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内加尔队球员 伊斯梅拉·萨尔
回顾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除了战至最后的几支强队，一支支奋勇拼搏的非洲队伍也给全世界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防守如铜墙铁壁般多次逼平强队的佛得角，身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却凭借毅力晋级淘汰赛的塞内加尔和刚果（金），以及奋勇杀入16强的埃及和摩洛哥……
尽管非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但我们对非洲的了解，好像仍停留在壮美的大自然、落后的经济发展，以及时不时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
走出足球场后，我们还会继续关注非洲吗？真实的非洲，又是什么样子？
在波兰记者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看来，非洲是一匹色彩斑斓的布料，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在永远流动，一切都无法被简单地归纳概括。
作为波兰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常驻非洲的记者，卡普希钦斯基在非洲的旅程跨越将近四十年，足迹遍布殖民者建造的滨海城市、热带草原中游牧民族的队伍、丛林边缘与世隔绝的村庄、以及国境上一夜间消失的难民营。
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机勃勃的去殖民化浪潮，到七八十年代鲜为人知的经济衰退、饥荒、政变和军阀内战，到九十年代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屠杀，再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非洲各族人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片大陆又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
世界杯的旅程结束了，而非洲的旅程仍在继续。
下文摘自《太阳的阴影》 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 著
01
世界是流动的
阿克拉的汽车站像一个临时停靠在路边的大型马戏团车队。五彩斑斓，乐声喧闹。这些汽车更近似于大篷车，车顶靠四周的立柱支撑。车厢没有侧壁，行驶途中凉风可以自由穿过。
这些大巴车都涂上了鲜艳的色彩，画满了图案。但最重要的还是上面的标语。它们周围装饰着花环，字体很大，远远地就看得清。这些标语的内容涉及上帝、人类、责任和禁忌，旨在鼓励或警戒世人。
非洲人的精神世界（我意识到使用“非洲人”这个词汇，是将它极大地简化了），是异常丰富且复杂的，他的内心生活充满了深刻的宗教性。他相信，有三个截然不同又彼此关联的世界同时存在着。
第一个是他置身其中的世界，是可以触摸和看见的现实世界，由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以及无生命的物体——石头、水和空气等组成。
《上帝也疯狂》
第二个是祖先的世界，那些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的人，似乎并没有完全死去，没有彻底消失。也就是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他们依然存在，甚至能参与、影响、塑造人们的现实生活。所以，和祖先维持良好的关系是生活顺遂的条件，有时甚至是生存的条件。
最后，第三个世界，是极为丰富的精神灵魂的王国，它们独立存在，同时也存在于每一个生命体、每一件事物之中，于万物之中，无处不在。
统御这三个世界的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上帝。正因如此，很多大巴车上的标语都提到了他不容置辩的超越性。
乘客上了车，找位子坐下。这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完全不了解非洲的外来客，可能马上就会发生两种文化的碰撞，乃至冲突。这个人会开始左顾右盼，欲言又止，终于开口问：“几点开车？”“什么几点开车？”司机会非常疑惑地回答：“什么时候人坐满了，什么时候开。”
欧洲人和非洲人的时间概念完全不同，他们理解时间、对待时间的方式也不同。
欧洲人认为自己是时间的仆人，依赖于时间，受它制约。时间给人施加了严格的规定、要求及标准。人类与时间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而这场冲突永远以人类的失败告终——时间消灭了所有人。
