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独具风貌的元代传记文|人物|传主|文学史|独具风貌的元代传记文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多聚焦于唐宋两代和明清时期，夹于其间的元代传记文往往遭到忽视。事实上，元代传记文独特的时代风貌、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以及在题材和风格上的重要探索，使其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链条上占据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作者 |南开大学副教授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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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多民族共融、大一统格局深化的特殊时期。蒙古族群入主中原，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大一统帝国，伴随着政治格局的剧变、民族关系的重组以及文化传统的碰撞与融合。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的诸多层面以及时人的观念意识均发生显著变化，深刻影响了元人的人生选择与命运轨迹。元人之人生际遇不同于前代，载述其生平的传记文章亦随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色目人等非汉族人物传记的出现，为中国传记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人物类型与文化元素。在唐宋文章极盛之后，元代传记作者力求创新突破，积极探索书写的变体与新途，从而赋予传记文新的生机与张力。这些共同塑造了元代传记文独特而鲜明的风貌。

独特历史造就传主非同寻常的人生

元朝突破了以往中原王朝单一的农耕文明格局，将农耕文明、草原文明、商业文明融为一体，在民族多元、商业繁荣、文化环境宽松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元人具有了不同于前代的人生轨迹。

就政治结构而言，元朝的统治既非纯粹的草原游牧模式，亦非传统中原王朝模式，而是蒙汉二元体制。在这种二元统治架构下，传统中原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线性人生模式遭遇了深刻的挑战，其仕途进退、身份转换与价值抉择皆在跨文化的政治体系中被重新定义。易代之际，部分出身于陇亩的草莽人物，因特定的历史机遇和复杂的因缘际会，于乱世中迅速崛起，骤然膺任一方领袖。他们从社会底层跃迁至地方权力核心，如姚燧所撰《河东检察李公墓志铭》中的墓主李懋时，便由一介乡民一夜之间成为蒙古汉军将领。这种剧烈的身份变化，深刻揭示了特殊历史环境下个人际遇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就文化环境而言，元代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为非凡人生的展开提供了制度与心理空间，例如在宗教方面，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皆能在其境内合法存在与传播。由此，传主的人生选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或隐于市井，寄情于曲辞书画；或游于幕府，以吏员、幕宾身份参与政治；或出入于佛道，在宗教世界中安顿精神。黄溍为多位僧人撰写塔铭，便是元代儒释互动的例证。就经济与社会而言，元代商业与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人、工匠、医卜、艺人的事迹进入传记视野。戴良曾为多位医者作传，记录其技艺之精、行事之卓。尽管这类人物在传统观念中地位不高，但元代的传记文能够突破“唯官唯仕”的局限。传记作者将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详细记录，通过对不同人物人生轨迹的描绘和分析，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众生相，进而展示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人文精神和历史发展脉络。

历史的独特性、复合型的文化形态、多元交织的民族结构、繁荣开放的商业网络以及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共同塑造了一批具有非同寻常人生轨迹的传主，也为元代传记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写对象与叙事可能。传记书写突破了单一儒家伦理的演绎框架，成为多样文化交汇的场域，从而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史上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繁复面貌。

传主身份构成的新变

元代传记文最显著的变化便是新传主类型的出现以及多种文化因素的融入。与前代传记多以汉族士大夫、隐逸高士或烈女孝子等为主角不同，元代传记中出现了大量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传主的篇章。这些少数民族传主或为开国勋臣，或为镇守一方的地方长官，或为精通儒学与诗文的文人学士。对他们生平事迹的书写，丰富了传记文的写作维度与文化内涵。传记作者以汉文传记书写传统为体，记录了具有草原文化背景、伊斯兰文化背景或藏传佛教文化背景的传主。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调适之中，这些传记文本在遵循文体规范的同时，吸纳并呈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如虞集所撰《句容郡王世绩碑》便记录了别具一格的风俗习惯、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

这些传记文不仅详细记载了蒙古人与色目人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民族性格，也记录了随着民族交融深入，少数民族人物逐渐接受儒家礼义、诗书教化，乃至精通汉学、参与科举或主持文事的复杂过程。无论是传主在元代社会中的政治活动、经济行为与文化实践，还是各民族文人在书院与诗社中的交游唱和，均被纳入传记文的叙事视野。例如，偰氏家族由西域来华，一门九进士，成为中州著姓。欧阳玄所撰《高昌偰氏家传》便呈现了一个与中原文化世家无异的偰氏家族。

