年家。
1978年，贾植芳被释放。
他站在家门口，看见院子里那个弯腰喂鸡的老太太，满头白发，背也驼了。
她回头，两个人对看了好一会儿，抱在一起哭。
后来他进了复旦大学，开始疯狂写作翻译，好像要把失去的二十五年全补回来。
她也跟着他过上了几年安稳日子。
每天早上他去书房，她就在客厅里坐着，也不出声，偶尔给他端杯茶。
他去外地开会，她也跟着。
有人笑他，贾先生你走到哪都带着太太。
他说，以前分开太久了，现在不想再分开了。
1997年任敏脑溢血倒下，医生说没救了。
他求医生，多少钱都行，请最好的药。
积蓄花光了，八十多岁的人又坐回书桌前，接翻译的活，一个字一个字地挣。
每天给妻子测四次体温血压，喂四种水果，握着她的手不停地说话——
今天外面下雨了，院子里那棵桂花开了，咱们以前在黄河边那间破房子你还记得吗，冷得要命，你缩在我怀里哆嗦了一整夜。
她躺了五年。他照顾了五年。
2002年任敏走了。
六年后贾植芳也走了。
后人整理遗物，在一个铁盒子里找到一张泛黄的纸条。
那是1944年任敏离家出走前，留给父母的最后一句话，“女儿不孝，但女儿此生不悔。”
那年她22岁，跟他住在黄河边那间漏风的土坯房里，没有婚礼，没有证书，指天为媒，许了一辈子。
你们说，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是“不悔”？
是22岁那年的义无反顾，还是81岁那年，一片一片喂到嘴边的苹果？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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