而非洲人对时间的理解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时间要松弛得多，是一个更开放、灵活、主观的概念。是人类在影响时间的形成，控制它的进程和节奏（当然，要先得到祖先和神明的允准）。时间甚至是人类可以创造的东西，因为时间的存在是通过事件的发生来呈现的，而事件发生与否，取决于人。
时间是一种在人的影响下不断复苏的物质，如果人不给予它能量，它就会休眠乃至消散。时间是消极的存在，最关键的是，它取决于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非洲人上了车不会问什么时候开。他进入车厢，找个空位子坐好，马上进入一种状态，他在这种状态下度过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静静等待。
非洲人相信，一种神秘的能量在世间循环流淌，当它靠近并充盈你时，便会赋予你启动时间的力量——某些事情将会发生。然而，在这之前，人们必须等待；任何其他行为都是疯狂且徒劳的。
《再见，朱莉娅》
非洲的问题在于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在于广袤的大地与它赤足光脚、手无寸铁的居民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论往哪个方向看，到处都是遥远、荒凉、杳无人烟的空间，无边无际。你得走上数百甚至数千公里，才能遇到其他人（不能说遇到“另一个人”，因为单独一个人是无法在那种条件下生存的）。
任何信息、知识、技术成果、财富、货物、他人的经验都无法渗透进来，它们找不到流通的路径。没有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存在。即便偶尔有，也只是偶然的事件或节日庆典。而缺乏互通有无的交流，任何社会都难以前行。
你拥有的一切都要与氏族的其他成员、与同宗的兄弟手足分享。谁违背了这个规则，谁就会被排挤，被逐出氏族，成为令人嫌恶的孤立个体。非洲的传统是集体主义的，因为只有团结一致的群体才能应对自然界不断涌现的挑战。
另一方面，在小型群体中生存活动，使他们更容易逃离危险的地方，从而得以幸存。这些小型族群采取了过去轻骑兵在战场上所使用的战术：机动性、避免正面冲突、躲避和智胜。
这使得非洲人成为了永远“在路上”的人。即使过着定居的生活，住在村庄里，他们仍然“在路上”。因为整个村庄也在行走：水源枯竭了，土壤不再肥沃了，或者暴发流行病了——他们就得上路，寻找生存的希望，期待更好的生活。
02
历史的枷锁
非洲幅员辽阔，鲜有通航的河流，缺少通车的公路，再加上恶劣且致命的气候，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发展，但它们也构成了一道抵御外来入侵的天然屏障，使得殖民者无法深入内陆。他们只能留守在海岸边，依赖他们的船只、武装防御工事、粮食储备和金鸡纳霜。
从形式上讲——仅仅是形式上——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统治始于柏林会议（1883年至1885年），当时几个欧洲国家瓜分了整个大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下半叶非洲解放。
然而，事实上，殖民渗透早在十五世纪就开始了，并在接下来的五百年中蓬勃发展。这一征服过程中最无耻、最残忍的阶段，是持续了三百多年的非洲奴隶贸易。数百万年轻的非洲人被运走——在噩梦般的条件下，挤在船舱里———横渡大西洋，在那里用汗水为新世界的财富和繁荣奠基。
《黑女孩》
非洲——饱受摧残且毫无还手之力——被掏空了人口，摧毁了家园，几乎沦为废墟。大片土地变得荒芜，灌木丛覆盖了原本开满鲜花、阳光明媚的地区。但殖民时代在非洲人的记忆和意识中留下的最痛苦、最难以磨灭的痕迹，还是长达几个世纪的蔑视、羞辱和苦难在人心深处埋下的自卑和伤痕。
欧洲人一直留在沿海地区，偶尔才不情愿地深入内陆。因为那里没有路，而且他们害怕敌对的部落和热带疾病——疟疾、昏迷、黄热病、麻风。尽管在沿海地区待了四个多世纪，但他们始终抱着一种临时心态，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和轻松的掠夺。实际上，他们的港口只是吸附在非洲躯体上的吸盘，是运走奴隶、黄金和象牙的出口。他们想把一切运走，而且成本越低越好。
因此，许多欧洲人的“寄存处”看起来就像以前利物浦或者里斯本最穷的街区。在属于葡萄牙的罗安达，葡萄牙人在四百年间不曾修建一口饮水井，也没有在街道上安装路灯。
修建通往内陆的铁路，标志着殖民宗主国开始采取一种更具经济意识的新思维，特别是在伦敦和巴黎。当时，非洲已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他们可以安心地在那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殖民地投资，种植咖啡、茶叶、棉花、菠萝，或者在其他地方开采钻石、黄金和铜，这些都有可能带来丰厚的收益。