多元传主的书写极大地拓展了传统传记文的写作维度。传记作者以汉文史传笔法记录多民族的文化风貌，需在儒家“褒贬善恶”的伦理规范与不同民族的文化逻辑之间寻求平衡：既要维护传统传记的道德评判功能，又要准确传达少数民族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由此，传记不再局限于单一民族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评判与事功记录，而是展现出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织、碰撞与融合的宏大历史图景。这种跨文化的书写实践，不仅生动直观地反映出元代民族交融与文化融合的历史状况，更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认知与理解，使元代传记文成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史上极具异彩的篇章，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元代传记写作的破体求新

《史记》《汉书》以其卓越的史识与文才，树立了传记文学的典范。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技巧，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的卓越艺术，成为后世传记写作不可逾越的高峰。降至唐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文章大家更将传记文体推向极致，无论是碑志还是传状，皆形成了体例谨严的写作传统。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下，元代传记作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文体自觉与创新意识，不满足于因循守旧、蹈袭前人成法，而是积极求新求变，勇于突破传统传记文的体例束缚，寻求新的艺术突破。

在具体写作实践中，元人的传记文体例格式呈现出不拘一格、因人而异、灵活多样的显著特征。传统碑传往往遵循固定的程式：先述先祖世系，次记生平履历，后铭功德，末缀铭辞，结构板滞，千篇一律。而元代传记作者则大胆打破这种僵化的体例框架，或根据传主的特殊身份调整叙事重心，或依据传主的个性气质变换文章格调，有的雄深雅健，有的婉而多讽，有的质朴近史，有的富丽近文。如宋濂《故诗人徐方舟墓铭》以作者与墓主的相识开篇，别具一格，引人入胜。

与此同时，元代传记文在叙述手法与艺术表现上亦实现了多方面的突破。其叙述手法丰富多样：或采用史传笔法，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脉络清晰；或借鉴小说技法，设置悬念、注重细节、刻画心理，使人物形象立体丰满；或引入对话与场景描写，增强现场感与戏剧性。如吴澄《元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赵国董忠宣公神道碑》描写董士选与宋师作战的场面，气势恢宏，细节纷呈。元代传记文叙事情节不再局限于传主的仕宦履历与道德事功，而是广泛涉猎其日常交游、情感世界、学术论辩乃至生活逸事，情节线索繁复交织，叙事层次跌宕起伏。虞集《姚忠肃公神道碑》所写碑主姚天福“旋风查案”与“双钉案”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犹如小说。在情感表达上，元代传记文往往感情充沛真挚。传记作者与传主之间或为师友，或为同僚，或为亲属，其哀悼、敬仰、惋惜之情流于笔端，使冰冷的碑石文字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与感染力。议论部分则富于气势与思辨色彩，或纵论时势，或辨析学术，或阐发义理，往往借传主之生平以寄托对政治、社会、文化的深层思考，体现出元代文人特有的历史洞察力与批判精神。如宋濂为王孟远所撰《故承直郎刑部司门员外王君墓志铭》，在叙事中穿插了大量抒情性文字，使文章在客观叙述的基础上更拓展了情感的深度。

凡此种种，皆是元代传记作者对传记文文体的重要突破。他们既未舍弃《史记》《汉书》至唐宋形成的传记传统，又能在继承中大胆革新，将多元的文化视野、复杂的时代体验与个性化的艺术追求融入传记写作之中。这种突破不仅提升了元代传记文的文学品质，更为后世传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与文体启示，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元代传记文的独特风貌根植于元代特殊的历史文化土壤。传主群体的扩展与多样文化的书写，源于大一统格局下多民族交融的时代特征；破体求新的探索，折射出元代文人在宽松文化环境中的创作活力。元代传记文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既是唐宋传记传统的继承者，又因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为明清传记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简言之，元代传记文在继承中变革，在变革中启新。其独特的时代风貌、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以及在题材和风格上的重要探索，使其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链条上占据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元代传记文研究”（20CZW029）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0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