万事俱备，只欠交通。过去那种一切都靠搬运工顶在头上的运输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必须修建公路、铁路和桥梁。
可是，谁来干这些活呢？他们没有引进白人劳工：白人是老爷，不能干体力活。也不可能雇用当地的工人，因为根本没有这种人。当地人对打工赚钱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还没有金钱的概念（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贸易都是以物易物，比如用枪支、盐或高支棉换取奴隶）。
后来，英国人开始推行强制劳动制度：部落酋长必须送来一定数量的免费劳工。这些人被安置在劳动营中。非洲地图上那些劳动营密集分布的区域，表明殖民主义在那里已经扎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殖民主义达到了顶峰。然而这场大战的进程及其象征意义，实际上推动了这一体系的崩溃和终结。
为什么会这样？在殖民时代，种族和肤色的差异是欧洲人与非洲人关系的核心、本质和主要形式。每一件事——每一种交流、从属和冲突——都被转化为“黑人-白人”的概念框架。非洲人被灌输：白人是不可侵犯、不可战胜的，白人是一个团结又坚固的力量。
这是支撑殖民统治体系的意识形态，它巩固了一种信念，即任何质疑或反抗都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突然之间，被征募到英国和法国军队中的非洲人看到，在他们参与的这场欧洲战争中，白人在互相残杀，互相射击，互相摧毁城市。
《光荣岁月》
这是一种启示、震动和冲击。法军中的非洲士兵看到，他们的法国殖民统治者被打败了。英军中的非洲士兵看到，帝国的都城伦敦遭到了轰炸。他们看到惊慌失措的白人，四处逃窜的白人，哭号求饶的白人。
目睹白人战争的景象，非洲人所受的震撼尤为强烈，因为非洲居民被禁止前往欧洲，甚至不能离开非洲大陆。他们只能根据殖民地里白人的奢华条件来想象白人的生活。
这些“二战”老兵后来从欧洲返回非洲，很快加入了各种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和政党。这些组织的数量迅速增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的取向各异，目标也各不相同。
来自法属殖民地的人们最初提出的诉求比较局限。他们还没有谈论自由，只希望所有殖民地居民都能成为法国公民。来自英属殖民地的人们更加激进。他们提出了名为“泛非主义”的理论思想：一，世界各地的黑人，无论是在南美洲还是在非洲，都属于同一个种族和文化，应该为自己的肤色感到自豪；二，整个非洲应该独立并统一。他们的口号是“非洲属于非洲人”！
03
自由之后
伦敦和巴黎当初为了鼓励公务员去殖民地工作，为那些愿意外派的人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曼彻斯特邮局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一旦来到坦噶尼喀，就会得到一幢带花园和游泳池的别墅、汽车、仆人和回欧洲休假等待遇。殖民地的官僚可是个美差。
如今，殖民地的居民在一夜之间独立，原封不动地接管了殖民地政府。昨天还是贫苦、卑微的人，今天就成为天选之子，位高权重，盆满钵满。
非洲国家的这种殖民起源导致在独立后的非洲，权力斗争变得异常激烈和残酷。就在一瞬间，通过一场政变，新的统治阶级诞生了——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不生产任何东西，只是管理社会并享受特权。
就这样，在“二战”后短暂的历史中，许多非洲国家已经走到了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快速去殖民化，获得独立。其特点是普遍的乐观主义和欢欣鼓舞的情绪。人们坚信，解放将意味着头顶更结实的屋檐，更多的米饭，人生中第一双鞋。奇迹将会出现——面包、鱼和葡萄酒会成倍增长。
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相反，人口数量急遽增长，但没有足够的粮食、学校和工作。悲观幻灭很快取代了乐观主义。民众的痛苦、愤怒和仇恨全部转向了精英阶层，那些人迅速而贪婪地填满了自己的口袋。
《血钻》
在一个私营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种植业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银行又属于外国资本，从政是唯一一条致富道路。总而言之，底层民众的贫困和幻灭，加上上层精英的贪婪和私欲，造出了剑拔弩张的毒性气氛，而军队觉察到了；他们举起保卫受害者和受辱者的大旗，走出军营，夺取了权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非洲刚迈入最黑暗的二十年。内战、叛乱、政变、屠杀，以及萨赫勒地区和东非数百万人开始遭受的饥荒，这些都是危机的征兆。
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中，处处是权力之战，部落、种族冲突、军队力量、腐败的诱惑、黑帮的威胁，一切都为夺权所用。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呈现出其脆弱的、无法履行基本国家职能的特点。
有关非洲各国内政的一切都是错综复杂的。这是因为欧洲殖民者们曾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在柏林会议上瓜分非洲，强行将十九世纪中叶非洲大陆上的一万多个王国、联邦、自治部落划分成了四十个殖民地。
这些国家和部落之间有着漫长的彼此冲突和交战的历史。然而，就像这样，没有任何人征求他们的意见，突然间他们就被划入了同一个殖民地，受同一个（而且是外来的）统治者的管理，服从同一套法律。
而现在，去殖民化的时代开始了。过去那些被外来统治者所冻结或干脆忽视的民族关系，突然间活跃起来，并且再次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解放的机会出现了，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昔日的敌人和对手必须组成一个国家，成为国家共同的管理者、爱国者和守卫者。
在一跃成为自由王国的过程中，许多非洲人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们内心有两种记忆、两种忠诚，彼此之间展开了痛苦而且难以解决的争斗。
一方面，是对自己部族和民族历史的根深蒂固的记忆，他们知道在需要时该寻找哪些盟友，憎恨哪些敌人；而另一方面，则是要进入独立的现代国家的大家庭，而它的先决条件就是摒弃一切盲目的民族利己主义。
早在1962年，苏丹的南北方之间就爆发了第一次内战，持续了十年之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脆弱不堪的和平断断续续。
《卢旺达饭店》
这是非洲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可能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但由于它发生在我们这颗星球最偏远的地方，并没有直接威胁到欧洲或美国等地的任何人，所以无法引起更大的关注。
另外，由于该地区的通信困难和喀土穆的严格限制，媒体无法进入这场战争的战场，无法到达那些悲惨的、尸横遍野的杀戮之地，世界上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苏丹正在发生一场大战。
喀土穆的阿拉伯贵族们不同意南方那些放牧的跟他们享有同样的权利。南方人不想在独立的苏丹国内被奴隶贩子的儿子统治。南方要求独立，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北方决定消灭叛军。
就这样，屠杀开始了。据报道，迄今为止这场战争已夺走了一百五十万人的生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年轻国家的悲剧演变为不同军事阶层对自己的国家发动的战争、一场武装力量对无辜人民发动的战争。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贫穷、人人饥肠辘辘的国家，如果有人拿起武器，拿起砍刀和自动步枪，首先是为了抢夺食物和填饱肚子。
这是一场为了一把玉米、一碗米饭的战争。
他们与自己的国家作战，也就是对本国那些手无寸铁的民众发动战争，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他们袭击抢劫成群的妇女和儿童，是因为世界把援助都给了她们，一袋袋的面粉和大米、一箱箱的饼干和奶粉，这些东西在欧洲无人问津，但在这里，北纬六度到十二度之间，却比任何东西都珍贵。
谁拥有武器，谁就拥有食物；谁拥有食物，谁就拥有政权。这里的人不会去考虑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的核心，不会考虑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本质。我们所在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人们为了能撑到明天，只能在地上爬行，想办法从泥土中挖出几粒谷物。
封面图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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